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远行的王尧先生

    两三个月前，我给王尧先生家打电话，是他的儿子接的，告我父亲已住进四季青桥旁边北京市最好的一家养老院，一人一间，有专人看护，条件非常好。家里的电话准备移进养老院，以便于熟人联系。最后告诉了我养老院的地址。我听后，心里有点戚戚然，因为我这么多年都已经习惯去民院宿舍四高层先生的家看望他了。当然，自去年先生的老伴突然病故，孩子又都远在国外，只先生一人在家，虽有保姆，仍很不便。所以，这样的安排算是不错的了。于是，我准备去看望先生。给他老人家带点什么呢？他最喜欢我编的书，这也是他眼下最需要的了。我给他准备好了《季羡林学术著作选集》的前五册，还有《想念张政烺》。他跟季先生很要好，我们经常谈这方面的事；他很佩服张先生，一直在等着看这一册；我主编的《想念大师丛书》都送给了他，他特别欣赏，总说我又为学术界做了一件好事。这不，《想念杨宪益》过几天就印出来了，我想干脆拿到书后一并给他送去，先生该多高兴啊！为此，我还约了我的同事，也是他的学生，一起去看他。

    今天（23号）中午，我在和一个朋友通电话谈事情，中间她告我：王尧先生去世了。听了后，我有些惊呆了，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原准备这几天去看望他的啊！我都能想得出，他看到我拿给他的这些书，一定又会夸赞我一番的！可这次，您怎么就这么匆匆远行了呢？我编的书还怎么能送给您呢？写到这里，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我和先生是1985年认识的。有一天，他来中华书局看望赵守俨先生，赵先生是副总编，也是即将创刊的《书品》杂志的主编，我是杂志的责编，正忙于创刊前的准备工作。赵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将我介绍给王尧先生，并嘱我说：今后可以多约王先生给杂志写文章，他可是藏学方面的权威啊。就这样，我和他老人家认识了，从此就没有断过。最初是约他给《书品》写文章，后来又约他给《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写文章，接着又约他为我主编的《学林春秋》和《学林往事》写文章，再后来，又约他为我参与编辑的《国学新视野》大杂志写文章。先生对我真是有求必应，厚爱有加，以致于我对先生都产生了依赖性，一有什么想法，就先跑去先生那里，和盘托出。每次他不仅认真听，还常常帮我出主意，想办法，并身体力行，带头写文章，按时交稿子。如我约他为《学林春秋》写稿，他交来了《我与西藏学》；我又约他为《学林往事》写稿，他又写来了《特立异行，追求真理——记我所知道的先师于道泉先生》。他不仅自己写，还告我可以约谁写。他认为我的这些想法都很好，对承传学术很有帮助，鼓励我坚持做下去。

    1999年，我因故离开了中华书局，来到了现在的出版社工作，先生知道后，对我仍然是一如既往，有求必应。我提出想编一套《名家心语丛书》，他听后，极表赞成，认为这是我的风格和长项，鼓励我组织好编辑好。当拿到书时，他认真翻看后对我说：你又为老先生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2006年，我为季羡林先生出版了《病榻杂记》，社里准备搞一个座谈会，我把书送给先生，他看了特别高兴，说这些年你帮季先生编辑出版了好几部书，先生总夸你书出得是又快又好。你对这些老先生有感情，他们都很信任你。我提出请他参加我社的座谈会，他欣然接受，并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2011年，《国学新视野》大杂志创刊前，我提出希望先生能出任顾问，他愉快地接受了。我希望能写一篇他的专访，他也高兴地答应了，这就是发表在2012年冬季号上的《“仁波切”与西藏活佛转世制度——藏学家王尧教授访谈》。第二年，该杂志在北京举行创刊一周年座谈会，我代表主办方请他出席，他也高兴地到会并表示祝贺。

    同年，我提出主编《想念大师丛书》的计划，他听我谈后非常支持，认为这些大师都是国宝，确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应该编辑好这套丛书，给后人留下一笔真实、宝贵的研究史料。《想念周振甫》出版后我们召开了出版座谈会，王尧先生亲临大会并做了主旨发言。其后，每出一册，我都会送他阅正，他总会给我热情的鼓励，支持我把这套丛书出版好。

    2014年，我着手编辑出版《中国古典数字工程丛书》，之前，我先向先生做了介绍，他听后，认为这是一个大工程，十分重要，钱锺书先生的远见卓识是举世公认的，由他倡导和规划的项目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主编栾贵明殚精竭虑、费时三十年才初见成效，确属不易。我和他在山东大学见过面，听他介绍过此事。你今天能帮助他们编辑、出版这套大书真是太好了。当第一辑《列子集》《老子集》《庄子集》《孙子集》《鬼谷子集》和《中华史表》问世后，我社召开了新书发布会，学术界许多重要人物都莅临大会表示祝贺，王尧先生不顾年老体弱也亲临大会，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这几年，先生确实老了，但他的精神状态和记忆力还是比较好的，每次聊起那些学人往事，我和先生常常是乐在其中。记得有一次说到他的老师于道泉先生，季羡林先生曾讲于先生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并说于先生太聪明了，脑子里有许多奇思妙想，总会时不时地冒出来。王先生听后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先生刚从海外回到了北京。作为一名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他不找党组织，不要求恢复党籍，不要坐享革命胜利的成果，而是心满意足地到北大东语系任教。他为投身新社会，迎来新生活万分高兴。他对老伴说：我去国这些年，一直是你照顾家和孩子，付出了很多，我很感谢你。但如今是新社会了，都要自食其力，不能剥削。为此，我想好了，你也要做点事，由我给你发工资。做什么呢？干脆去放羊。于是，他买来一只母羊，让老伴每天去放。此后，邻居们每天都会看到于师母到校外去放羊。遇到下雨天怎么办呢？于先生便买了两件雨衣，一件给师母穿上，一件披到羊身上。当时，塑料雨衣还是稀罕物，红红绿绿的，十分鲜艳。这一下子成了人们眼中的一道风景。特别是后来，于先生听说听音乐能有助于母羊产奶，他又买来半导体收音机，叫老伴跨上它，一边放音乐，一边放羊，遂成为当时的奇谈。王先生讲完，两眼笑眯眯的；我听罢，则笑出了声。我和先生在一起是多么的开心啊！可如今，这一切都不可能再有了。

    他的老伴还在时，每次我去，都是她給我们端吃的、倒喝的，看得出，先生平时在家被老伴照顾得很好。但就在去年，他的老伴突然先他而去了，这对先生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老伴走后，他先是到奥地利孩子们那里住了一段，回来后，我去看他，房间里顿显空荡荡的。他告我，平时他的日常起居都是老伴照料，家里除了书以外，东西放哪他一概不知。每次出门，也都是由他老伴打理，陪他一起去。现在老伴走了，他连钱和证件及一些日用品放在哪都不知道。老伴是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的，所以他没有心理准备。但他说，老伴在病发前，有一天曾对他说，你来，我告诉你咱家的钱和证件及一些日用品都放在哪了，万一有事，你也好知道。我当时没明白老伴的用意，还说，你知道放哪就行了，我不用知道。可谁知，老伴有一天竟突然走了，来不及跟我说话，叫我一下子如何是好？先生说到这儿，眼圈红了。我跟先生认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看到他这么伤心。

    自此以后，先生的身体就每况愈下，终于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我现在明白了，他是急着去找老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