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舒婷的《致橡树》是蔡蓉最喜爱的一首诗，谈起她的先生吕同六时，她缓缓地吟诵这些句子，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

    吕同六先生是著名意大利文学翻译家和研究者，一生中，他先后向国人介绍了180多位意大利作家、诗人、剧作家、文论家，填补了许多重要空白。吕同六一生著作等身，却仅仅享年67岁。去年是吕同六去世十周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推出了十卷本、近700万字的《吕同六全集》，将其一生的重要作品悉数收入，包括自撰文论、散文，翻译的意大利诗歌、经典文论、戏剧、小说等译著。

    自吕同六2005年去世至今，《全集》的整理工作花费了十年，几乎由蔡蓉独力完成。“把吕先生的著述和译著留给了国家，留给了后人，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吕同六历年撰写的文章分散在国内外各种报纸、杂志和书中，因其突然离世，并没有收集在一起。在过去的这十年里，蔡蓉像过筛子一样把丈夫的常发表文章的、堆在家里纸页已经泛黄的书报都过了一遍，把吕同六的文字捡拾出来，汇集到了一起。

    蔡蓉退休自中国驻意大利外交官的岗位，也是一名出色的意大利文翻译，她和执教于罗马大学的女儿吕晶翻译了很多《全集》中的资料和文章。正如《致橡树》所写的那样，她在吕同六身旁，站成了一株坚强的木棉。

    特别令人吃惊的是，蔡蓉坚持自费出版《吕同六全集》，甚至为此欠下了一笔债务——按说，以吕同六先生在学界的声望，《全集》争取到某种资助应该不是难事。是什么支撑蔡蓉以衰病之身独力整理《全集》，又非要选择自费出版呢？或许，我们能从她的讲述中找到答案。

    一

    1960年，外交部根据中央指示，从全国各个外国语大学挑选一批学生作为外交部代培生，分送到北京各大学学习小国语言，毕业后留外交部工作，为今后我国与这些国家建交做人才准备。当时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的蔡蓉被选中来京学习意大利语。

    那时的吕同六刚刚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成归国，就职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组。吕同六担任蔡蓉的意大利语老师。直到现在，每当她提起丈夫时，还是习惯称他为“吕先生”。蔡蓉说，吕先生在生活中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我第一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办公桌上插在花瓶中的一束洁白如雪、沾着水珠的鲜花。在1963年的北京，花店还寥寥无几呢”。

    两人成婚后，蔡蓉因在外交部工作，有时会连续几年被派往中国驻外大使馆，难以顾及家里，家务以及照顾女儿只能靠吕同六一个人。“在国内工作的时候，他的工作是可以在家里做的，我却不行。所以常常是他做好饭菜等我下班。有时候我回家感觉特别不好意思，挽起袖子准备下厨，吕先生马上拦住我，说，饭我做好了，你去书房看看桌上我的那篇文章有什么不足。我曾经跟吕先生说，这辈子娶了我，也没能好好地照顾你。他说，你以为娶一个保姆式的妻子，我就会满意吗？”吕先生希望蔡蓉视野开阔，多读书，在文学方面提高自己。

    在他的督促之下，蔡蓉或独自翻译、或与吕同六合译了多部意大利小说。吕同六去世时，卡尔洛·斯戈隆《春蚕吐丝——鄂多立克东游录》只翻译了三十八页，蔡蓉将后续三百多页译完，并于2007年出版。

    上世纪80年代，蔡蓉被派驻到意大利从事外交工作，从此与吕同六遥处两地。驻意外交官每五年才有一次假期，不能回国的日子里，蔡蓉和同事最期盼的就是每月来一次的信使。“那时候没有国际长途电话，都是靠信件往来。家人先投寄信件到外交部，信使会把信和工作文件一起带来。吕先生每次出版了新书或者译著，都会寄一本给我，想家的时候拿出来读，就是一剂治思乡病的良药。”驻外工作轮班持续到2002年初，使馆终于批准蔡蓉退休回国的请求，与丈夫有了最后几年团聚的幸福时光。

    那时候，因为太久不能回国，再见面时女儿都变得陌生了。“我一回家，女儿跟我也不亲近，只是跟爸爸亲近，见到我就坐在旁边也没有话说，让人特别难过。”

    蔡蓉说，是这十年里整理丈夫的文字，才知道他的工作有多么不容易。“他是单位的副所长，多少有一些杂务，自己做研究，又要搞翻译，同时还要致力于国内意大利文学、文化的推广。吕先生是一个不肯花时间休息的人，他总是长时间连续工作，换一下工作内容就当作是调剂了。”白天琐事很多，吕同六很多工作是熬夜完成的。“他说从晚上九点开始，是他最好的时间。到夜里两三点时饿了，去厨房煮一大碗面，倒上一点酱油和香油稀里哗啦吃下去。后来我常常想，如果我能在国内，能在他身边督促他早一点休息，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或许他就不会得这么严重的病，早早离开了。”

