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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济正义是吸人眼球的好字眼，其既明确又不明确的指称内容，人人心向往之。明确者，相对于个体性理解而言；不明确者，相对于众人理解间的比较而言。人人都有对经济正义的看法，但看法中的具体内容之间有天壤之别，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对经济正义的说辞与马克思对经济正义理解间的比较可为例证。人人都认为自己的行为符合经济正义原则，以刻薄残酷而被世人诟病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式的资本家也不例外。到底什么是经济正义？言人人殊。用纯科学的标准衡量，这个问题无解。
无解的问题就不需要探讨？非也。但要探讨，就要改换思路，不是问：经济正义是什么？而是问：理解经济正义问题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找到逻辑起点，经济正义是什么的问题才会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理解经济正义问题的逻辑起点到底是什么？在哪里？解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面临的理论困境，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二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研究雇佣劳动与资本，二者的人格化是工人和资本家。像其它社会历史性劳动一样，雇佣劳动同样由五种因素构成：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雇佣劳动的特点是劳动与所有权分离，劳动者失去所有权，非劳动者即资本家得到所有权。
在马克思看来，雇佣劳动者的作用是结合不同的生产要素，进行创造形式的活动，结果是劳动对象由原料变成了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商品。这样的商品是劳动者哲学性主体身份的确证，也是法权意义上所有者身份的证据。劳动者通过劳动把自身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创造出来。当然，商品价值的构成中不仅仅包括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此外还包括原材料价值等的转移。表面看，它们是资本家的所有物，因为它们由资本家出资购买。马克思用区分剩余资本I和剩余资本II的形式证明，资本家购买生产要素的资本是对象化劳动，是死劳动，归根到底是劳动者的创造物。这种物化劳动经历三个过程（货币资本与活劳动能力交换的过程、实际的生产过程和产品变为商品并把价值实现出来的流通过程）以后，其法权性质发生了两个奇异变化，即马克思所说的两个“辩证地转化”。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物神不知鬼不觉地变为资本家的所有物，得到这种所有物是资本家的法定权利；劳动者承担没有权利对应物的义务，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无偿地奉献给资本家。此为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吹上天并视为金科玉律的私有财产权的原生态内容。马克思的论证逻辑表明，雇佣劳动者是劳动产品唯一合理的拥有者，常识性的根据被马克思以哲学命题的形式概括出来，即劳动同所有权的同一。与此形成显明对照的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产品具有资产阶级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但不具有经济合理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悖论：法律上的不合法（劳动者占有劳动产品）与经济上的合理同时并存；法律上的合法（资本家占有劳动产品）与经济上的不合理同时并存。
让以产业资本家为典型的资本家正式出场，马克思的理论逻辑结果是什么？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实际地参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挥监督、指挥和管理的职能。这种职能的发挥之必要，犹如交响乐队中的指挥和军队中的将军一样必不可少。与雇佣劳动者的劳动相比，资本家从事的是管理性劳动。管理性劳动的管理对象之一是雇佣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所以，资本家的劳动是剥削性劳动。理论逻辑演化至此，已经到了非常吃紧的节骨眼上：因剥削性劳动而得到报酬合理吗？马克思对问题作出了否定性回答。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没有资本家的参与也能进行，资本家由于管理性劳动而得到报酬合法但不合理。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已陷入自相矛盾之中。第一，资本家发挥管理性作用像交响乐队指挥和军队将军发挥作用一样必要的判断与没有资本家的参与生产照常能进行的判断相冲突；第二，资本家确实进行了具有必要性的劳动，但不具有得到报酬的经济合理性根据。
马克思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理论困境？第一，从马克思写作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看，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太残酷、太刻薄和太弱肉强食，资本家管理性劳动的劳动一面被上述现实淹没了。第二，从理论逻辑的演化过程看，马克思对劳动内容的理解过于狭窄，对资本家管理性劳动的理解过于负面，以至于管理性劳动的正当性被忽略。第三，马克思愤怒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私有财产提供一切的做法，自己要为劳动提供一切。两相对比形成的价值立场过于刚性，以至于在事实认知上出现了偏差。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局部性理论困境的揭示或许会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作为整体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已失去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样的印象大错而特错。只要存在资本以及由资本与法权结合而形成的强势和霸权，那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就会显示出自己的威力。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会与资本同时并存，始终是无可替代的校正资本肆意妄为的力量。
