这条路也许

    从未立志成为一个作家，我想当一个舞蹈家。但我们县城当年没有这样的条件，没有培训班，也没有外面的招考消息。只有一个剧团。小时候除了看戏，就是看书。最早是在小人书里看的《悲惨世界》和《红楼梦》，还有日本侦探推理小说，西藏农奴故事，聊斋，杨家将，女娲，梁祝，七仙女。小学三年级翻完了莎士比亚全集，那是我接触的第一套外国丛书。然后是三毛、琼瑶，又有幸读遍金庸所有作品：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当年我也想过攒副对联，一个人著作等身是件神奇的事。到现在我也没编好对联。我想这些都是我急于表达的原因。

    我在九江那个有着沉重房贷的房子里，写了第一个小说。在当年汪寒洁先生主持的期刊《青年作家》上，这小说作为头条登出来。那年发表了七个小说，在《青年作家》上有三个中篇。这不能不说是由于汪先生的偏爱，至今记得他在电话里那种爽朗的笑声，讲小说时那种坚实、有效的话语。

    那几年尝试了不同工种，那些经验从不曾在我记忆里扎根。我如浮萍游荡在它和它之间，它们让我看清自己是一个没有用途的人。当老师时，我同时教音乐、美术、语文。做会计时，我尝试过一边点钞，一边构思小说。这些身份给我带来的迷茫和焦躁，是无法用鲜亮的青春掩盖的。我可以继续开画室，继续做记者，或者一边做那些，一边写作。那样收入要比稿费来得高，来得容易一些。但我不能肯定那样还能写出小说，在做那些的时候我能产生写小说时，那种巅峰般的幸福感。一向是撤退的姿势，人生对我就是一道减法算术。

    毫无计划、随心所欲的写作中，我是幸福的。也是苦恼的，才华仿佛喷薄殆尽，细小的问题从条条缝隙中钻出来。创作中接踵而来的疑难，使我到达第一个瓶颈口。那时我先后给宋清海、陈世旭、刘华、熊正良先生寄我的小说，他们是父亲同时代的师友，是江西写小说最厉害的人物。令我意外的是，我得到了来自这些前辈大腕们创作上的指导，政策上的扶持，以及进修和工作上的机会。他们毫无架子，来信来电，同我交谈的态度俨然我就是一枚冉冉上升的新星。仿佛他们的邮箱一直空着，专门等着我的小说出现。假如没有他们的肯定，产生的那种美妙幻觉，我是难以上升的。进鲁院学习那年，也是春天，莫名其妙写出了新的小说。那种欣喜之情，一扫两年来身体和情绪的雾霾，几乎是新生的感觉。

    四年过去，我写得很慢。慢不是缺少灵感，有时是因为缺乏清晰的认识和付出。我不确定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仿佛没人需要文化，人们习惯物化一切。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都能折成物价换算衡量。记得十年前在省作协换届会上，我同一位鲁院师兄私下探讨的话题，成名了又怎样？我遇到的人生问题，成名能帮我解决吗？师兄凝视了我一会，说，成名后再说。现在想来他真是厚道，没有当面取笑我。当一个没有成功的人，居然质疑成功，一个处在山谷的人，却不仰望高山，无疑是非常可笑的。

    十年后我还是没有成名。现在我不得不写得快一些，这样，我在另一个城市落脚，可以部分抵消房租带来的压力，体制改革带来的动荡感。在我老去前，必要积蓄足够的声誉，钱财，也要做好孤老余生的准备。快一些，早一些，多一些。难道这跟我要写的东西有什么关联吗？难道我不该按着自己的兴致写那些地老天荒？这种慌张、张狂、失措，跟我曾经从事的芜杂职业有分别吗？

    并不是快慢问题。写得慢很可能是我的一种理想，来自天性，或出于自负。也可能仅仅是体力不够。当慢不等同于享受，快和追赶就成为同一个词。我想正是物的缺乏，人才去逐物的。惟有物的充足，人才能抛开物。文化难道不是一种物质承载的生活方式？当人们生有所倚，老有所养，社会秩序井然，就会建立健康的文化和信仰生活。当一个大机器运转起来时，跟不上的零件就是落伍，被淘汰甚至毁灭。当它发出高热时，冷静的就是异数。当它扭曲变形时，完整的就不合适。当你步履匆匆，追赶那列豪华车厢，我在背面躲避强光，同你有着相同的命运。我深信人在身心富足的情况下，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成功会回到它本源的定义。

    当写作成为我坚持的事物之一，我一边前行一边质疑，一直走到命运幽僻处。幽僻处可有人行？那年看到北岛译的一首诗，《这条路也许》——

    这条路也许

    不通向任何地方

    但有人从那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