    但是蔡蓉并不后悔。“事情都是两面的。如果我真的是一个小女人，只是好好地伺候他生活，那么他走了以后，我一定没有能力完成这套书。我在外交部，做了一辈子调研，学了一辈子意大利语。意大利发生了重要的政治事件，我要第一时间写调研报告汇报到国内。这份工作很锻炼人，也让我有这个心力坚持做完一件重要的事——《吕同六全集》。”

    二

    蔡蓉把舒婷的《致橡树》写在日记本的扉页上。英国诗人兰德的《生与死》（杨绛译）也是她的最爱：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该走了

    “吕先生离开前，对我说：‘你关在外交部这个红色保险箱里，写了一辈子调研文章，与社会接触不多，我走了，真的不放心你。’我回答他六个字，人正不怕邪歪。其实哪个单位都会有一些勾心斗角的事情，是兰德的这首诗陪着我。吕先生的生活态度也是这样的，别人说他是绅士，因为他真的从来都不争什么。”蔡蓉的话在吕同六友人的文章中得到了印证。

    柳鸣九先生在回忆吕同六的文章《一位英年早逝的绅士学者》中写到：“以他的素质、能力、见识与水平，他本可以在仕途上成功地走下去，有望成为整个‘翰林院’中人文学科少见的一位出色的领导者，然而，他却中途被撸倒在地，无果而终。原因不外是，仕途是国内吸引人的一条金光大道，想要在这道上行走的人士当然不在少数，即使在清水衙门里亦不例外。吕同六的特点在于，他只知道钻研学术与事业，只知道干事，把事干好、干漂亮，而不去钻研门庭学、路线学、关系学，如果他遇上的对手并不专务于学术文化，倒是大务特务这几门官场学，把官途上种种游戏规则玩到位、玩到家，甚至还加上一些不入流的拳脚与暗器，他自然就会被撸倒在地了。”

    蔡蓉说：“吕先生什么都没对我说，这些事情的原委我也不清楚。他某一天回来只告诉我，他从所领导办公室搬出来了。我说那很好啊，你不做领导，就可以专心致志做学问了。”蔡蓉说：“吕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多：我没时间生气，我有好多事情要做。”很多朋友为吕同六不平，反倒是他自己从不提起，好像没这回事似的。

    吕同六去世时，他的收入是每个月两千块多一点，其中包括一百块的政府特殊津贴。他翻译文章、书籍赚得了稿费，就在书出版后买成样书送给同事和朋友，也剩不下什么了。吕同六自我“总结”道：“我这个工作，就是社会奉献。”但他们夫妻二人都觉得，有很多书陪伴，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多年前曾经有记者问吕同六：“改革开放之后，很多文人都下海，吕先生懂俄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国内很多三资企业都需要这样的人才，您怎么不考虑下海呢？”吕同六答到：“我动过凡心，但割舍不下事业。”很多过去的同行做一天口译赚的钱，可能就相当于吕同六几年翻译的收入，但最终他还是坐着冷板凳坚持自己的事业。

    吕同六著作等身，其中公认成就最高的当属诗歌翻译。

    在《全集》第五卷《意大利诗歌、经典文论》中，收入了意大利四十多位诗人的三百多首诗作，涉及微暗派、隐秘派、现实主义诗歌、方言诗歌、女性诗歌、新先锋派诗歌等六个不同流派。20世纪，意大利共有六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三位是诗人，吕同六皆有译介。1975年隐秘派诗歌代表人物蒙塔莱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吕同六正生病卧床，闻讯找出蒙塔莱抒情诗，译出《幸福》《英国圆号》《夏日正午的漫步》《汲水的辘轳》四首。文革结束后，这四首诗刊发于《外国文艺》，让国人第一次认识了蒙塔莱。

    吕同六认为，翻译工作并不是有一本字典就能做的，最困难的在于译者在自己心中重建原诗的意象与意境，并用相应的语言把它们传达给读者。“好的译者，必须对两个国家的文化都很了解，才能把文字背后的韵味准确传达出来。”蔡蓉回忆道，翻译诗歌的时候，吕先生总是在家里走来走去，一旦想出一句，就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坐下来写出来。邓南遮的《夏日谣曲》就是这样译出来的：

