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的学术道路

    编者按：杨义堪称学界读书最多的学者之一。每开辟新的学术领域，他第一要务是钻进浩瀚的书海。研究现代小说史，他阅读了两千多种原始书籍报刊；研究叙事学，他积累了3000多种叙事学文献的阅读量；为搞清中国古代图书的插图形态，他普查了大英图书馆6万余种中文藏书；为梳理西方诗学的概念和内涵，他普查了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博德兰图书馆的1900余种诗学典藏。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学术的两翼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注意到这一点，在谈到杨义“先秦诸子还原四书”时，他认为，杨义先生一方面结合新的考古、竹简、新的发现，在阅读时又有大胆的想象飞越，然后作出结论，其背后是有证据的。

    杨义被称为学界的“成吉思汗”或“徐霞客”，是指他学术“远征”之不畏艰险且屡战屡胜，不断开拓学术上的新视境、新突破。因为他的学术著作频频出版，绝非潦草应付或挂个虚名，而是坐得冷板凳的十年磨一剑，一个人苦心经营。如今他在海内外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国古典文学图志》、《文学地理学会通》等著作50余种，超过一千万字。他曾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讲学或任客座研究员、客座教授，哈佛的李欧梵教授听完后对杨义说：中国将来会认识你的学术。

    2014年9月，澳门大学鲁迅与百年中国新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杨义又拿出了三卷《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3月，他的百万字巨著《论语还原》由中华书局出版，又被学术界誉为先秦诸子学和经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盛事。近5年时间，杨义完成了13种（共16本）著作，他总能在旁人看似枯燥无味的学海中，直抵研究对象的心灵深处，收获最为生动且新鲜的带有体温的学术成果。积累多门专家之学而成为一代通人，这就是“杨义现象”。在《论语还原》学术研讨会之后，仍有学者陆续撰文对此书及杨义现象予以探析，本报摘登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作为一个编辑，杨义一直是我最重要的作者之一。相识三十多年，我对杨义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杨义也一直对我保持支持。我换个四家出版社，在每个岗位上都和杨义合作，出版他的书，加起来有十几本了。

    从杨义不同时期的学术著作中，我可以感受到他走过的学术道路，我可以看到他的研究兴奋点的转移，甚至是学术方向的转移：他和大多数同时代的研究者一样，在20世纪70年代起步，从鲁迅研究开始，直到80年代，他差不多整整花了十年时间来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从90年代起，我们注意到他的研究向更大领域扩展，围绕着小说学，杨义开始涉及古典文学领域，而且出版了某些理论性的著作，比如说《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小说与文化》，再往后接触到诗学，有《李杜诗学》《楚辞诗学》。再过了十年，进入新世纪之后，他开始倡导大文学概念——《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是在地理和民族的层面进一步把文学的概念拓展。用大文学的观点，他也动手写作《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再往后，特别是这最近的七八年来，他又致力于诸子学研究，先是老子、庄子、墨子和韩非子这四家，现在又出了百万字的《论语还原》，真是硕果累累！

    从杨义走过的学术道路来看，我觉得有以下特点：

    第一个特点，他差不多每十年要转移一次战场，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宽，研究对象也越来越专。他是由文学而史学、由史学而经学，这显示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种追根溯源的思路。

    第二个特点，他的研究思路是溯流而上，而不是顺流而下的。这个难度非常大，一般的学者是做不到的。顺流而下者，如王瑶先生，他的成名著作是《中古文学史论》，接着转向现代文学方向。而杨义一路穷追猛打，一直伸入到了两千多年前先秦诸子的发生时期。这恐怕是在中国现代学术界仅有的一个特例。

    第三个特点，就是通过每十年换一个战场，杨义打通了多个领域，首先是将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打通了，其次是叙事学和诗学打通，第三是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打通，第四是将文学研究和诸子学、经学的研究打通。对于杨义个人，是研究领域的拓展；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这种打通有开创性的意义。

    他的研究的开创性，可以用他的《中国叙事学》为例。作为一个出版者，我觉得这样的书应该介绍到国外去，以便让西方的研究者了解我们中国文学的叙事原理和方法。他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又是第一次从地理学和民族学的角度拓展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著作，也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论语还原》从家族脉络、地理脉络、诸子游历脉络、年代脉络、诸子的编辑学版本学脉络入手，讲了以礼解经、以史解经、以生命解经的研究原则，以期完整准确的还原文本的生成过程，勾勒文本生成中的人物谱系，人物背后的历史，以及历史背后的精神内涵。对于先秦经典的还原工作，几千年来成果汗牛充栋，但以一人之力，研究得如此系统、透彻、突破陈说，阐发新见，采用了现代的研究手段的，我觉得这也是目前所仅见的。

    杨义先生的研究涉及了这么多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有重要著作，这一点非常惊人。我们常说，搞学问最忌讳四处刨坑却不见水，但杨义是每刨一个坑就能打出一口深井来，这是让人叹服的。杨义能取得这样的学术成就，除了他的理论功底，对文本的敏锐，善于捕捉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勇于跨界外，我觉得还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读书多，功夫下得深。同代人很少有人像他这样读了这么多的书。文学研究所的资料室藏书甚丰，我听他的学生讲，他们当年按照老师的指导，去资料室借书，发现很多民国原版小说几十年来只有一个人借，就是杨义。我发现杨义看书有点儿像钱钟书先生，他是在图书馆一架子一架子的借书回家。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读了两三亿字的材料，做卡片都做了四五千张。这样读书，使他能够厚积薄发。

    第二个原因，80年代以后，他系统研究过西方的文学理论，文学界当年提倡新学科、新方法的时候，杨义跟上了这个潮流，所以他的学术武库中要多一些来自西方的利器，但他的理论参照系要比老一代学者开阔。

    第三个原因，他对学术的痴迷和专注，是没有人不佩服的。人们常说，对于学者而言，学术是人生的一部分，这是常态；但对于杨义，这句话要反过来说，生活只是他学术的一部分。

    杨义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在今天还没有被人们充分的认识到，在我们同时代的学者中，特别是与他年龄相当的学者中，他的成就超乎众人。他的很多独创性的研究是可以留给历史、留给后人的。学术是要经过历史证明的，大浪淘沙后，才得显现，到那时，人们可能会意识到，杨义是一个真正的文学文化研究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