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识之学”：儒学的一条根脉

    当今国学出版物繁荣，面向大众讲授国学的读本很多，但主要出于道德伦理教化的宗旨。其实，国学经典中包括非常有趣的知识内容，这就是博物之学。中国的博物之学有丰富的文献积累，收录在经史子集四部，其中渗透着儒释道的思想，表达了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如“天人合一”“万物与我为一”“拈花一笑”）。这里仅梳理依附儒家经典而得到繁衍的一条明显脉络，即“多识之学”。

    “多识之学”的名目出自《论语》。孔子劝学生学诗，其中一个好处是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是儒家五经之一，历代学者以注疏方式不断加以阐释，到唐代更有官方文本《五经正义》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因此，“学诗”是古代文人必备的知识结构，古代经学家必然要多识。而中国古代的“多识之学”也源远流长、丰富博大。

    其一，依托《诗经》文本，形成了专门注释“鸟兽草木之名”的系列。三国（吴）人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被《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讲多识之学者，固当以此为最古焉。”后人对此书进行扩充、补正的著述还有多种。

    其二，从汉代开始，文字训诂学作为解读儒家经典的工具而受到重视。《说文解字》及其注解形成中国的字书系列。其中不仅解说属于鸟兽草木虫鱼的各种字义，还有不少可以考见古代“视鸟兽之文”而造字的象形字。例如：“象，长鼻牙，南越大兽，三季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尔雅》是古代最早的分类辞书，其中有七篇分别阐释草、木、虫、鱼、鸟、兽、畜，涉及数百种动植物。晋代人郭璞注释《尔雅》，就认为“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尔雅》在唐代被刻入“开成石经”，在宋代成为“十三经”之一，地位非同于一般字书。历代关于《尔雅》的注疏形成“雅学”系列，积淀了有关动植物的知识。

    其三，对物象认知的比兴、比德思维。汉代儒者注释《诗经》，从“比兴”“比德”的角度，解读鸟兽草木的意义。如《毛诗序》解读“《关雎》，后妃之德也”。汉代王逸根据经学模式，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义，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诗经》的比兴之说，楚辞的香草之喻，为文人的诗歌创作以及注释评论提供了基本思路。大量咏物诗文及绘画表达了“比类寓意”的思维，形成了许多有特定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如梅兰竹菊）。此外，宋代人吴仁杰专门写了一本《离骚草木疏》，明代、清代又有人进行补注及插图，这也为“博物者”提供了参考。

    其四，古代类书收录了大量博物资料。综合性类书兼收四部图书，内容包罗万象。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的最大类书，被称为“东方的百科全书”。此书设立了“博物汇编”名目，包括专门的“禽虫典”和“草木典”。而每一种动物或植物的部名下，除了先列出经学（如《诗经》）、字书（《尔雅》《说文》）等的解释，还包括本草医学、农书、谱录、诗文等，这已经是历代“多识博物”文献的汇编。此外，还有专门类书或谱录类书籍，《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谱录类》收录了“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二十一部。例如，清代《御定广群芳谱》，不仅介绍名物典故，收录相关诗文，还介绍实用的种植方法。

    总体来看，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典籍丰富，这是“多识之学”得以繁衍的深厚土壤。追根溯源，孔子本人就是博物君子，他向学生传授的不仅有道德教化之说，还有“多识之学”。《诗经》《尔雅》《论语》不仅是儒家典籍，也是“多识之学”的基本文献。正是植根于此，古代文人推崇博物多识的君子，提倡“民胞物与”情怀。“多识之学”也渗透到百姓的日用生活，例如，乾隆年间的徐鼎有一本《毛诗名物图说》，描绘了草木鸟兽的图像，这部分内容被书坊主看中后单独印行，也算是在民间普及了。《尔雅》这本训诂书也有过“三家村书塾鲜不读者”的盛况。童蒙读物《三字经》也提到了“六谷”与“六畜”。还有，屈原佩兰、陶潜爱菊，唐代盛行牡丹、宋人偏好梅花，而民间的花卉种植业也随之发展。

    晚清民国时期，西方“科学”意义上的博物学输入中国，博物学（狭义指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之总称）教科书进入新式学堂。中国学者参照西学体例，编纂专门的博物学书籍，也重新发掘“多识之学”的文献价值。《国粹学报》（1908年）专设“博物篇”栏目，延续“多识之学”的脉络，也融合西学的知识。蔡元培为《植物学大词典》（1918年）作序，认为中国“惟自然科学一门，素未发展，其稍稍萌芽者为博物学。如《尔雅》之释草木虫鱼鸟兽及本草是也”。《博物学杂志》的编辑者梳理“中国博物学变迁史”，致力于“使中国之博物学不徒恢复旧观，且日新又新，日进又进焉”（1943年）。然而，将本土的典籍文献纳入西学门类，这并不能延续传统的学问。当中学生开始使用“显微镜”观察植物叶脉的时候，“多识之学”也失去了生长的空间。

    时至今日，国学复兴，少儿读经。面对新的时代问题，与自然万物息息相关的“多识之学”得以焕发生机。如果我们回归经典本源，不仅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还能借以了解中国的文字训诂、文献体系、诗文绘画等国学知识。而博物君子，人文情怀，培养与物相亲的人生观念和审美情趣，更是符合人类追求生态和谐的理念。正如出版家张元济所言：“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中国的博物多识之学，属于传统的通识教育（与科学的博物学并行不悖，不必与之纠结），值得学者重新阐述，也亟需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