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补学术空白的《南朝齐梁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细致入微的研究成果相当多，但当我们转向魏晋南北朝通史、断代方面的著作，所见似乎不多：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张承宗《六朝史》、简修炜等《六朝史稿》，等等。而以南朝为论述时段的专门著作，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因此，从这意义上来讲，《南朝齐梁史》实有填补学术空白之功，又因其简洁精准的表达，视作南朝史的指导读物亦可。是书所用史料较为丰富，其中最主要的是“二十四史”中的正史，尤其是《宋书》《南齐书》《梁书》《隋书》《魏书》《北齐书》《南史》《北史》等，还对《资治通鉴》等进行了征引。《南朝齐梁史》专论南朝齐梁两个朝代近80余年的历史，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是“尝试着将齐、梁两朝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南北关系等不同侧面进行观照，力图展现齐梁时期的历史风貌，并努力对曾经活跃在其时历史舞台上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等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考察，希冀能对齐梁历史有一个整体的、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全书从政治、经济、南北关系与文化四个方面来论述。就四个方面而论，笔者感触最深的还是第四章《错综复杂的南北关系》。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类中特辟出一章专论“南北关系”，不仅在以往的断代史著述中从未见过，就是在此书的分类中也格外醒目。之所以要加入这一章，笔者认为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基于南北关系之于南朝齐梁历史的地位；二是作者通盘考虑全书框架结构的结果。如果仅围绕齐梁两朝自身的历史而展开，则其时历史仅为静态呈现的地处江南的齐梁断代史。而加入南北关系，则将齐梁历史放到当时的整个时段（479—557年）来考量，其时与齐梁共存的，先后有北魏、东魏、西魏与北齐，南北对峙中夹杂着交往，军事冲突外又有遣使交好的可能，如此记述，南朝齐梁史则在更大的时空中得以呈现。此种大视野的观照，呈现给读者的一定是更为鲜活、动态呈现的历史。

    《错综复杂的南北关系》下辖三节：一、“索虏”与“岛夷”：南北竞相争正统；二、南北双方的攻防战；三、南北间的遣使通好。

    先说第一节。南北对峙过程中，二者对于正统、合法性的争夺一直未停止。又因北朝政权的建立者多为少数民族，南朝诸政权的建立者为汉族。相较而言，北朝统治者对于正统的标榜尤为明显，其浸淫中原风俗日久，因而体现出的“中华”意识更加强烈。如拓跋氏所建的北魏不仅在史书中将祖先假托为黄帝后裔，而“远绍皇帝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显示拓跋氏的正宗和北魏的正统”（第250页）。而且将南朝君主斥为“岛夷”，如《魏书》中就有《岛夷刘裕传》《岛夷萧道成传》《岛夷萧衍传》。《洛阳伽蓝记》记载，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金陵、燕然、扶桑、崦嵫），道西有四里（归正、归德、慕化、慕义）。北魏俨然以正统王朝自居，而两次著名的“礼不伐丧”也是孝文帝与南齐在思想文化上竞争的体现。（“礼不伐丧”援引的是春秋时期晋国“士匄侵齐，及榖，闻丧而还，礼也”之例，详《南朝齐梁史》第254、255页）北魏争正统的另一个表现是优待亡奔北魏的南方士人。其中雍州刺史王奂之子王肃即是典型代表。王肃不仅助孝文帝定礼仪，也亲自参与孝文帝南伐的谋划，孝文帝宽慰王肃“比获萧鸾辅国将军黄瑶起，乃知是卿怨也。寻当相付，微望纾泄，使吾见卿之日，差得缓怀”，最终王肃“募人脔食其（黄瑶起）肉”，以报杀父之仇。这些北奔的南人，文化素养较高，又熟谙南朝情势，得到北朝君主的优待和利用自是必然，这种特殊方式的南北交流又促进了北朝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考察流亡南北士人的行迹及作为，有助于了解当时南北朝政治、文化等。

    再说第二节。这一节是围绕南北双方的中间地带而展开论述的。南北对峙，不是仅停留在口头上的争正统，军事冲突、战争也频繁爆发。而首当其冲的地区则是南北实际控制区之间的缓冲地带——秦岭—淮河一线，其中对于淮阴、寿阳、襄阳、钟离、盱眙等地的争夺最为激烈（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曾就南北朝缓冲地带范围的伸缩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通过分析双方进行的拉锯战可以发现，双方的格局经历了南齐时的北攻南守、萧梁时的互有攻守，再到后期的北攻南守，北强南弱在军事上得到印证。

