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科学经典走近大众？

    编者按：2015年最后一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办公室发表2016年新年贺词。通过视频画面可以看到，习主席书架上摆放的书分门别类，涵盖面极广。学习小组整理出了其中的一部分，受到人们热烈关注。

    人们注意到，习主席书架上除了文学、历史、国际政治等类图书，还有一套科学方面的图书，这就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元典丛书”。这是怎样的一套书？何谓“科学元典”？记者为此采访了该套书的执行主编、策划人周雁翎先生。

    读书报：当我看到这套书时，首先是惊叹于它装帧的精致与完美——以哈佛红为基调的仿羊皮封面和16开软精装，手感独特的金色纹路，再加上如雷贯耳的书名、封面上那些声名赫赫的科学大师的名字和肖像，一股古朴、尊贵、厚重和庄严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怎样的一套书？这套书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形式？

    周雁翎：“科学元典丛书”计划收录从近代科学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0年间历经长期时间检验的100部科学经典，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科学名著汉译丛书。自2005年第一部译著出版以来，历经10年，至今已经出版40余种。

    至于该书的装帧形式，我想首先是由丛书的性质决定的。这套书中的作品是科学经典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著作，不但对科学自身的发展、对人类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改变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只有这样的装帧设计表现形式，才能很好地表达这套书的历史感和经典性。

    在许多人看来，科学经典令人望而生畏，只能被少数精英阅读，普通读者显然是不敢问津的。此前也曾出版过一些同类作品，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是板起面孔，拒人以千里之外。这也许就是长期以来经典不能普及的重要原因吧。

    实际上，“科学元典丛书”中许多作品的内容，中学文化层次的读者就能理解，有些早就成了常识。如，《天体运行论》中阐述了太阳中心论的观点；《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论证了万有引力的存在；《心血运动论》揭示了血液在心脏中流动的真实过程；牛顿《光学》阐释了光的折射、反射和色散现象；惠更斯《光论》研究了光的衍射现象；《海陆的起源》提出了大陆漂移的科学假说，等等。虽然这些经典在教科书中常常被提及，但其庐山真面目究竟是什么样却很少有人知道。当然，要让现代普通读者对这些古老作品真正产生兴趣，最大的任务就是要降低阅读门槛。

    读书报：那么，为了降低阅读门槛，你们做了哪些工作？

    周雁翎：为了让更多非专业的普通读者能够接受这些经典之作，我们对丛书的表现形式作了重要调整，大大增加了其中的附加值。如，我们在每部作品前增加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撰写的导读，对作者生平、家庭环境、求学经历、科学发现、社会背景以及科学与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和生动的介绍；在每一章（编）前增加了可读性极强的导语；一些书后还增加了作者的传记、著名的演讲稿、重要信件等资料，某些书还附赠有电影光盘等；此外，所有书中都配有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以反映作者经历、时代环境以及探究过程和研究方法等。这些宝贵而丰富的资料，大大提升了“科学元典”的可读性、历史感和视觉效果。

    在图片的选择上我们遵循两条线索：一是内史，即科学自身发展的历史；一是外史，即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这两条线索看，一本书代表的科学发展历程及其当时所处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就被描述得非常清晰、栩栩如生。

    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就是试图还原历史，把读者带回到当时科学家所处的历史情境中，“近距离”接触这些离我们远去的历史人物，感受他们创造的快乐与烦恼。让“经典”与“科普”同行，让大师更加平易近人，从而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科学的内容、思想和方法。譬如，《居里夫人文选》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编辑思想和编辑“附加值”。

    《居里夫人文选》这本书由文字、图像和影像三部分构成，内容极其丰富，可以称得上是目前最完整的居里夫人文献：其中的核心内容是首次译成中文的居里夫人的博士论文《放射性物质的研究》，同时收录的还有《居里夫人自传》，为纪念已故丈夫皮埃尔·居里写的《居里传》，居里夫人的生平大事年表、论著目录以及获得的各种奖励和荣誉，两次获诺贝尔奖的授奖词和获奖演说，此外还介绍了居里夫人与中国的学术渊源，包括居里夫人的中国研究生施士元的回忆录、居里夫人女儿伊伦娜的研究生钱三强的回忆文章。书中配有一百多幅彩色和黑白插图，每一幅插图均配有详细的图注。全书图文并茂，全面展现了居里夫人的家庭环境，童年、少女生活，失败的初恋，艰难的求学，美满的婚姻，慈母之爱，丧夫之痛，寡居后的绯闻，艰苦的研究，伟大的成就，明星光环，社会影响以及为培养中国学生而作出的种种努力。随书还配有荣获第16届奥斯卡奖七项提名的《居里夫人》电影光盘一张。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居里夫人的生活经历、时代环境以及探究过程和研究方法，让当代读者有亲切感、亲近感、亲历感。

    读书报：当前，我国的科学教育特别重视知识本身的传授，而忽视科学探索的过程和科学“源头创新”的呈现。“科学元典丛书”中对历史上那些伟大发现的过程做了不厌其烦的描述，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

    周雁翎：科学是“科学家”创造的结果，科学家当然也是“人”，所以，我们在书中试图全景式地再现“人”的因素，这就是对“历史过程”的解读。这将有助于读者走进大师深邃的精神世界，感受原汁原味的科学发现，品味生机勃勃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在活生生的历史中，体悟科学发现的真谛和科学思想的来龙去脉，使读者尽量“近距离”感受科学创造的过程和科学“源头创新”的原貌，而不只是了解最终结论。

    读书报：美国等西方国家曾经发起过经典著作阅读运动，在教育界和全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周雁翎：任定成教授在“科学元典丛书”“弁言”中，生动描绘了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大学兴起而后扩展到全社会的经典著作研读运动激动人心的场面：1943年，教育家哈钦斯和艾德勒开始主持编译的“西方世界伟大著作丛书”中，曾经收入了不少科学著作。购买丛书的不仅有“大款”和学者，而且还有中学生、屠夫、面包师和烛台匠。至1965年，丛书已重印30次左右，此后还多次重印。这个时期，美国一些大学的寓所、校园和酒吧里都能听到学生讨论古典佳作的声音。至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举办古典名著学习班的城市达300个，学员约50000余众。可谓盛况空前。

    科学领域里的经典与人文领域里的经典一起，共同描绘出了人类智识的发展轨迹。在我国，商务印书馆曾经出版过一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主要覆盖人文社科领域，影响巨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偌大的中国还没有一套比较系统的自然科学经典译丛，更遑论科学名著阅读“热潮”了。

    读书报：“科学元典丛书”作为“北京大学通识教育经典名著阅读计划”，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周雁翎：十多年前，在任定成教授的倡导下，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开始跳出专与博、文与理关系的“文化素质教育”模式，对所有专业的学生开设一些真正通而识之的综合性课程，努力推行“通识教育经典名著阅读计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科学元典丛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当前，中国的大学正处在席卷全球的通识教育浪潮之中，广大青年学生前所未有地面临着经典与前沿、传统与现代、创造与继承、现实与永恒等事关全民素质、民族命运和世界使命的紧迫问题。今天，我们阅读科学元典，其意义在于，不只是要读出历史价值，更要读出时代精神和世界意义，让科学经典常读常新，成为我们创新的永恒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