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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12月02日 星期三

    一曲“生命之轻”的颂歌

    ——解读《庆祝无意义》

    刘凌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2月02日   19 版)
    米兰·昆德拉
    《庆祝无意义》书影

        米兰·昆德拉的这本小说,确实不容易读。不过,我却难以苟同它只“为高智力者而作”之论。昆德拉曾不无自豪地宣称“为自己追逐的形式迷惑”,其形式创新确有炫耀技巧和故弄玄虚之嫌。《庆祝无意义》将此发挥到了极致。诸如主题思想的复调性,情节、场景的跳跃性和碎片化,人称的随意变换,梦幻、隐喻、象征的错综编织,语义双关乃至多关,等等;还有那个他自己也说不明道不清的神秘“七”段结构——从而酿成一幅似真似幻、扑朔迷离的怪诞图画。这也许避免了过于直白和一览无余,但由于陌生化过度,又形成严重的阅读障碍,令读者头疼不已。西塞罗指出:“浑然天成,不着痕迹,才是真正的艺术。”傅雷则说:“一切艺术品都忌做作,最美的字句要出之自然,好像天衣无缝。”昆德拉小说距此境甚远。

        小说译者关于书名翻译的话,或许能给读者解读小说提供一点启示。马振骋先生说:“‘lafêtedel'insignifiance’,直译应该叫‘无意义的节日’,如果这样就只有一层意思了。我认为‘fête’(节日)这个词应作动名词,取‘庆祝’之意,才能表达原文的双关含义。连着读‘庆祝无意义’是一层意思,断开读‘庆祝,无意义’又是另一层意思(就像‘喝酒,没意思’一样),大家多读几遍就能体会到了。”“无意义的节日”中的“无意义”,是指无用、无价值之意;而“庆祝无意义”中的“无意义”,则指非神圣的日常性之意。这两层意思,或许可以用小说的一句话表述:“不要操心上面的事,身处下面才快乐。”

        昆德拉一直十分推崇隐喻的作用,主张“通过隐喻显露真相的闪光”。“fête”(节日)一词就具有隐喻性,既指一般的节日,也暗指诸如“聪明”“善意”“爱情”“理想”“革命”“人权”“历史真实”之类纯洁性、真理性、神圣性事物。小说通过情节、场景显示,这些事物都是无用、没意思、无价值的。达德洛的生日聚会,就是一个只是吃吃喝喝、吹捧主人的“无精打采的集会”;乌克兰一家新歌剧院的开幕典礼不过是“苏维埃国家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一场快乐、疯狂与狂欢的喧哗”;救阿兰母亲的青年,竟被母亲溺死,证明救死扶伤的无意义;本想自杀的阿兰母亲,竟又放弃自杀,表明个人意志的不可靠;杀人的女人好好活着,而被称为“天使”的夏尔母亲却命悬一线;心怀善意、主动道歉的阿兰,却老是成为“输家”、“赔不是的人”;刚给丈夫送葬的拉弗朗克,“哭红了眼照样还笑”“化悲痛为欢乐”,嘲讽着爱情的忠贞;斤斤计较真理、卖弄聪明和口才的达德洛,令人讨厌,让女人敬而远之;轰轰烈烈的苏式“革命”,不过是一场唯意志论的闹剧;各类乌托邦理想,不过是飘忽不定的小羽毛;作为真善美象征的“天使”,也是死后才能见到的无性别的虚无幻象;人们满怀希望的千禧年,则是扼杀唯一性、个别性的“重复性”时代;关于斯大林和加里宁的历史剧,只是一个取乐观众的“偶像剧”笑话罢了;革命歌曲《马赛曲》合唱,也只是一场儿童娱乐而已。正因如此,小说通过人物对话,提出了“不必认真对待”的人生应对策略。

        而小说的最高人生追求,则是个人的“好心情”。“好心情”从何而来?来自不“操心上面的事”,“不认真对待”那些宏大叙事,而真诚体验“下面的快乐”。小说中的“我”,就十分肯定与阿兰、拉蒙、夏尔、凯列班四位朋友的“友谊”。因为他们都厌弃那些“节日”性、神圣性事物。阿兰反对重复性、一致性,向往个体性和多样性;肯定斯大林非革命的温情;怀疑主动道歉的作用;与女友保持思想距离;珍惜个人私密空间。拉蒙厌弃盲目从众的人群;在一致性中保持个别性幻觉;肯定自由自在的生活;反对完美无缺;赞赏无意义生活。夏尔鄙弃不懂得笑话的“革命”时代;怀疑历史真实性,承认异代人不同历史观的合理性;不相信“天使”和美好未来。凯列班主张戏剧与生活有别,将个人感情带入演出;认为任何玩神秘都毫无意义;主张在玩游戏中寻开心。在作者看来,“呼吸我们周围的无意义,它是智慧的钥匙,它是好心情的钥匙”。被人们视为“无意义”的自由自在逛公园,独处,与朋友谈心,玩个小游戏,随心所欲地表演,装憨卖傻讨好,找女朋友随便玩玩,与人为善地和解,儿童天真的笑容,这才是能给人“好心情”、真正有意义的美好生活。而反过来,“只是从无穷的好心情的高度你才能观察到人类的永久的愚蠢,从而发笑”,进一步认识到那些人类“无意义”的“愚蠢”追求。