三
西方主流经济学高调宣称自己是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这一经济学的新星曼昆在那部影响极大的《经济学原理》教材中说，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如何思考问题，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就如何思考问题。既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说话的口气如此强硬，那么，就意味着这一理论在自然科学精确性和准确性意义上解决了产品价值分工协作前提下的分割问题。这就是说，像《铅笔的故事》（又译《铅笔传奇》）这篇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论文所描述的，一枝小小的铅笔，从砍伐木材到产品，再到使用者手上而成为写字的商品，其间经过了如此多不同性质、工序和环节的劳动者之手。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给人造成印象，它能够精确和准确地测算出每一位参与有关铅笔事务的劳动者，在几毛钱的铅笔价值中，贡献了多少，应该得多少。
精确和准确地说，这纯粹是凭想象说话，毫无事实根据。用麦克洛斯基大婶的话说，这是编故事，这是写小说；用罗宾逊夫人的话说则是神话，是意识形态。这些出言不逊的评价似乎过分，但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作出比这种评价高出一点点的评价。
检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它同样面临理论困境，它没有、也不可能摆脱自己的理论困境。这样的理论困境指称两项内容。其一，高度分工协作前提下，尤其是在高度国际分工协作前提下，一件商品或一种商品的价值被精确、准确地分割到每一个参与者的头上，据此进行符合真正科学标准的合理分配是无法做到的事情。其二，即便这种精确和准确的分割能够做到，那么，分割过程也需要成本，而这样的成本会远远大于被分割商品的价值，在经济上极度不划算，是得不偿失的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这种不划算的活动，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精神和基本原则相冲突。为了确立上述观点，我们以电影镜头回放的方式回顾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历史，这一历史将会表明，上述观点能够成立。
1、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开创性奠基性著作。书中的劳动者工资理论有几个要点值得关注。第一，供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物质财富由劳动者创造。第二，劳动者从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中分享一部分以用于过得去的生活才是正义。第三，人道的工资标准是高工资，高工资才有高效率。第四，劳动者健康幸福的社会才是真正繁荣幸福的社会。亚当·斯密学术后继者中的大部分人对上述观点作了断章取义和各取所需的理解，结果与亚当·斯密的初衷相反，资本家利益得到了特别的关注、照顾和论证。两相对比可以发现，亚当·斯密是好人经济学家，后继者往往是不肖学术子孙。
2、李嘉图
此人的活动年代距亚当·斯密逝世的时间最近，他可算作是第一个把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硬性扭向有利于资本一方的人。他所大力倡扬的经济自由主义实质是资本家肆意妄为的自由。在劳动者工资问题上，这一点可以被明确地揭示出来。第一，生存工资论。这种理论认为，劳动者工资唯一合适的判断标准是维持劳动者的生存，越过这一点，资本家的利润受损害，资本主义生产受影响。第二，劳动者工资的多与少必须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立法机关干预是错误之举。第三，劳动者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处于天平的两头，天平倾向于资本家利润一方，对劳动者有利。第四，大力批判对社会弱势群体施予援手的《济贫法》。李嘉图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历史上地位很高，根本原因在于他离亚当·斯密的好人经济学而去，初具规模地建立了偏向资本一方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模型。
3、西尼尔
这个人屡遭马克思痛批痛骂。他的代表《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版于1836年。书中的短短几句话，传神地表达出他的观点。第一，经济学家们通常所说的产品价值中，资本家、劳动者和地主各有自己的贡献，因而获得自己相应的一部分合理合法的说法，都是瞎编。第二，差不多一切所生产的都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西尼尔表达的是刚性的意识形态观点，而有关劳动者工资问题的观点则是以潜在的方式表达出来。既然资本家应该拥有劳动创造的一切，那么，资本家是劳动者的恩人，是劳动者的救星，劳动者在工资问题上听候资本家发落是正义的。西尼尔观点之蛮横霸道，无出其右者。怪不得曼彻斯特的资本家相信他，专门请他以学术权威的身份为自己的舆论和道德困境解围。有感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设有专门批判他的一节：《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
4、克拉克
此人是美国土生土长的第一代经济学家。他的代表作《财富的分配》初版于1899年。该书的最大理论“贡献”是提出了边际生产力论。第一，作为自然规律，每一个生产要素创造多少财富，就得到多少财富。第二，每个人生产多少，就能得到多少。由这样的表述可以看出，克拉克以公理的形式提出自己的观点，任何人想反驳都需要勇气，谁敢于和能够与公理相抗衡呢？后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把这一公理写入教科书。公理化的做法是心虚的表现，实质是想掩盖本节开头指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面临的理论困境。
