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梦旦：承前启后的“老商务”中流砥柱

    胡适晚年与秘书胡颂平说起旧时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先生，他从前还写过《高梦旦先生小传》。文章是因一事所发，胡适写道：“高的爱女因盲肠炎手术失误而致死，这位老人却没有一句埋怨的话。”胡适说：“高先生的作人，最慈祥，最热心，他那古板的外貌里，藏着一颗最仁爱暖热的心。”其实，庶几胡适自己也是这样的人，他们可以相互砥砺。

    在胡适身边工作一年多后，胡颂平体验到了胡适做人的道理，有一次他对胡适说：“我读《论语》在先生身上得到了验证。”胡适听了这话后慢慢说：“这大概是我多读《论语》的影响。”不过，在胡适眼中，有位朋友比他更有资格当“圣人”，这就是曾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

    胡适曾说：“凡受过这个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那么，他们是些什么人呢？胡适曾以九人为例，认为他们的人格可以比得上是“圣贤”，其中，名列第一位的，是高梦旦，其余则是张元济、蔡元培、吴稚晖、张伯苓、周诒春、李四光、翁文灏、姜蒋佐。这九人，几乎都是文化人，而且都有丰盛的事功。其中的高梦旦，不仅是事功的丰盛，还有他身上折射出来的仁蔼光辉，让人难以忘怀，而论其事功，则多是在他对商务印书馆的贡献上。

    高梦旦（1870-1936），福建长乐人。高梦旦幼年时是一个规规矩矩走科举道路的学童，中途不幸双亲亡故，于是他无意功名，遂广泛涉猎译书，就馆于其表兄、福建船政总稽查魏瀚的家，因不时与船政局的出洋学生相交往，渐渐熟悉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司法、财政、教育等知识，自然也倾心于中国的维新事业，期间他曾撰文主张废除跪拜等。高梦旦在浙江蚕政学堂、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的前身）任教职，又以留学生监督一职赴日本履新，期间考察日本教育，以为日本的昌兴在于教育，而教育之根本则在小学，遂有编辑小学教科书之愿，于1903年辞职而归，随即加入商务印书馆，直至其逝世。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最初规模很小，只是一个多人合伙经营的小型印刷工场，之所以取名商务印书馆，是因为印书馆当时的主要业务就是印刷一些商务用途的簿册账本。到了1901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业务也得到拓展，最关键的是有一批学者开始进入商务印书馆，其中最著名的是张元济，他不仅以资金入股，而且主持馆内的编译工作。此后，商务印书馆的机构不断健全，至1903年又建立了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同时改为中日合办，引进了日本先进的印刷技术。再至翌年，又编印了《最新国文教科书》，一时风行全国，此后又陆续编印修身、算术、史地、英语等教科书，同时兴办师范讲习班、附属小学、养正幼稚园及函授学校，至于出版各种中外文工具书、刊物和学术著作等，更是其专擅。至1909年，商务印书馆将收藏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的图书馆定名为“涵芬楼”，后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又至1914年初，该馆毅然清退日方股份，自身获得了清誉，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其全盛时期在北京、香港都地都设有印刷分厂，并先后在全国各地和新加坡、吉隆坡等83个地方设立了分馆。一家原本只是印刷账本、簿册的小型印刷——所以能在短短数十年间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出版集团，这与其先后主政的三人有着重要关系，即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其中高梦旦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

    高梦旦成为“商务”的台柱之一，其在编译所最盛时下设20多个部，职工多达数百人，俨然是国内规模最完备、影响最大的一个编译单位；其又曾主持国文部，编辑小学国文等教科书，以期完成其夙愿，而兹事颇繁，所谓编写前先定原则，确定各课难度、字数以及所涉生活、社会等各占比例，再着手组织人马编写，随即又采用合议制议原则，由编写诸君各提建议，经辩论后始成立宗旨，而文人积习，凡著文字，不愿他人增损一字，高梦旦则以为一人识力有限，必欲矫之，主张编写者互相批改，以求圆满，而每册稿成，又征求知友批评，可谓百般精细，如此则质量得到保证，第一册印成后，仅三天即售缺再版，于是继出下、续各册并编写其余各科等，而从此中国方有比较科学的小学课本矣。