        至此,我们便可了然,昆德拉说“无意义”是“生存的本质”,并非否定人生的一切“意义”,而只是否定那些过于高调的、绝对化的“单一真理”,他称之为“媚俗”的事物。在他看来,所谓“媚俗”,就是“付出一切代价,向大多数人讨好,服务于既成思想,把既成思想翻译在美与激动的语言中”的“一种自我欺骗、自我满足”的“感情浪漫主义”。用国人熟悉的语言说,就是一种“假正经”“伪崇高”。他所肯定的,则是包括“友谊”“同情”等在内的个体真纯、朴实的“好心情”。其实,这不过是昆德拉小说贯穿主题的新发展罢了。作者早期小说《玩笑》,就已经提出人“为什么活着,世上有什么意义”这一根本问题。但前期作品中的人物,还都经历着在“轻”与“重”、“有意义”与“无意义”之间无法取舍的痛苦。一方面,渴望着从一切“非如此不可”的“重”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又很担心“当一个人抛弃了他原先视为使命的东西时,他的生活里还将留下些什么”呢?“一个人要是不能严肃地看待任何事”,那么他的人生是否就“会过得很可悲”呢?《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就发出疑问:“至少有一点难以确定:哪一方是积极?沉重呢?还是轻松?”其书名就显示出对“生命之轻”的“难以承受”。不过,《玩笑》中的人物,就已表露出以欢欣鼓舞、轻松宽慰的心情容忍鄙俗也即“无意义”的倾向;《可笑的爱》也开始怀疑“爱情”的纯洁性,只是尚未成为主调罢了。而到新作《庆祝无意义》,却有了根本改变,作者一生的疑问似乎有了答案:他坚决选择“轻”、“鄙俗”和“无意义”,而且还要“爱它”、“庆祝”它了。

        为什么说“无意义”是“生存的本质”呢?小说通过人物对话,给出了几条理由:人类“没有一个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来这里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选择的”,“一个人只对无关紧要的事拥有权利”,因而“就实在没有理由斗争或者写那些什么宣言了”;“世界是不可能推翻的,不可能改造的,也是不可能阻挡其不幸的进展的”;“大家都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建立的一座座天文馆上远距离交谈”,因而不可能达成真理共识;“即便是最美妙可笑的事也逃不过衰老的规律”,“辛辛苦苦玩神秘毫无意义”;“死的人变成死了很久的死人,没有人再记得他们,他们消失在虚无中”;极少数名字“留在记忆中”的人,“由于失去了真正的见证人、真实的回忆,他们也变成了木偶”,“没有人有权利凭一个木偶去创作一个人”;夏娃生产出人类本身就是个错误,因为“给我们造成多大的苦难”,因而期盼“人的完全消失”、“带着他们存在的全过程”……在这里,显示出昆德拉小说的哲学偏好,需知他真正的大学专业是哲学啊!可惜,昆德拉只是个蹩脚哲学生。他似乎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虚无”“荒谬”和“厌烦”情绪,以及海德格尔关于死亡乃存在最确定的可能性等思想;却缺乏萨特那种“自由选择”的责任担当和积极介入政治又不为党派束缚的进取性独立。老实说,小说并不适合表现诸如“生存的本质”这类抽象哲学主题。上述“无意义”的哲学论据,也大多经不起理论和实践的检验。

