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是幽燕第一松

    大学读书时，每逢周末，我经常去郑森禹舅舅家。舅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他家就住在台基厂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大院（今对外友协）内。舅舅家客厅东墙壁上端庄地挂着一幅郭老赠送他的长条幅，条幅内容是：

    枝干参天号九龙，银皮鳞甲傲秋风，唐初到此千余载，当是幽燕第一松。

    一九六零年秋录咏戒壇寺九龙松一首以应森禹同志之属

    郭沫若

    郭老较森禹舅舅年长，但他们均是经历过抗日峰火考验的老前辈，也是共同为保卫世界和平奋斗过的战友。作为一代诗人和历史学家的郭沫若将这样一幅写有咏松诗的墨宝赠给其战友郑森禹同志，自然可视为对他人格的赞扬。陈原先生在《怀郑森禹》一文中说：“森禹的人格和他的文字，展示了一切，用不着任何说明和赞颂，我所要写的都是多余的话。此刻，森禹的身影却不断浮现在我的脑际。”

    郑森禹具有何种人格？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留下哪些激扬文字？这里仅将我所知道的情况介绍给大家。

    入狱访问“七君子”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人，囚禁于苏州，史称“七君子事件”。1937年6月11日“七君子案”在苏州高等法院开审。青年郑森禹随同救国会另一领导人胡愈之一行数人到苏州，前往县前横街高院看守分所访问几位被告，接着又亲自听审了当局对七君子的审讯，事后写了《“爱国无罪”案听审记》（笔名郑禹），发表在《国民周刊》第七期（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八日）。这次苏州审问，法官依据是所谓“危害民国”的《起诉书》，审讯的核心内容是所谓“七君子响应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有罪”。在日军大兵压境形势下，此等审讯何等离奇。森禹的文章及时向社会报道了法庭的庭审丑剧，讴歌了七君子在法庭上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文章中透露沈钧儒先生“被审问达一点半钟之久”，文章中说“最先受训的是‘家长’沈钧儒，沈老先生答话很坚决，很从容。当他说着‘共产党要吃饭，我们也要吃饭，共产党抗日，我们难道不能抗日？’的时候，大家都很感动，连法官也不好意思再把这一点追问下去了。”文中赞扬“李先生的应答很坚决，这也就是他不屈不挠的救国的精神。”文章还从不同角度颂扬了邹韬奋、沙千里在法庭内的出色表现，盛赞史良女士的爱国行为，预言“女同胞们一定会把史良女士做榜样的”。章乃器先生审讯前的镇静，在文中也有报道。在看守分所章乃器讲了一句打趣话：“今天这里像做喜事，太热闹了！”文章结尾又以此为引子，发出爱国无罪的呐喊。让我们重读一下森禹同志文章中的这段精彩、幽默又富含讽刺意味的结尾：“‘喜事’，我又记起章乃器先生的‘喜话’了，我们祈祷着：希望政府早些给我们喝这杯‘爱国无罪’的‘喜酒’！”这篇报道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许多报纸据此以较大篇幅刊登相关内容。

    撰写《敌报悲鸣录》

    由于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日军长驱直入，使“亡国论”在社会各阶层中产生一定影响，出现严重的悲观情绪。森禹舅舅时任上海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和国际新闻社编辑。1938年初，他随国新社到达香港。在那里写了众多国际时评与随笔。1939年2月1日至8月16日他用麦逸笔名发表《敌报悲鸣录》（后改为《日报悲鸣录》）分16篇在《世界知识》杂志上连载。郑森禹利用自己的日文功底，从日本报纸上寻找到众多“马脚”，以这些“马脚”作为窗口，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生等方面向国人透视日本国内的诸多矛盾，剖析日本帝国主义外强中干、危机四伏的虚弱本质，告诫国民要敢于藐视日本帝国主义，树立抗战胜利的信心。此文善用小标题，文字精炼，令人折服。

    文章被毛主席引用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一个长篇报告，会议结束时，又做了一个结论。这两部分内容合称《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提纲》，后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毛主席在这次讲话中转引了《世界知识》一篇文章中的材料，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本质。毛泽东指出：

    日本对华基本方针是灭亡中国，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这是坚定的，不变的，在日本侵略者看来也是变不得的。今年一月二日东京《国民新闻》（军部机关报）的社论说：“眼前现实的课题，已不容寸尺后退，瞬间踌躇。事变入于收拾期，万一国步的统制有疏漏，则不但将丧失战果，且会影响国家的命运。战争的后期是比初期困难好几倍。历史上有过教训，欧洲大战时代德国和俄国不幸的事例，为政者和国民须得深加洞察。”（《世界知识》二月一日出版的九卷一期）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基本的侵略方针非贯彻不可，否则有德，俄革命的危险。由此可知，以为日本可以从根本上让步，可以不经长期战争而用英美压力恢复卢沟桥以前状态（蒋介石，国民党许多人），只是梦想。

    毛主席在提纲中引用的《世界知识》的文章正是郑森禹《敌报悲鸣录》的第一篇。

    潜心研究日本问题

    郑森禹是我国著名国际关系问题专家，他当年正是出于抗日战争的需要而潜心研究日本问题的。抗日战争中，森禹一度住在上海珠林书店，珠林书店是爱国进步人士的一个地下联络点，管纪奋同志的母亲是房东。“我母亲是一个很爱才的人，看到他房间里的书，全是‘又是中文，又有符号’的日文，觉得很好奇，时常对我说：‘郑先生看的书很多，和别人不一样，肚子里的墨水一定很多，要好好向他学。’”管纪奋在《怀念启蒙导师郑森禹》一文中这样说。据管纪奋回忆，在珠林书店居住时的郑森禹不注意个人饮食和穿着，经常工作到深夜，后来得了严重的溃疡病。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郑森禹在诸多新闻媒体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全面及时地向中国人民透视了战时日本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状况。他的许多文章表现出难能可贵的预见性。除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外，他还出版过一些专著如：《日本的战时体制》（上海光明书局1938年1月版）；《日本经济能否支持长期作战》（生活书店1938年7月版）。此外他也是林斐丹、刘思慕主编的《战时日本全貌》的执笔人之一。郭沫若称赞此书为“力作”，感言“应该人手一册”。

    森禹舅舅在香港除在国新社任职外，还曾与乔冠华一起主编过《世界知识》。他一生发表的文章论著颇丰，但他写文章是为了战斗，自己生前不注意收集已发表过的文章。他逝世后，舅妈田惠贞在世界知识出版社支持下，将森禹舅舅有关日本问题的部分文章汇集出版，即《郑森禹日本问题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解放后从事外交活动

    抗战胜利后，森禹同志是地下党创办的《联合日报》《联合晚报》的社务委员和秘密党组领导成员。1949年上海解放，森禹被任命为上海军管会文教管理委员会委员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处处长。同时，还从事文化、经济和统战方面的工作。随后又奉调到京从事外交和保卫世界和平工作，曾先后兼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副秘书长、副主席，并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曾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亚洲国家会议、亚非团结大会及每年一次的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等国际会议，作为人民外交家，他出访过许多国家，足迹遍及二十多个国家。他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支持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发展与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作出过积极贡献。晚年以古稀高龄负责重建世界知识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

    2015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森禹舅舅为抗日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倾注了毕生心血。作为晚辈，我们大家都很怀念他，敬重他。青松宛在，明灯不息。森禹舅舅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