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华大词典》的纸间故事

    郑易里，原名郑雨笙，1936年任读书生活出版社编辑，在社长李公朴因“七君子事件”被捕后，拿出3000大洋挽救了濒临倒闭的出版社。以后又向其二哥郑一斋多次借款为出版社垫资。1937年和艾思奇重组读书生活出版社，任董事长。曾出资、组织、编校、出版、发行了首部中文版《资本论》，主要译作有《自然辩证法》等，其主编的《英华大词典》自1950年首版后曾一版再版。

    爸爸出生在云南玉溪一个祖上世代务农的家庭。他个子不高，说话带有云南乡音，喜欢爬山和走远路，从小练就了坚忍不拔的个性。由我二伯父郑一斋资助，他1926年考取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农业机械专业。1928年因日寇制造“济南惨案”而义愤回国,参加“反帝大同盟”爱国活动。1936年后在读书生活出版社（简称“读社”）的经历，是爸爸生命的黄金时代。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领导达成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协议，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将爸爸主编的《英华大词典》作为国礼赠送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将中国人编的英中词典赠送给外国领导人，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英华大词典》是我国最著名的工具书，半个世纪里，它哺育了海内外三代华人学子。它的诞生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中。读书出版社已被国民党查封，社领导分别转移到重庆和延安，只有爸爸以商人身份留守上海“孤岛”。他与总经理黄洛峰商量，想新编一本质量较高的英中大词典。一是编词典没有政治倾向，易避开国民党耳目，能掩护地下党的出版工作和人员；二是当时社会上英中词典版本太老，收词又少，需要有新的；三是毕竟美、英科技发达，日后建设新中国也需要有一部好的英中大词典。

    就在抗日战争的连天炮火包围之中，爸爸自1942年开始着手调研了十几部国内外著名的英文词典和英日词典，制订了博采众家之长的编纂方案。方案强调，要使用现代白话文，释义准确，例证丰富，注重文学水平，译文语言清新明晰、贴切而又生动。他还要求多收新词新义，广收俚俗语和习语，并为全部单词标注国际音标，这在当时是十分新潮的一个方案。但出版社一无资金、二无人才，爸爸就找我二伯父郑一斋提供资金支持。出版社已被查封，没房子，就在自己家中干。词典部头大，经人介绍约请日、英语都精通的曹成修和史先生共同编纂。当时曹家生活拮据，而战火纷乱，编纂词典何时完成和出版都无定数，所以爸爸加一倍支付曹成修等人的稿酬和工资，由我妈妈熊约春千方百计兑换成不易贬值的银元支付，约定以此买断曹成修和史先生的版权。以后词典出与不出、是赔是赚，全部风险都由爸爸承担。

    他们三人各承担三分之一的编纂，结果史先生的难以使用，又由爸爸和曹成修各承担二分之一的重新编纂。1945年日寇投降，黄洛峰将“读社”迁回上海，词典编纂加速进行，1946年10月便完成初稿，尔后进行排版和校对工作，办公地点在我们家——上海正蕃小筑7号，二楼、三楼用于住家并给地下党同志隐蔽居住，一楼客厅办公。这时期参与编纂的有刘龙光、郑效洵、郑康伯、陶膺、胡平冠等人，大家围坐在一张吃饭用的大圆桌旁，不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总有人在搜集查找资料、抄稿、编辑、反复校对，无人聊天。工作氛围非常安静，交换意见都是走到跟前小声说话，每个人都在埋头苦干。范用负责跑印刷厂，联系铅字排版和印刷。这部浩瀚的词典，五六个人竟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仅用三年多就完成了，真是一个奇迹！

    陶膺阿姨曾写道：“（当时）郑先生任上海‘读社’领导，一点没架子。冬天他第一个到办公室点燃取暖炉、烧开水，大家到班上暖烘烘的，把带的午饭放炉子上热着；晚上他把办公室收拾干净才离开。郑先生每天中午往饭盒里倒点开水，把饭和菜一搅和三口两口就吃完，然后抓紧时间看报。他衣着干净朴素，从不讲究，在他影响下，没有人西服革履来上班。他和二哥郑一斋、侄儿郑瑞之给出版社投不少钱，但从未分过红利。”即使这样，资金仍是时断时续，为此爸爸十分焦虑。有一天他愁眉不展地在街上走着，碰到了地下党员王泰雷，王见他此般神态，便问情由，爸爸说词典在排版关键时刻资金接济不上了。王泰雷请示后，代表地下党每月出200银元给予支持，共出了6个月，才使这本词典后续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爸爸深知地下党资金来之不易，事后设法将这笔钱还给了党组织。