        昆德拉的本色是艺术家,音乐世家的长期熏陶显然影响巨大。叔本华曾说:“音乐是跟有形世界完全独立的,完全无视有形世界的,即使没有世界也能够在某一形式上存在的。”这当然过于夸张。但作为抒情艺术的音乐,确实具有强烈主观化、情感性特征。这就使昆德拉习惯于从个人直观和情感好恶角度观察世界、历史,并诉诸小说创作。这使他不像马克思等人,将人的本质视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也不像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这也使他看不到塞万提斯、卡夫卡作品实以荒诞形式表现真实社会关系,而误以为只是“个体”、“我思”的颂歌。他的创作方法,也就不可能是现实主义,而是他青年时代就热衷的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昆德拉声称“小说不研究现实,而只研究存在”;所谓“存在”,又只是“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昆德拉小说的人物、情节和场景,就均非从现实提炼,而是“在很多程度上来自作者的内省,来自于他对自己的认识”,或“生于一种基本情境或一两个带激发性的词语”。作者通过这种“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揭穿即刻现实中的神秘的欲望”,追求一种“激动情感的即刻的真实”(均为昆德拉语)。小说就是描述作者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存在的可能”,但“存在的可能,是否会变为现实,并不重要”。这就使本意“复归生活世界”的小说,又远离了真实的“生活世界”。为了图解观念,甚至不惜违背起码的生活真实。如阿兰母亲杀死救命恩人的情节,就是在历史和现实中从未发生也不可能发生的随意杜撰。为了表现“认识的困难和真理的难以捉摸”,昆德拉还热衷于描写“没有原因和目的的动作”;于是就出现了有违人情常理的达德洛“无法理解的谎言和无法理解的笑”。

        以“人民”名义肆虐的斯大林主义对昆德拉及其祖国的伤害,尤其是入侵布拉格,给作者留下了深重的伤痕。正是这一经历,使他日益亲近多样化和个人自由与权利(“轻”),而排斥“单一的真理”、“与任何政治、宗教、意识形态、道德和集体相认同的立场”(“重”);并自觉抵抗“对一切大恐怖抒情化”也即“媚俗”的企图,确立“一个清醒的、看破世事的目光”,鄙弃一切伪崇高。

        伽达默尔认为,20世纪的哲学基础,乃是“对一切独断论、包括科学的独断论所持有的怀疑主义”。昆德拉对政治、道德、思想独断论的否定,对“个人、特殊思想、私生活的尊重”,确有一定历史合理性。但哲学生昆德拉却未能处理好普遍与特殊、必然与偶然、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而将特殊、偶然和相对绝对化,将个例乃至特例混充一般与本质。只要是“真理”,就不可能是纯粹“个人”的。也不能因为有“媚俗”性的伪崇高,就抹煞一切神圣与崇高。“个体”与“群体”、“为己”与“为人”,是人类的永恒矛盾,二者互相依存并转化。《犹太法典》格言谓:“我不为己,谁来为我?我只为己,我是什么?”人既要独立生存,又需融入群体;既借助他人而生存,也为他人而生存。因此,个人应“既独立又不与世界脱离”,个体自由也“离不开对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弗罗姆《逃避自由》);“真正的‘生活意义’”,必然是“别人能够分享的意义,也是能被别人认定为有效的意义”(阿德勒《自卑与超越》)。

        人类故然需要关注自我之“轻”,也要关注诸如良知、正义、责任、义务、民族、祖国、友谊、爱情等等之“重”。弗兰克尔《追寻生命的意义》一书,就“从责任中看到了人的存在的真正本质”。而昆德拉却每每将“轻”与“重”、个体与群体对立起来,说什么“成为个人,就是失去对真理的肯定和别人的一致同意”。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极端个人主义膨胀,群体凝聚力丧失,社会动荡加剧。这种恶果,在最为“自由”的美国已经出现。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沃尔泽在《论宽容》中就指出:“美国社会中不断增长的分离的个人”,已使工会、慈善团体等社团人数下降,“突发暴力事件呈上升趋势”;他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共同行动要比离群索居好”,能使个人“学会深思熟虑,学会争论,学会决策并且学会承担责任”,并避免“精神空虚”。

        早在上世纪末,弗洛姆在《占有还是生存》中,就尖锐抨击“极端享乐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认为这使“我们这个社会里的人都是不幸的人:孤独、恐惧、抑郁、具有依附性和破坏性”。昆德拉小说排斥群体认同、追求个人“好心情”的价值取向,却与流毒世界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灵犀暗通,这正是许多中西读者青睐它的根本原因。昆德拉声称:“小说是引人发笑的!不要把一切都看得这么认真!”但作品实际社会作用,却未必如此。昆德拉小说“不认真对待”、只求个人“好心情”的人生态度,是否会成为犬儒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精神支撑,瓦解群体主义和公共参与的腐蚀剂呢?

        确如已故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所说:“这世界需要更多的光”。(《启蒙运动》)优秀的文学艺术,应该关心民众疾苦、人类命运,提升、振奋国民精神,成为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和灯塔,而不应该像昆德拉那样,仅仅为“相对性陶然而醉”,为“无肯定而享奇乐”(昆德拉语)。艾德勒、范多伦指出:“就算我们真的要逃避现实,应该也是逃避到一个更深沉、更伟大的真实里”(《如何阅读一本书》)昆德拉似乎没能提供这种“真实”。因此,我赞同《洛杉矶时报》尼克·罗密欧的评判:“这不是一本精彩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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