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中正、包容三十年

    “三十年了，在中国文学的格局里，《小说评论》已经是设立在陕西的一个天文观察所、一个地震的勘测站，一个守边关的哨所和一个传递信息的烽火台。”《小说评论》创刊30周年了，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如此形象地比喻这份刊物的地位和重要性。

    的确，这本杂志不仅是陕西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界的重要阵地。贾平凹说，《小说评论》在新时期文学开始后应运而生，那时是文学的春天……它在风里枝叶招摇，枝叶招摇又助长着风的劲头。

    中正包容的风格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文学艺术生产力得到大解放，必然对评论提出要求。当时各地陆续推出有关文艺评论的刊物，如辽宁的《当代作家评论》、四川的《当代文坛》，陕西办什么刊物？胡采和王愚提出要叫“当代XX”，李星说，小说这么红，就叫《小说评论》吧！刊物的名字就这么定下来了，1984年7月，陕西省委宣传部批准刊物出版，1985年出版第一期，胡采是主编，王愚和李星是副主编，胡采和王愚先后退休，1993年李星担任执行主编。

    在《小说评论》创刊后，早在1980年成立的笔耕小组宣布解散。《小说评论》的编委会名单，便是笔耕小组的全部成员。值得一提的是，李星还是笔耕小组的发起者，他受胡采的传统观念影响，觉得贾平凹当时的小说调子太低，情绪不健康，其他人也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说法，不像柳青、杜鹏程等陕西主流作家的明朗、积极。加之当时地质界也有批评其作品丑化地质队的，李星就写了一篇有“文革”遗风的批评文章。文章太冲，当然《延河》不好发，于是胡采等人决定在1982年以笔耕小组名义举行贾平凹的座谈会，结果主要是批评。当时认为李星文章有政治背景，给贾平凹造成了很大压力。但很快他就从正面吸收了会议的意见，李星和贾平凹的关系并未受到影响。“他知道我有口无心。”李星说，陕西有评论家和作家交朋友的传统。胡采和王汶石、柳青都是亲密的同事，也是朋友。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作家和新老批评家也保持着友好亲密的关系。

    据《小说评论》现任主编李国平介绍，1985年《小说评论》创刊时为80页，定价0.45元；1987年扩版为96页，定价单本为1.2元；1991年为2.0元；1999年为4.0元；2000年为5.0元；2005年为8.0元；2008年扩版为106页，单本定价为12元；这个检索令人有点感慨，是刊物历史的一部分，或许也折射出了些微的社会经济信息。《小说评论》的三十年似乎无太多的波澜，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是社会变革前行的受益者，也是新时期文学的伴行者。在《小说评论》创刊十周年的时候，评论家雷达曾说，“《小说评论》是文坛上的西北之光”，“如果没有《小说评论》杂志，西北文坛的天空将多么寂寞”。

    遭遇困境

    《小说评论》自创刊起提出和文学创作紧密结合，提供最新的小说创作信息，发展小说评论，引导小说美学，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接纳来自全国各地贴近小说创作实际的评论文章。由于《小说评论》的编辑们和全国评论界比较熟悉，办刊组稿并不难，令时任主编李星最为困扰的是经济来源。他接手刊物时，尚属于计划经济的“老规程”，后来文学刊物自主经营，国家不予补贴，他只好亲自去拉广告。最困难的时候，连工厂的印刷费都开不了，经济非常困难。一些知名评论家的稿件，千字30元，破格也只能开千字35元。“因为经营无方，拉不开赞助，编辑受穷，亏待了作者。”有一次谈到刊物的运行时，李星忍不住掉了眼泪：自己是面对稿件、面对作者的传统编辑，不善经营，稿费低，刊物质量就无法保障。

    在当时文学期刊严重下滑的大环境下，《小说评论》坚持品质和原则，实属难能可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争论，《小说评论》坚持以现实主义为主，对现代主义也不排斥。现在看，现实主义还是有生命力的。李星说：“我当主编用稿子从来不看人。刊物唯一的原则就是以质量为准，一发现苗头就主动约稿。刊物是文坛的公器，不能宣扬自己的观点，《小说评论》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多年来一直秉持两点，一是质量第一，二是不排斥另类观点。”李星对此深以为豪。即使是别处淘汰的稿子，李星也善于发现优点，因此培养了一大批有潜力的评论家，如於可训、李遇春、吴义勤、谢有顺、张清华等等。北京大学的曾镇南、郑州大学的陈继会、河北师大的郭宝亮、李星都约过稿子。刊物开设了“小说家档案”、“作家评论访谈”等栏目，有一次於可训打电话请李星写个计划书给他，李星一口气写了十多页。

    在李星的印象中，2006年李国平接任主编后，联合高校资源，采取多种措施，使《小说评论》的生存状况得以改善。如今，在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扶持下，刊物完全解决了后顾之忧，这是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成为批评思潮的参照

    “《小说评论》30年伴随着胡采、王愚、李星、邢小利等几代人的心血，若形象地评价它的历史，无大的波澜，平实二字足以概括，它烙印着母体的血统，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如果我们细究可以找出陕西文学批评的文化性格。”李国平认为，当代批评期刊的功能有多个层面，比如知识生产和传播，比如学术积累和建设，重要的是它必须敏感，保持对文学的观察与追踪，必须有当代的文学感，进入当代的进程，还要传导当代文学思想的思考。李国平说，《小说评论》这些年未必有这样鲜明的体现，但渐渐明晰起来了这样的追寻，在现场感和历史感、在自觉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和学术品位之间寻找一条道路。

    之所以《小说评论》在文学界、批评界、学术界都有很好的声望，首先是有好的传承。刊物的几位主编胡采、王愚、李星不仅是编辑人，也是八、九十年代全国一线的、一流的评论家，是他们对刊物投入了思想、情感，奠定了刊物的基础和品格。其次是有一支具备专业素养的编辑队伍。李国平分析说：“你想把刊物办成一线的或追求一流的，得有赖于想法或思想，你的文学敏感和学术认知。你得对现当代文学思潮有较全面的判断和把握。说到底，刊物的品貌就是办刊人思想的体现。”作为主编，李国平把《小说评论》看成大的学术生态链上的一环，看成一种积累，一种漫长的建设过程。一本刊物，一期办好容易，期期办好很艰难，不可能长年累月都理想。

    “《小说评论》不敢奢谈目标，我想有一个基本定位，就是鲜明的实践性、深厚的学术感、历史感和现场感相统一，学理内含和鲜活的表述相统一，以后万一有人在看它的时候，仍然会把它看成有价值的鲜活的批评生态、批评思潮的参照。”李国平说。“这样一个中正、包容的办刊风格，在我们国内的批评刊物中，是独树一帜的，文学界、批评界、学术界都有很好声望的这样一本杂志，这本杂志不仅是陕西宝贵的财富，也是我们中国批评界至关重要的阵地。”李敬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