就劳动者工资问题而言，如上林林总总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型。亚当·斯密类型，更形象的说法是好人经济学类型。这种类型的观点认为，在让资本家经营自由的同时，也要让劳动者生活有质量、有尊严。李嘉图以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类型，实质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相对于劳动者而言要钱不要命的类型。好人经济学类型的思想基调很简单，也很温暖人心，即站在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立场上看问题，谈事情。西方主流经济学要钱不要命类型的思想基调要复杂得多，也丑陋得多，经过刻意粉饰和打扮，显得更为“科学”，且是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克拉克及其以后的所谓边际生产力论，可为典型例证。实际情况是，理论困境仍然客观存在，并时时带着诡秘的微笑向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出挑战，因为它仍然无法解释如下事实。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内部对边际生产力论的认识不统一，说它是像自然科学结论一样的硬科学的结论，太夸张，水分太大，无法让人信服。第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演化历史表明，从科学的精确性和准确性角度看问题，经济正义问题没有像自然科学结论那样唯一正确的答案。第三，边际生产力论的假定前提是完全竞争，问题在于，这种竞争在时间和空间两种意义上说，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出现，除非真正的上帝之手出现。真正存在的是不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中的非竞争因素或是资本的垄断性霸权，或是资本与官府串通一气，最终的结果都一样，吃亏的是劳动者，占尽便宜的是资本家。
四
经济正义问题无解的原因不难找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财富第一次分配的任何政策、方式和结果，都是政府、资方和劳方三方博弈的结果。表面看，政府没有进入资、劳双方的博弈过程和场所，讨价还价是资、劳双方的事，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情形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客观事实正好与此相反。政府以制度、法律和政策的形式决定性地参与了博弈过程。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关涉经济正义的行为主体不是两种，而是三种，即政府、资方和劳方。研究经济正义问题而不顾及政府这一行为主体，将会得到相对于正确结论而言南辕北辙的结果。
政府参与博弈过程时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量，为国家经济发展积累资本，为国民（主要指劳动者）生活的改善和体面，为稳定和巩固政权，为竞选筹措资金，为获得选票或为获得合法性认可而讨好国民，等等。不管出于什么考量，客观事实在那里明摆着，政府确实以隐身形式但又掌控一切地参与了博弈过程。政府会偏向一方或另一方，大部分情况下会偏向资本一方。当然，一碗水端平或说大体端平的情况也有，如二战后到现在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可为例证。这样成功的事例向我们昭示了两项极富启发意义的内容。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关经济正义的说辞是把资本家想法学理化的意识形态。第二，政府参与博弈过程并不像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所宣称的那样是“狼来了”，而是必不可少，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出于什么考量发挥作用、站在谁的立场上发挥作用和发挥什么性质的作用。
资、劳双方博弈的具体情况如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很好的说明。资本家始终是强势和常胜的一方，因为它有经济、政治、文化和人脉优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动者总是吃亏、吃亏、再吃亏，有时还要付出生命代价。
分析至此，经济正义的行为主体已显现出来，即政府、资本家（企业家）和劳动者。相对于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而言，经济正义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
政府：对全体国民负责，抑制资本家（企业家）和劳动者、尤其是资本家（企业家）的过分之处，维护全体国民的经济权益，使每一个国民过上基于劳动而来的富足、安全、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
资本家（企业家）：在国家制度框架内，按法律和政策的约束从事活动，在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尽到对劳动者、消费者、社会、国家和自然环境应尽的义务。
劳动者：全身心地劳动，基于劳动尽到对企业、消费者、社会、国家和自然环境的义务，保留通过适当手段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权利。
把上述针对不同行为主体界定的经济正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看问题，理解经济正义问题的逻辑起点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1、前提正义：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是基本考量，由此出发，首先把劳动者当人看，而非仅仅当作物（生产要素）看。表面看，把劳动者既当做人又当做物对待与仅把劳动者当做物对待之间不过是学术观点的区别，实质恰恰与此相反。两种观点导致了天差地别的市场经济理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和实践（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实践和英国“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实践）。两种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结果证明，只有视劳动者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物的观点才是真正可欲可取的理解经济正义问题的逻辑起点。
2、过程正义：关注和提高劳动者的可行性能力，是全社会尤其是政府和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劳动者可行性能力的增强是渐进过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下来，伴随劳动者可行性能力的增强，企业效率会提高，社会运转成本会降低，而劳动者的自我生存能力则会不断地提升。
3、结果正义：满足人的生存需求是底线，不顾及这一点甚至突破这一点的任何经济学理论，不管用多么美妙的字眼如经济自由主义打扮，都是不足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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