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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猛教授的巨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以下简称《详考》）终于问世，我有机会先期读到，感慨此书是近年治日本流传汉籍难得之力作，将会在中国文献学和域外汉籍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谨述孙猛教授之学行与我所能理解的本书的学术追求，与学人分享先期阅读的感受。
孙猛教授，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创办不久的古典文献专业学习，打下扎实的文献基础。1979年，考取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徐鹏教授，与我为先后同学。1984年到深圳大学任教，1987年应聘到日本工作。1990年代始，任教于早稻田大学法学研究院。这部《详考》就凝聚了他赴日后二十八年间的全部心力。
《详考》分《本文篇》《考证篇》《研究篇》《资料篇》四个部分，我先睹为快，依次就《本文篇》《考证篇》《研究篇》谈谈感受。
《本文篇》实际上是一部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精校本。
自光绪十年黎庶昌将室生寺本的一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传抄本影印刊入《古逸丛书》后，在大陆、台湾多次重印，此目并不难见到。《古逸丛书》本不是善本，日本文献学家山田孝雄曾撰文批评。孙猛《详考》的底本用了至今传世所有抄本的祖本——室生寺本的影印本，他还核对了重新裱装过的原本，自然远胜《古逸丛书》本。
室生寺本是抄本，不免鲁鱼亥豕，必须加以校订整理。这项工作，日本学者小长谷惠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解说稿》（小宫山出版1976年7月）和矢岛玄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集证与研究》（汲古书院1984年9月）作了不少努力，惜因对中国文献学的基础史料缺乏了解，所以仍存在较多的缺憾。相比起来，孙猛教授的校订整理工作更臻出色当行。整理、校订工作值得一提的还有以下三点：其一，改正了室生寺本著录书条目之误分、误合及误断二十一条。其二，确认了今本重复著录书至少有十七组三十六条，同书异名因失考而重见者两组四条，文本或卷数不同而重见者十八组四十条，疑为重见者八组十九条，总计四十五组九十九条。其三，辨别出至少误收十二种非中国人的著作。
室生寺本约一万三千余字，孙猛校勘补正二百三十余处，加上上述三项的整理工作，一部可以信赖的《见在目》新校本俨然现于《本文篇》，颇裨益于学林。
《考证篇》是全书的重心，具备古典解题目录的所有特点，是一部很有价值、富有特色的解题目录。
《考证篇》设定的“原文”“著录”“校订”“存佚”“著者”“考证”“流布”“参考”等八项内容，在我的记忆中是逐渐确定的，感到唯有这样方能兼顾中日双方的学术规范，为双方学者提供最丰沛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认为本书为《见在目》所收一千余部汉籍书写了各自在中日两国流传研究的学术史也不为过。据《研究篇》的《汉籍东传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不见于《见在目》的汉籍约有一百三十余部，实际上不止此数，若以两千部计，至奈良、平安前期为止传入日本的汉籍之八成，在《考证篇》中大致被梳理清楚了，就这一点而言，孙猛对日传汉籍之研究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室生寺本著录书一千五百七十九部，孙猛采取了狮子搏兔、穷尽文献的研究方法，对每部可考书的文本面貌、流传轨迹以及存世遗痕都作了追究，发明之丰富，举证之坚确，论述之精密，评骘之平实，可叹为观止。本人专治唐代文献近四十年，而就本书披览所及，可补不知者往往都有。
各篇详略不同，详者如《古文孝经》、史游《急就篇》、周兴嗣次韵《千字文》、《孝子传赞》等条目字逾一万，《尺八图》《印书禹步》《弹棋法》等条目均在五千字以上。这些条目，无疑可以视作一篇篇专书论文，而且质量相当高。恕我寡识，有关《古文孝经》《急就篇》《千字文》《孝子传》的最新成果之研究、最周全的文本之介绍，目前恐怕也要数《详考》此四条。《尺八图》就其渊源，叙述中日两国七种不同的说法，运用了九种考古文物史料，提出了学界公认尺八始于吕才之说尚可商榷。《印书禹步》中对“禹步”之起源、步法以及在中日两国之演变均作了考察，详审至极。《弹棋法》，梳理弹棋之起源与流传史料，考其形制、棋法，明确其为身体技巧游戏，不同于象棋之类智力游戏。进而对正仓院旧藏加以考察，认为“可确认是弹棋盘者一副也没有”。用力之深，结论之慎，足为率尔操觚者儆省。有的条目不算太长，但浓缩的内容也使读者感觉到文章的份量，陆善经注《周易》条介绍陆善经生平事迹一千五百字，或许是至今最为全面的概括了。
这里再略举几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佚存文献。
《三教不齐论》，《见在目》不署作者。孙猛介绍唐人姚（巧言）、刘晏各撰书一部，二书皆有关于三教论衡，在日本和敦煌居然各有遗绪，实在是很珍贵的遗存。
《军胜》十卷，不署作者，中日书志均无著录，孙猛揭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存该书八、九、十共三卷，署梁武帝撰，当出依托，可能是唐初人撰。此书内容，与《乙巳占》可互参，对解读《兵要望江南》一类占验类著作也极其重要。