    1950年底，新中国刚成立一年多，三联书店首次出版了这部《英华大词典》，第一次印2000册，当时正值朝鲜战争，词典不好卖。随着政治环境发生变化，销量逐渐上升。1954年又增印了1万册。1955年由时代出版社略加修补又出了一个袖珍本，为缩小篇幅，删去了中文索引部分。1959年后因中、苏关系破裂，学英文的人多了，这本词典开始热销。大连有位教授说，他上大学时《英华大词典》很难买，班里分到一张购书票，三四十人抓阄，竟被他抓到，之后这本词典成了他的终身伙伴。北京大学的曲老师说，1957年他父亲上中学就用郑易里主编的《英华大词典》，到他上中学，父亲把这本已翻旧的词典给了他。后来他儿子也上中学了，这本词典实在太旧，他让儿子新买一本，嘱咐一定要买郑易里的《英华大词典》。

    1964年，时代出版社并入商务印书馆，这部词典的出版也随之转给了商务印书馆。爸爸1953年已进入中国农科院情报所主编农业杂志。1965年商务印书馆要爸爸修订词典，他只能用业余时间做。他把词典拆开，用蝇头小字在词条边角和缝隙中，批注自己修正和补充的内容，常常从凌晨4点做到早上7点，然后赶到农科院上班。修订工作终于在1969年完成，当时正值“文革”时期，爸爸将修订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军宣队，可惜的是不但没出版，而且爸爸花费5年心血修订的词典手稿，满满的5箱之多，在“文革”后期的折腾中竟被弄丢了！1978年拨乱反正后，商务印书馆又请爸爸、胡学元、刘邦琛、沈凤威四位专家各修订四分之一。修订完成不到一年，社会情况又发生很大变化，影响了进度。1980年商务印书馆又组织十几位专家加入修订工作，充实了这部巨著，终于在1984年6月出版了《英华大词典》的修订第二版。这距1950年的第一版已过去35年了。1997年，修订第二版时满腹经纶的责任编辑徐式谷接过修订的接力棒，扛起修订第三版的大旗，并于2000年8月出版。可以说，这部词典已是中国大陆英语词典编纂精英们智慧的结晶，断断续续出版几十年，发行了100多万册，至今享誉海内外，哺育了三代英语学子，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宽广的桥梁。

    爸爸攀登的另一个领域是挑战“汉字落后论”，创造汉字检索/输入的新方法。

    爸爸觉得中文词典部首查字法十分烦琐，于是便着手研究汉字结构。1929年他23岁时就以笔名在上海《时报》发表文章，主张汉字按照起笔笔画顺序排列并检索。1931年9月，600多位学者曾在海参崴集会，将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原因归罪于汉字的落后，认为“汉字不能实现机械化，不适合时代发展”，并通过了汉字拉丁化的相关方案，欲将汉字淘汰。这是汉字遭到的最大一次劫难，似乎就要消亡，出路只有中文西化了。这时，对汉字检索已有一些研究的爸爸正在想办法将手写汉字像西文一样实现机械化打字，从而提高处理汉字的速度。这个想法从他在“读社”工作开始，竟成为他一生为之艰苦奋斗的夙愿。

    1948年，爸爸在《英华大词典》附录——“中文索引”中，用“简易检字法”实践他发明的汉字笔画编码法。当时大家用这种方法给中文索引中的汉字编码后制成卡片，极大地提高了排版检索的工作效率，也为日后读者从“中文索引”查检英文单词提供了方便。可以说，爸爸是最早为汉字笔画编码的人，他提供了汉字快速检索的雏形，他创造的“笔画数字代码化”为今天计算机单手输入汉字以及移动电话输入汉字打下了基础。尔后他又研究出将汉字拆分成字根的“汉字四拼法”以及用英文字母做代码的26键“字根通用编码输入法”，他对汉字字形进行了创新的科学分析，向使用了1000多年的部首检索法提出了挑战！学术界誉其为计算机汉字字形编码的理论基石。鉴于此，专家们说：“这个输入法就称为‘郑码’吧。”1994年“郑码”荣获日内瓦国际发明金奖，评委们给予的评价是：“‘郑码’汉字系统的发明为中国和亚洲地区的文化信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本文摘自《爱书的前辈们——老三联后人回忆录》，仲江、吉晓荣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10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