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语言

    古代汉语（特指书面语——下同）最大的特点就是言简意赅，用它写作诗歌和散文，可以达到回味无穷的境界。精美绝伦的唐诗宋词，是古汉语之花。就音韵的和谐、音节的齐整而言，它们是世界上最精致的诗品。同样是写风雪夜归，唐代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只用了二十个字（二十个音节）；美国的罗伯特·弗罗斯特《雪夜林边小驻》，用了十六行、一百零八个单词（音节更多）。虽然它们都达到了卓越的艺术境界，但是，谁更精致更上口，也一目了然。中国被称为诗的国度，巨星璀璨代不乏人，跟古代汉语的这个特点是密不可分的。在形象描绘和情意表达方面，古代汉语游刃有余。

    但是古代汉语有个明显的短板，它不太适合严密的逻辑论证。例如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著名论断，从语言表达的角度看，模棱两可。“白马”非马，那又是什么？难道是羊？其实他要说的是“白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而是一种具体的马”。古人论述问题，形象化例证很普遍，达到高度概括的却不多。《孙子》在诸子百家当中理论体系最为完善，也以直观的例证法为主。例如“诡道”，他的解释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克劳塞维茨的解释则完全脱离了具体事例：“诡诈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作为前提的，因此它是同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的行动方式相对立的。使用诡诈的人要使被欺骗的人自己在理智上犯错误，这些错误在最后造成一种结果，使他看不到事物的真相。”

    在科学原理的表述方面，古代汉语有些力不从心：

    圜，一中同长也。

    方，柱隅相讙也。（《墨子·经上》）

    如果我们不是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的成年人，而是刚刚启蒙的孩子，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在这里“中”是指圆心，“长”是指半径的长度而不是随便一条线段的长度；同样，我们也很难理解“柱隅”就是直角，“相讙”就是相匝的意思——言简意赅对于文学来说是好事，科学原理的表述却需要精确抽象，需要消除一切歧义。

    很久以来，人们就对这件事感到迷惑不解：古代用来写字的竹简布帛那么不易制作，写起字来又是那么费劲，为什么古代汉语还有那么多的虚词尤其是语气词呢？把它们去掉，写起来不更省劲吗？原来，第一，这些虚词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标点符号的作用，而当时行文是没有标点的；第二，正如当时的穿衣是褒衣博带、行礼是进退舞蹈、宴席是鼓瑟吹笙，甚至打仗也一度讲究车不驰徒不趋不鼓不成列，讲话也得有这种“范儿”！它必须是这种文化旋律的和谐音符。以前我们总是从制度文化等方面寻找中国自然科学（理论）落后的原因，对古代汉语抑制科学发展的副作用一直认识不足。

    佶屈聱牙的古代汉语不适合表述义理，千年以后，那半文半白的语言同样无法满足需要。朱熹的学生问：“昨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理，如何？”他的回答叫人如坠五里雾中：“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学生问的其实是“为什么理在物质之前就存在，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朱熹先用“毕竟”搪塞一下，然后不作推理就直接告诉学生结果：有此理就有此天地，无此理就无此天地。朱熹想用一个“毕竟”来代替严密的逻辑推理，毕竟是不行的。

    民间当然不会用这样的交际工具，这种语言不光会抑制理论科学的发展，也会叫三百六十行的师傅们无法授徒，他们得用各自时期的白话——要知道，中国古代理论科学无法与古希腊罗马相比，但在各种工艺上，例如冶铁、缫丝、陶瓷、建筑、医药、水利工程、造船、制盐、天然气利用等方面，却长期领先。这仿佛是一种悖论，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文白两种语言环境作用的结果。而将白话入文的努力也一直在持续。在北方，努力将白话入文的是母语非汉语的胡人。这听起来有点怪异，却完全合情合理：胡人进入中原后，出于现实需要，他们首先学会的就是当时的白话，而绝不是之乎者也的官文。他们治国理政派差收税，也不能等到学会了之乎者也以后再干起来。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说：“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这正是因为南方统治集团中南下的中原贵族顽固坚持“语言正统”，而北方统治集团中多为汉化的胡人和胡化的汉人的缘故，也就是所谓“北杂夷虏”问题。当然，北方的这种语言变化能多大程度反映到书面上，依然是个问题。但是，至少在这些胡汉难辨的人变得文绉绉的之前，官文会掺杂上一些白话甚至“胡语”，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情况，无论那些汉族文士怎么抗拒，也改变不了。《蒙古秘史》自不必说，《北史》已经是被文士雅化了的，但仍然孑遗了一些当时的“白话”词语，例如“马上”“一把子”（意为“少”）等。当然，汉人尤其是那些“布衣将相”，在白话入文方面作用也不小。汉代的周勃，讨厌文绉绉，手下官员向他汇报工作，他都喝令“趣为我语”（快给我讲）！这样一来，之乎者也肯定得让位于“引车卖浆者语”。北齐皇帝高欢给军队训话，一般不讲汉语而讲鲜卑语，之乎者也一类的东西，当然更不爱用；他的部将高敖曹（这人要在队列里，高欢就得讲汉语）喜欢写打油诗，言辞很“草根”，文士们都瞧不起。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的诏书，有的就半文半白。四大名著与现代史上那些不顾“国粹沦亡”的指责强力推行白话文的人士，则是有大造于后人！

    现代汉语完全消除了义理表述方面的局限性（情意表达功能在某些点上有所退化，例如写诗，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唐诗的精美程度了。这是因为单音节词减少、双音节词增多突破了五律和七律的音节格局），在局部上较之英语还有优势。这种优势表现在，它可以用较少的音节表达较繁富的意思。在数学学习上，现代汉语的优势更加明显。如在背诵乘法口诀做四则运算时，我们的孩子可以少“嘀咕”（内部语言）许多音节，因此运算速度就会更快。例如：

    123x123=15129我们的孩子可以这样“嘀咕”：一二三乘一二三得一五一二九。说英语的孩子按规则得这样“嘀咕”：One  hundred and twen⁃ty-three multiplied by onehundred  and  twenty-threeequalstofifteenthousandonehundredandtwenty-nine.即使他们按照读电话号码的方法去读，也比较费事。这还只是整数的运算，如果是小数、分数、平方、立方、开方等等，那就更麻烦了。这些年，我们的孩子奥数金牌拿的比较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语言因素也很关键。未来的世界将是数字化的世界，虽然数字化并非数学化，但数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珍爱我们的语言吧，它极可能是我们赶超的一个砝码。

    但是，现在有些“学者”打着光大汉语的旗号，干着相反的勾当。语言文字，如果不简要不与时俱进，就很难被外人接受，在本族群中的使用频率也会逐渐降低。美语尤其是它的口语相对于英语，词性时态等弹性较大，怎么简单怎么来，易于掌握，便于流行。反观我们，语法词性包括标点本来都是借鉴外语而来的，它对提升表达功能起到了重要作用，是现代汉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掌握它们是必要的；但如果强行用它们去分析古代汉语，那就削足适履了——即使有这种需要，那也是专家的任务，决不应该将这种专业性极强的任务交给孩子们去完成。这样要求，极大地降低了他们学习母语的兴趣，导致对母语的厌倦，从而间接地为外语占领汉语阵地打开口子。再一点，说汉语写汉字本来就被外人视为畏途，如果我们再把那些已经死亡的古董拿出来当作学问来训练孩子（例如叫学生听写极为生僻的古汉语字词），除了再添几个“孔乙己”之外，看不出它对汉语走向世界有什么助益。相反，照这样酸腐下去，汉语被推进死胡同倒是可以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