贾大隐著《老子述义》十卷，中唐后在中国已不传。孙猛记录了此书传入日本后的流通轨迹，而且汇集众学人从十一种史籍所辑得的包括序文在内的佚文六十二则，为唐代《老》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武后著《维城典训》二十卷，中国仅《新唐志》载于儒家类，罕有研究其书者。孙猛据岛善高论文并有所补充，考其书约为二十篇，每篇先引儒家经典即皇家纪事为“典”，再以“训”阐述修身为政之原则。其内容与《臣范》相参，可见武后之为政理想。
《三家簿赞》三卷，此书已佚，日本鎌仓初期天文道的摘钞本却尚存世，今藏京都府立总合资料馆，孙猛对残卷作了介绍。其顺序大致与瞿昙悉达《开元占经》所引石申、甘文卿、巫咸三氏相合；所列诸星座之排列、星数及附星座图等，与晋陈卓所记也大致相同。
释氏英《命期经》，依《周易》卜测寿命，乃唐代重要占卜书。原本已佚，日本今存相关抄本十余种，孙猛作了调查分类，并査阅了四种代表性藏本，摘录了释氏英的“命期”算法，以及日本研究家的论述和演算，为古代占卜学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八公灵棊经》一卷，今存旧抄本三种、敦煌残卷数件。孙猛介绍三种抄本均为日本室町时期钞本，但分属两个系统。
《龙树菩萨眼经》一卷，中国书志作《龙树眼论》，白居易《眼病》诗云“案上谩铺《龙树论》”，即此书。以往认为宋以后不存。孙猛记录了三个日本存本，并赴京都，据京都大学图书馆富士川文库本抄录了《眼论》八篇、《辨诸般眼病疾不同随状所疗》三十篇，以及《疗眼汤丸散煎膏方》三十五方。
我个人对史料佚籍颇感兴趣，上列诸书均具有提供新史料的特点。其实，《考证篇》跟以往的解题目录不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增加了大量出土文献以及有关各书、著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日本学者的成果。
“流布”是《考证篇》特有的项目，仔细阅读，多可玩味。《论语》是最早传入日本的汉籍，但实际上，从奈良、平安到镰仓时期，几乎不用郑《注》。近年，高桥均提出郑玄《注》其实并未传入日本。《养老令》所谓“郑玄《注》”实际是“《集解》郑玄《注》”，即摘自何晏《集解》的郑玄《注》。中国盛唐以后也有相似的情况，《集解》盛行，郑《注》少见，敦煌文献《论语》以《集解》为最多，郑《注》至赵宋竟不见于书录。这也许是比较经学史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研究篇》是专人（藤原佐世）专书（《见在目》）研究的论文集，属于日本古典文献学范畴。孙猛的论述澄清了一些重要问题。
《见在目》是一部什么性质的目录？有的学者说它是当时的宫廷、皇室的藏书目录，最流行的说法是说它是一部烬余目录。孙猛论定它既不是某处的藏书目录，也不是烬余目录，而是一部记录日本国平安前期为止的传世的汉籍总目录。
《见在目》的“见在”是什么意思？流行的说法，以为藤原佐世是据当时实存的图书著录的。孙猛证明，所谓“见在”，既指成书时“现存”，也包括一小部分至平安前期为止曾经实存的图书。
这部目录的书名，究竟应该是“本朝见在书目录”还是“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有的学者以为今本首题“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乃后人所改，书名当从尾卷所题作“本朝见在书目录”。孙猛论证，《本朝见在书目录》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文本，室生寺本题当为《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室生寺本是如何流传至今的？此本有的类目注明“私略之”，故通说以为它是一部“略钞本”。孙猛证明《见在目》的流传至少经历了五个阶段，有五个文本，今存这部“略钞本”不是一般意义的简略，可能渊源于稿本而且是经好事者增损点窜过的。
《见在目》成书于什么年代？至今有二十几位中日学者就这个问题发表过见解，其中最流行的说法是“贞观说”，以为此目所记乃贞观煨烬之余。孙猛订正了这个错误的观点，并运用了确凿的史料，证明成书、奏进的时间在宽平三年的三个可能的时间段。辨驳精确，结论足以定谳。
此外，汉籍东传是跟《见在目》有关的研究课题，孙猛也提出了饶有兴味的观点，其中两点印象颇深。
其一，关于汉籍东传的时期。以前统说，早就有许多汉籍传入日本，孙猛证明至少至七世纪初为止、派遣遣隋使之前，并没有大量的汉籍进入日本。日本集中地、大量地引进汉籍，是在八世纪的奈良时期，其后的平安时期引进汉籍也不多。
其二，关于汉籍东传的主体以及藤原佐世编纂《见在目》的根据。主体是遣唐使，此为学界通说，可贵的是，孙猛进而提出吉备真备是日本引进、收藏汉籍的奠基人，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将来目录》是一部记载日本汉籍东传的最早目录，很可能是藤原佐世编纂《见在目》的主要根据之一。吉备手头还有一部《集贤院见在书目录》，是他在唐朝访书的依据，也是他《将来目录》的范本。以前说，《见在目》模仿《隋书·经籍志》，现在看来，《见在目》也许依据的是《将来目录》，而《将来目录》则依据《集贤院见在书目录》：日本的《见在目》模仿的对象可能是一部中国的《见在目》！这个结论发前人未言，若能成立，自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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