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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是中国先贤在把握宇宙万物变化中所提炼出来的一个概念，它所代表的是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规律。其要义有二，一是“天道循环”，二是“物极必反”。就天道循环言，《周易》中有一个字的表述叫“复”，复卦即是对这一循环的反映。《周易·彖传》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象传》说：“无往不复。”万物便在这种循环往复中获得生生不息的永恒。故《彖传》又说：“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胡瑗《周易口义》也说：“天地之道，生成之理，往来之间，循环不絶，周而复始，无有穷极。”《老子》把这种循环视之为自然的常道，故曰“复命曰常”。凡是违背这种常道而妄自作为者，其结果必然很糟，故《老子》又说：“不知常，妄作凶。”就物极必反言，即《彖传》所谓“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林栗《周易经传集解》也说：“物极必反，道穷必变。”懂得这一规律，则可以有两种运作方式，一是置身其外者，以观其极，把握其时机，顺时而变，这就是《周易》革卦表达的意思，这种变“顺乎天而应乎人”（《彖传》）。《系辞下》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就是这个道理。二是身处其中者，则要掌握“中正”，适可而止，保持最佳状态，否则知进而不知退，必败无疑，此即《周易》所说的“亢龙有悔”。耿南仲《周易新讲义》解释说：“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是乃所以自悔也。”简言之，无论是违背天道循环规律的妄自作为，还是“知进而不知退”的贪求无厌，其结果非“凶”即“悔”。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中国先民经过无数次的经验教训后总结出来的智慧之果，并非唯心之论。用此规律关照中国现代城市的发展，不免让人忧心忡忡。
中国城市跃进式的发展，出现在上世纪末。其主要特点是：一、城市拓展处于无序状态和无长远考虑、无规模控制的状态，建筑格局如同教师的板书，不断擦了再写，这成了一种常态；先是城市包围农村，然后再把包围起来的农村在城中村改造中吞食掉，这成了一种常规。二、以非法手段侵用耕地的小产权房产，在城市周边雨后春笋般兴起；以合法手段获得政府权力支持的开发大亨，大气磅礴地进行着跨村、跨市的圈地运动；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为目标的政府决策者，摧枯拉朽般的在各个城市的中心部位铲除城市的历史记忆，并于城市的中心区的内外建造起一个个开发区、体育馆、影剧院、新广场、科技城、服装城、大学城等；以“克隆”与“盗版”为主要伎俩的设计者，尽其全速抛出千城一面的张张图纸：你有个“硅谷”，我来个中关村；你有个曼哈顿，我有来个陆家嘴；你有个天安门，我来个华门；你有个鸟巢，我来个鹊巢。非法者、合法者、权力拥有者、平庸设计者，共同组成的造城团队，铸就城市的形象，加快了造城运动的步伐。三、农村暴发户携资入住大城市，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大学生、大专生批量地滞留和漂向大城市，寻找发展机遇；农村男男女女潮水般涌入城市，进入了物流、建筑、清洁、保安、家政等行业。几乎大大小小的城市，其规模都超过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两、三倍甚至更大。而从领导到市民，皆以大以多为美、为荣，进行着相互攀比、竞争，以此而加快所谓现代化和与国际接轨的步伐。经过几十年“旧貌换新颜”的城市发展、改造中，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大大小小风格一致、将大地连接起来的城市方阵；是林立在大大小小城镇周边的未曾竣工而已人去地闲的楼群建筑，以及一座座建造良好而空如鬼城的新开发小区；是一个个城市中心区人如水潮般地涌动，车如蚂蚁般地爬行。