    如上所述，高梦旦早年浏览译籍，经常因为一二难解的术语而废读，由是他深感辞书出版的必要，迨加入“商务”之后，屡以为言。1908年，他与陆尔奎言及辞书的编写和出版，相谈甚洽，遂建议张元济邀请陆氏主其事，这就是由40余人之力、历时8年而成的中国现代辞书的开端——《辞源》的编纂和出版。如此之例，足见高梦旦之于“商务”是能断大事、虑无不中的，此后到了辛亥之后，商务印书馆日益扩充，张元济因主持全局，高梦旦以国文部长替任编译所所长，由此又10余年，无论是图书选题的切合社会需要，还是书局经营有方（断无积压等损失），以及书局每成一书，他都要对其成本逐项加以估计，并算出定价，此精确程度确是无人能匹，彰显出他思维周密、做事稳妥的特点，而“商务”总公司凡遇重大决断及进退，皆须听取其意见，张元济更是视之如左右手，人称高梦旦为其“参谋长”，并非虚言。但高梦旦不以为骄，他性方行圆，又严于律己，待人诚恳，在“商务”历史上他是具有最高威信的长者之一，而“商务”高层管理者中，大凡出身、经历、性格等均不相同，甚至有格格不入者，高梦旦则经常折冲其间，使“商务”30余年经营和管理者之中并无大的冲突，人又称之为“商务”不可少之“润滑剂”。这有一例可以说明：1920年，高梦旦往北平游说胡适加盟，其时因“商务”巨额游资的投资流向问题，经理张元济与总经理鲍咸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高梦旦外出而无人折中，张元济遂愤而辞职；待高梦旦回馆，他与陈叔通联手相劝，双方矛盾方得冰释。另一例更有意思：一次，职员要求与资方谈判薪酬，至全所实行罢工，当时高梦旦出为资方谈判代表，其女婿郑振铎却是“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翁婿二人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会下却依然相敬如常。

    高梦旦精于守成，又眼光开放，这就是他游说胡适入盟的伯乐识千里马的例子了。其时作为“商务”编译所的所长，高梦旦已是50多岁的人了，胡适是而立之年的留美博士，当时高梦旦数次劝胡适辞去北大教职，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主任。他对胡适说：“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眼睛”？高梦旦在一封信中透露了其缘由：“弟生平不作白话文，而对于白话文并不反对，盖知非此不能普及也。……此间编辑教科用书，本以普及教育为职志，故不能不注重白话文，以期养成多数国民之智识，而弟既不能白话文，势不足应时势之需要，颇思求可自代者。有人盛称胡氏之为人，初不敢过信，因与之往返，委托其校阅稿件，相知既久，相信较深，颇欲招致来沪，引以自代。”高梦旦还诚恳地对胡适说：“北大固然重要，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当然，要在北大和“商务”之间做一个选择，这让胡适犯了愁：“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大重要多了”，其实岂止几千万儿童，“商务”的影响面实在在几十个北大之上，胡适犹豫自己的才干是否足能当大用，又见高梦旦的诚挚，便答应可以去试试。你想想呵，彼时以高梦旦的身份去亲自拜访一个“海龟”的青年，这事是很少见的，却可以想见“商务”成功的一个秘诀，同是曾受到高梦旦降贵纡尊过访的郭沫若惊呼那是“异数的光降，就好像汉光武访问严子陵，或者是像亚力山大王访问皮匠，把编辑所里的人都震惊了”。（《创造十年》）果然，高梦旦意外的过访，竟使上海光华书局老板赵南公惊惶不已，他生怕“商务”挖走“创造社”的青年才俊，高梦旦还提升文艺青年沈雁冰担任《小说月刊》的主编，当时沈非常“气粗”，竟向高梦旦提出三条苛刻的要求：一是现存稿子都不能用；二是印刷字体全部改用五号字；三是馆方应当让其全权办事，不能干涉编辑方针，怎么着？高梦旦全部应允了。对才俊，高梦旦是有所不拘的，又如林琴南写信称：过去十几年来，商务印书馆支付稿费，计算字数不够精确，前后少算了许多，那言下之意是希望能增补一些，而以商务印书馆当时的地位，所谓“一般作者若有此要求，只当放屁”，高梦旦却派了一名实习生从图书馆借出一整套林译小说，逐字重新核算，果然漏算字数超过了10万，于是补算给林琴南大洋600余元。

    高梦旦宅心仁厚，“他爱敬张菊生先生就如同爱敬他的两个哥哥一样；他爱惜我们一班年轻的朋友，就如同爱护他自己的儿女一样。”胡适说得真切：“人都说他冲澹，其实他是浓挚热烈”。你看他给胡适的信，知道胡适是一个“宁鸣不默”的人，说：“惟是我辈遇事好批评，且不择巨细”，“但平时言论能稍谨慎，对于不相干之人尤其注意”（《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爱护之心油然而见。

    高梦旦死于1936年，当时“政治不上轨道”，《生活》杂志本来言论平平，竟然被禁止邮寄。国家如此，温良敦厚的高梦旦竟心忧如焚，“有无数话要说，但不知从何说起，把笔而中辍者屡矣”（《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像这样的人都苦于“失语”，那么他的死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了。令人惊讶的是，20余年后，高梦旦的乘龙快婿──郑振铎先生，在兴奋于“人民公社成立了，共产主义社会就要实现了，我能亲眼看见共产主义社会，我个人再没什么要求了”（巴金《悼振铎》）的时候，终于在“浪漫”的时代因空难追随“浪漫”诗人徐志摩去了。这也好，他免于沦于劫难甚至痛苦地去忏悔，去说“真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