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以虚拟的英雄气概，来凸显现实世界的荒芜

    2012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底下》，是一部以重庆大轰炸为背景的作品，写完这个小说后，我心里还硌得慌，需要完成另一部小说来释放自己，于是从“太阳底下”溜走，钻入一片阴影之中。《空白之页》就是那片深长的阴影。可以这么说，《太阳底下》是从宏观的角度书写人心的废墟，《空白之页》是从微观的角度探究废墟是如何形成的。

    “声音消失，就意味着一个村庄的消失。天赋异禀的杨浪，纵然对声音有着极端的敏感和出色的模仿能力，如今也仅能用自己的绝技回味那些逝去的鲜活。乡村空壳化的现实，被杨浪鲜活得近乎繁复的感触和作家温润绵密的叙事，映衬出一种地老天荒的枯寂苍凉。”2015年12月26日，第十二届十月文学奖在宜宾李庄颁奖，中篇小说奖颁给了四川作家罗伟章。

    罗伟章，曾因较多作品关注中国教育而被称为“中国教育小说第一人”。他的起步很早，早到大学时便能够以写作维持生计，但是毕业之后，他有十年没再动笔。

    “不写简直受不了，于是又开始动笔。我在2005年之前发表的作品，多从痛感出发，某个地方让我痛，那痛就成为核心，辐射出小说。”罗伟章发现，尽管痛感是文学中的好东西，但好东西不止一种。此后，他在文体和语言上有一些自觉。如《不必惊讶》《大河之舞》《太阳底下》，包括去年发表的《世事如常》，便是“自觉”的产物。

    同时，他的写作越来越慢，也觉得越写越难。一是库存的问题，二是“不满足”，对题材的不满足，对结构的不满足，对叙述方式的不满足，对语言表达的不满足，这些不满足以及由此设置的难度，恰恰都是自己给的。“每当一个难度横在面前，除了读书和更切近地拥抱生活，似乎也没有别的出路。”罗伟章说，最近大半年，他在老家的时候多，因为那里有历史。他希望把历史和现实贯通，呈现来路和去向。

    读书报：最早关注您的作品，是《潜伏期》《奸细》《最后一课》等中篇小说。这些集中关注教育的小说，各有侧重，对教育改革进程中产生的系列问题都有深刻的反思。为何专注于这类题材的写作？是否与个人经历有关？

    罗伟章：大学毕业后，我当过教师。那正是教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我们一直被成功学鼓舞，到我教书时，追求“成功”已成为人们的某种本能，而成功的标准又极其单一，由此，教育的宽阔性被无限挤压和切割。与此同时，教育部门和从业者都忙忙碌碌地与社会接轨，想方设法地赚钱。学生也跟着躁动，某些校园简直就像个庞大的集市，鲜有学府气。作为熟悉这个领域的写作者，有义务呈现自己的感受、观察和思考。

    读书报：能够说说长篇小说《磨尖掐尖》是厚积薄发之作吗？写“教育小说”，您有怎样独特的感悟？

    罗伟章：我想写和要写的，是成长，是伦理，是人与人的关系，是公德与私心的冲突，是价值观的疑难和挣扎。这些东西自会“溢”出题材，让更多的人观照世相和打量自身。再就是我不回避——尽量不回避。在写作中，即便是小说这样的虚构艺术，“回避”也会成为自我过滤的方式，并因此使作品弱化力量、小化格局。我觉得，我们当下的许多写作，包括我自己的写作，格局太小了，好些作品无非是在人际关系的泥潭里打滚，最终闹得自己也面目不清；那种跃出泥潭的清爽、开放、寂静与孤傲，那种迎风而立和眺望云端的姿态，都难得一见。

    从小说本身而论，《磨尖掐尖》并不是我喜欢的，我认为我的另几个长篇都比它好。

    读书报：《声音史》研讨会上，评论家们对其多有赞誉。这部作品的选材并不十分新鲜，写农村的空巢现象，写到了乡村生活和历史变迁，但是您选择了以声音作为切入点，角度非常特别。能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缘起吗？

    罗伟章：我本人对声音比较敏感，我觉得世上的许多情感，产生于声音，你杀鱼的时候，听不到鱼叫，你就以为鱼不痛，也不怕死，你的各种感觉就比较迟钝；杀猪杀狗就完全不同。我早就想以声音为媒介写一部小说。

    读书报：《声音史》最近刚刚获得“十月文学奖”，您如何评价这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顺利吗？