而令人担忧的是，第一、目前的城市发展违背了天道循环的规律。教育资源、生活条件、工资收入、医疗设施、基础建设等等不合理的安排配制，导致了城乡差距急剧加大，吸引农村有钱人定居城市；城市商业经济的高度发达，钱来路之快十倍、百倍于农业收入，诱使数亿农民弃农从商；城市建设对于劳动力的大批量需求，也引来了浩浩荡荡的农民工队伍入城谋生。加之不少城市出笼的农业人口入城购房上户的优惠政策，更促成了“农民”向“市民”身份转换的热潮。但在农村通向城市之路敞开的同时，城市向农村回流之路却被现代化的洪流冲断。在城市灯红酒绿生活的反衬下，乡村是一片死寂，良田荒芜，校舍凋敝。有进取心的农民为了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不得不入城就学；中年人为儿子婚娶，不得不入城打工；青年小子为娶妻生子的费用，不得不入城赚钱，做苦力；有农村背景的城市公职人员，生活在舒适的高楼大厦中，无心回乡；有“叶落归根”念想的有识之士，因农村家园失去，回乡不得。由此，城市变成了一个只进不出的大口袋，人口一天天暴涨。以北京为例，人口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 871.5万，暴涨至2014年的2151.6万，再加770多万的流动人口，人口靠近3000万。在北京市16410多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竟立体存在着如此多的人口，北京市人口密度竟近于18000人/平方公里。大大超过了国际标准。照此发展下去，将会如何？
第二、目前的城市发展正在“物极必反”规律的支配下走向灾难之渊。任何一个城市的承载都是有限的，压倒骆驼的往往是最后一根稻草，这不能不警惕。但现在看到的，首先是，城市无节制、无计划、随意性的发展，导致资源、财富的极大浪费。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660个城市调查，发现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六个月读数为零。如果按每套房住一家三口计算，这意味着可供近二亿人居住。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是，今年10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多达6.8亿平方米。因人口暴涨，导致了现代城市灾难的出现，如交通拥堵，雾霾频袭，环境污染，水源短缺等等，这一切不仅大大影响着市民的健康和正常生活，而且也在威胁着无数人的生命。而由此带来的是城市免疫力的急骤下降，几乎难以经受重拳一击。就北京而言，假如发生大地震，高楼中人全部逃出室外，近3000万人站在16410多平方公里的空间，那一平方米上要站几个人呢？这将是何种情景？如果因地震而断电、断气、断水五天，3000万人的逃生之路又在哪里？二十年前本还留存的可作为逃生空间的农田，现在已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危险区域，3000万人在短时间内如何疏散？而且现在城市家庭，有几家能存三天水、五天粮？到底有几人能生还？这一切都让人不寒而栗!其三，城市无节制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数亿农民付出妻离子散的代价入城谋生。农民不离本土是良民，离开本土，生存遇到困难时，性质就有可能发生变化。数亿农民变为流民，对社会稳定这将是多大的隐患!
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城市发展正走上一条不归之路。中国积累了数千年的智慧告诉我们，要解除当代城市面临的危机，必须遏制城市向极限发展，慎重对待高楼建设以及城中村改造之类的造城计划，而加大新农村建设的力度，废除原来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城市发展模式，让农村与城市协调发展，缩小差距，开通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的循环之路。其战略有二，一是“引水归源”，即让背井离乡、漂泊在城市的农村人口回归乡土。方法是：一、通过乡村学校的建设，特别是软件的建设(如用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到乡村执教等)，吸引学生回乡接受与城市人相同或相近的教育，使随学生入城的家长还乡；二、通过大力扶植乡村企业的发展，让农民工回乡就业，使其不离本乡即可有钱花(一般来说，农民只要有月千元的工资收入，即可留在本土，因为他同时可以顾家)。二是“引叶归根”，即出笼一定的政策，鼓励有农村背景的退休人员回归故里(如给一定的安家费和工资待遇，帮助解决实际生活困难，支持他们二度创业等)，使他们发挥传统乡绅引领乡村发展的积极作用，增强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力量。这样，不仅可以缓解城市因人口膨胀带来的压力，减轻城市灾难，还可以激发乡村的活力。战争不可不防，依靠国际粮食救急，毕竟不如依靠自己。如何使新农村在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格局中，起到生命线与安全岛的作用，这应当是一项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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