    第三节则详细论述了南齐与北魏之间以及萧梁时期的南北遣使通好。书中配有表格以供参考、比较。通过南北互派使臣通好一览表，我们也可发现历史人物在交通南北、代表一方出使的重要性。如在第273页“表一 南齐时期南北互派使臣通好一览表”中，散骑常侍李彪的名字频频出现，李彪在《魏书》中有传，他六次奉命出使南齐，齐武帝非常重视他。而作为交通使臣，在出使时也肩负着维护本朝利益的重任。永明八年，南北使臣在吊唁礼仪上曾发生争论。是年冯太后病逝，齐武帝于次年二月派散骑常侍裴昭明、散骑侍郎谢竣前往北魏吊唁，裴昭明等人想穿红色朝服祭奠，但北魏官员称：“吊有常礼，何得以朱衣入凶庭！”裴昭明也不退让，声称“受命本朝，不敢辄易”。如此再三，又与北魏成淹交锋，裴昭明妥协了：“使人之来，唯赍袴褶，此既戎服，不可以吊，唯主人裁其吊服！”于是以裴昭明等换上吊唁的衣服和便帽而结束。（第277页）然而，在时而友好时而对峙的境遇下出使，其实也有一定风险，甚至有性命之忧，南齐后军参军车僧朗首次出使北魏被杀即是一例。

    无论是着力叙述争正统、战争、遣使通好，其目的无非是通过南北互动来呈现多面向的齐梁历史。与以前相关著述旨在强调南强北弱、南方士族渐趋没落、南朝寒人掌机要有别，是书也将触角伸向其时的“外交”。

    除此之外，《南朝齐梁史》框架中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表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政治版块的叙述带有“纪传”的意味。通过一个个掌权君主及若干主要禅代事件来展现齐梁时期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对于齐梁之际的叙事，作者综合了多个史学研究者的多种叙述，试图解析、接近历史的真相，对东昏侯、梁武帝的分析与评价都可见史学家的专业素养与严谨作风，此处仅以东昏侯为例。东昏侯萧宝卷是齐明帝萧鸾次子，“帝在东宫便好弄，不喜书学”，“尝夜捕鼠达旦，以为笑乐”，“日夜于后堂戏马，与亲近阉人倡伎鼓叫”，又“委任群小，诛诸宰臣”，以致“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这样一个在史官笔下一无是处的萧宝卷，是书援引吕思勉、王夫之的观点，认为东昏侯背负的这些恶名，未必如史书所说的那样厉害，“纵观历史，凡朝代末期的帝王，大多失德，而继起者为彰显其夺位之正当和正义，往往大肆宣扬被取代者的罪恶而极尽渲染之能事”。而从史书中也可看到东昏侯的另一面，萧齐名将陈显达兵败马圈，东昏侯下诏“为马圈将士举哀”。东昏侯儿时曾与萧遥光“共斋居止，呼遥光为安兄，恩情甚至。及遥光诛后，东昏登旧宫土山望东府，怆然呼曰‘安兄！’乃呜咽，左右不忍视，见思如此”，从此处看，屠戮无度的东昏侯温情尚在。对于东昏侯，书中作如是总结：“东昏侯继位时年仅十六，被杀时也不过十九岁，他自幼生长在深宫，不像他的祖辈有驰骋疆场、宦海沉浮的丰富历练，同时在即位后又必须面对齐明帝肆意杀戮所累积的尖锐矛盾，在位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冲突和厮杀中度过，他最后被杀的结局，是其所处时代酿成的悲剧。”评价可谓允当。

    而在经济、文化板块中，则又采取专题叙述的方式。关于经济，先是回顾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史，自春秋而秦汉而东晋南朝，在一条线式的总纲下又细分农业、手工业、商业，外及都市的发展，城市商业功能的凸显。文化方面，除了宗教、哲学、文学、史学，又加入科技一节。

    历史包括断代史的撰述，其目的是力图从多方面呈现历史的原貌。《南朝齐梁史》从散见的史料中，撷取能说明问题的部分并按照严密的逻辑与结构将其串连成文。对似乎已成定论的事件或个人，借助多方面材料（如史评类著作），谨慎地作出自己的判断，这在政治板块的撰述中体现尤为显著。相信《南朝齐梁史》平实又“有料”的叙事，力图“推陈出新”的努力及其成果，会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