    罗伟章：如果我这部小说只是写了农村的空巢化，我认为它就是失败的。我当时的志向不止于此。我希望通过这部小说，让某些东西“慢”下来，并从中寻求通向宁静的道路。我想穿越物质的层面，向大自然的神性靠近一些。我认为这些才是重要的。仅仅印证，不是我的目的。写作基本顺利，只是写得慢，修改花了很长时间。现在是越写越慢。

    读书报：《空白之页》2013年就发表了，为何三年后才推出单行本？

    罗伟章：是的，这小说要2016年春节后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表过后，我还放在那里，改来改去，但认真说起来，又没作根本性的修改，许多时候是陷在一个词语的表达上。我经常感叹，觉得写作的过程其实也是妥协的过程，你分明知道这个词不好，想换一个，你想几天几夜，做梦都在为那个词纠结，可就是换不了。这是相当苦恼的事情。后来我慢慢想通了，只要你是足够认真的，你就得允许自己有这样的妥协；即是说，有时候要体谅自己的无能。

    读书报：主人公孙康平的“英雄梦”，令人感慨万端。但他是那个时代中的沧海一粟，他和惠君的爱情也是那个时代的独特产物。很想知道您的目光为什么会转向那一段历史？

    罗伟章：2012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底下》，是一部以重庆大轰炸为背景的作品，写完这个小说后，我心里还硌得慌，需要完成另一部小说来释放自己，于是从“太阳底下”溜走，钻入一片阴影之中。《空白之页》就是那片深长的阴影。可以这么说，《太阳底下》是从宏观的角度书写人心的废墟，《空白之页》是从微观的角度探究废墟是如何形成的。

    读书报：《空白之页》中，刘湘率川军出川作战、驱吴拒陈等确有其事，您在写作中是如何把握历史的真实和虚构的关系？我想叙述中肯定有您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罗伟章：确有其事和事件背后的真实，是两个概念。有时候，“真实”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概念。作为写作者，我认为被叙述才构成真实，虚构的目的，正是为了抵达真实。

    读书报：孙康平的“英雄梦”有几次出现，但是很令人意外的一笔，是他在“红牙碧串，妙舞轻歌”的得月楼里，脑海中居然会古怪地浮动着战争的幻影。而最后他的死亡，是“以完胜的英雄梦，去嘲笑死神，也把自己短暂的一生推向高潮，回归、丰富和完成了自己的整体”。为什么会设置如此情境？

    罗伟章：能做英雄梦的时代，要么波澜壮阔，要么辉映着理想主义光芒，这都是超越物质层面的，于人生的更高意义而言是好的。然而生活要摧毁的目标，往往正是那些不能随遇而安的人。梦和梦想的区别，是梦想可以一直存在，梦却终会醒来。醒来就意味着梦的破灭。认输是最便捷的道路，但认输不等于心甘情愿。“不甘”，是人生中特别具有悲情的部分。孙康平就是这样，他既没认识到性格决定命运，更没认识到命运还要选择性格，同时也没认识到，当他迈出第一步，就已经陷进了“裂缝”之中，而且拒绝他的追问。他在得月楼的思绪，以及临终前对死神的蔑视，是以虚拟的英雄气概，来凸显现实世界的荒芜。

    读书报：“这完全是阴差阳错造成的‘裂缝’，孙康平是掉进了裂缝里。”这是小说中者光华的概括。写“裂缝”中的人物，您觉得把握起来有何难度？

    罗伟章：难度正在“裂缝”本身。那条裂缝不是齐整的，也不是静止的，它扭曲，错动，逼仄的时候让你艰于呼吸，敞阔的时候让你失去方向。世间没有一条裂缝是“阴差阳错”的，因此你得明辨裂缝的成因，它的偶然和必然。此外，裂缝本身带有寓言的性质，你的所指和能指，究竟能开辟多大的空间？这些都是难度。

    读书报：阴阳先生和已经去世多年却依然“参与”生活的“婆婆”，使小说笼罩着一种鬼魅之气。他们的存在是必须的吗？

    罗伟章：只要你感觉到了鬼魅之气，就证明他们的存在即便不是必须，也是需要的。那是这个作品的气氛。再一方面，我想打开一面墙，包括阴阳之墙，为某种东西找到出口。小说中的人物活得太过憋屈，需要出口。此外我是比较有意识地向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资源伸手。

    写作的过程中，我会尽量保持冷静。我认为，即便是抒情性很强的作品，写作者也要尽量保持冷静，要跟你描写的对象保持适当的距离；冷静不是冷，要有热度，但又不能过热，否则很可能让作品失去宽度，并因为公正的丧失而丢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