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爱情、死亡、高尚、祖国、乌托邦和不死的苏维埃人种

    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六十七岁的白俄罗斯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已经抵达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周的一系列活动，并依惯例于12月7日在瑞典学院发表诺贝尔奖受奖演说，全程俄语，谈及声音、爱情、死亡、高尚、祖国、乌托邦和不死的苏维埃人种。

    “我不是一个人站在这个讲台上，”她上来就说，“很多声音环绕着我，几百个声音。从童年开始，它们始终和我在一起。我在农村长大。小时候我们喜欢到外头玩，可是到了晚上，村里那些疲倦的女人们便聚集在农舍旁的长凳上，她们的声音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她们统统是没有丈夫，没有父亲，没有兄弟的。我不记得二战后我们村里有男人：战争期间，四分之一的白俄罗斯人死了，要么死在前线，要么死于打游击。战后，我们小孩子生活在一个女人的世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女人们谈的是爱情，而不是死亡。她们讲与所爱的、要去打仗的男人告别的故事，她们谈怎样等着他们，怎样一直在等。好多年过去了，可她们继续等待：‘我才不管他丢没丢胳膊腿儿呢，我来伺候他。’”没胳膊……没腿……我想我从小时候起就知道什么是爱情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声音”的看重，印证了瑞典学院以“给我们时代的苦难与勇气立碑并承载多种声音的作品”而颁奖给她的理由。

    她在演讲中表示：“福楼拜自称人形笔，那我要说我是人形耳朵，”就爱听人说话。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通往这座讲台的路是漫长的——差不多有四十年，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个声音到另一个声音。我不能说我从没偏离过这条路。有很多次我为人类感到震惊和恐惧。我体验了喜悦和厌恶。有时我想忘掉我听到的，回到我在无知中生活的时候。可我又不只一次在人身上看到了高尚，看得我想哭。”

    在讲到祖国时，阿女士说：“我生活在一个从小就教给我们怎么死的国家。他们教给我们死亡。他们告诉我们人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献出一切，燃尽自己，牺牲自己。他们教我们去爱有武器的人。如果在一个不同的国家长大，我不可能走这条路。恶是残忍的，你得打过疫苗才能与之对抗。我们在行刑者中间，在受害者中间长大。就连我们的父母也生活在恐惧中，不敢什么都跟我们说——往往什么都不告诉我们——那时我们生活的空气是有毒的。恶死死地盯着我们不放。”

    阿列克谢耶维奇谈了自己的作品和苏联遗产的复杂性。“我写了五本书，但我感觉它们都是一本书。一本讲述一个乌托邦历史的书……”她说，“二十年前，我们带着诅咒和眼泪告别了苏联的‘红色帝国’。现在我们能更平静地看待过去了，把它看作一种历史实验。这很重要，因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新一代人是伴随着不同的世界面貌而长大的，可现在很多年轻人又在阅读马克思和列宁了。俄国城镇里有了新的为斯大林而建的博物馆，新的为他而树立的纪念碑。‘红色帝国’消失了，但‘红色人’——苏维埃人种得以存活。他们继续存在。”

    阿列克谢耶维奇表示：“我要冒昧地说一句，我们错失了1990年代有过的机会。问题曾经就摆在那儿：我们应该有个怎样的国家？一个强大的国家，还是一个人民能活得有尊严的国家？我们选择了前者——一个强大的国家。现在我们又一次生活在强权时代了。俄国人在和乌克兰人战斗。那是他们的兄弟。我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我母亲是乌克兰人。很多人都是这样。俄国飞机正在轰炸叙利亚……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时代已经让位给了一个恐惧的时代。时代掉转了方向，时光在倒流。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二手的……有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完成了‘红色’人历史的写作……”

    她最后说：“我有三个家园：我的白俄罗斯土地，我父亲的祖国，我一辈子生活的地方；乌克兰，我母亲的祖国，我出生的地方；还有俄国的伟大文化，如果没有它，我简直无法想象自己。它们都是我的珍爱。但是在这些日子和这样的一个时期，谈爱是困难的。”

    当天的演讲开始之前，学院常务秘书萨拉·达尼乌斯发表长篇讲话，介绍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生平和作品。

    2015年诺贝尔奖（除和平奖外）颁奖典礼将于当地时间明天下午（12月10日）十六时三十分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行，十九时开始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