    微风拍着羽翅，

    在柔嫩的沙子上

    飒飒地写下迷离的文字。

    微风向洁白的河堤  

    吐出低低切切的絮语，

    盈盈秋波传递。

    太阳落进了西山，

    无限的音籁，阴影与光彩

    自由嬉戏在你的温存的两腮。

    海滩的宽阔、干枯的脸庞，

    好像漾出了你的惝恍

    奇妙的浅笑，万千模样。

    吟咏春日、秋日、冬日的诗歌很多，《夏日谣曲》却选题独特，选取夏日中的微风和夕阳两组镜头，注入丰富情感，使人读来仿佛欣赏一幅精美的油画。吕同六就是在对诗人邓南遮有了理性和感性的认知之后，才译出了这首诗的韵味。

    《夏日谣曲》译完后，吕同六根据自己的体会，撰写了论文《“诗翁君王”邓南遮的抒情诗〈夏日谣曲〉》。这也是吕同六的一个习惯，每一次翻译都注重研究。吕同六提倡研究与翻译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研究是翻译的先导，要对作家和其身处的环境有深入的了解，翻译才能神似而不仅仅形似。“吕先生一直强调，翻译作品没有前言，没有介绍是很欠缺的。”蔡蓉说。

    三

    蔡蓉的性格与吕同六一样，低调不事张扬。“在做驻外工作时，我是我们那一批同事中唯一的女性调研工作主力。我喜欢做文字工作，能让我沉下心来。”《吕同六全集》出版后，出版方希望召开新书发布会，她却拒绝了：“我从做这套书开始，就从没有想过要举行什么发布会。我把吕先生的东西整理出来，留给国家，我就放心了。开发布会太劳民伤财。”

    对吕先生留下的东西，她慎之又慎。

    最初有科研单位希望蔡蓉把吕同六的作品授权给他们，可以立项申请国家经费支持，还可以支付她一笔“酬劳”。蔡蓉不以为然：“我要这钱做什么？我又不是要把吕先生的东西卖掉，那样我对不起他。一旦交给别人，这些著作最后出来的质量、呈现方式都是我不能控制的，万一别人不好好做怎么办？”为了避免劳累，蔡蓉曾想成立一个编委会，但出版社不同意，认为人多则想法多，意见难统一，反而更复杂难办。“即便成立了编委会，还是需要有一个人来做总的把关，这个人一定是我，还不如我自己都做了，可省去诸多麻烦。”出版社相信只有蔡蓉最懂得吕先生的想法，再由懂意大利文的女儿助一臂之力，于是蔡蓉一个人十年如一日，日日工作到深夜。

    但蔡蓉坚持自费出版，却欠下很大一笔债务。“我早年在国外工作，还是有一些积蓄的。但是回国后，为了给吕先生减轻痛苦，我选择给他治疗用的很多都是自费进口药，不能报销，所以花费巨大。”为了筹集《吕同六全集》出版的费用，出版社社长和编辑曾专程去意大利驻华大使馆争取资助。吕同六一生为两国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荣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骑士勋章、爵士勋章和科学与文化金质奖章三大殊荣……

    “大使说不用你们介绍，我们对吕同六太熟悉了。我已经报告到国内去争取资助了，得到的回复是经济困难。说到这里，大使两手一摊，用中文说，‘没！钱！’呵呵。所以我还是得自己想办法。”说起这事蔡蓉就笑了。她后来借钱出版了《吕同六全集》。

    收到新书后，蔡蓉分送吕同六的好友，以及大学和研究院所，希望吕同六的工作能够遗惠后人。

    吕同六十分喜欢但丁的《神曲》，早年曾用诗体翻译《地狱》《炼狱》部分章节。蔡蓉说：“翻译《神曲》是非常艰难的，原文就像天书一样艰涩难读。田德望先生退休后，花费十八年时光用散文体译出一版。吕先生平生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用诗体全文译出《神曲》。他说，等他退休了，没有这么多杂务，就静下心来翻译《神曲》。可是后来……”吕先生没能完成这个愿望。

    蔡蓉说：“年轻的时候，我的工作总是熬夜，现在也熬夜。我跟吕先生都是夜猫子。”记者问：“现在《吕同六全集》已经出版了，您也可以松一口气了吧？”蔡蓉答道：“松不得。”她起身去书房捧出几本正在审阅的新书，内页贴了一些彩色的便签。“做得再仔细还是有疏漏，这也是难免的。我还是在看这套书，这些贴条的都是问题之处，我标出来。如果再版，就可以改过来了。”据蔡蓉介绍，《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戏剧”词条是由吕同六撰写的，而《全集》失收。“现在发现也来不及了，只好等再版的时候补上了。”

    现在，蔡蓉还在坚持学习。“我在读诗，中国诗人的、外国诗人的，我都读。也学着翻译诗歌。我想把吕先生想做而没能做的事做下去。也许做得成，也许做不成。有什么关系呢！总不能饱食终日，闲着不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