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葛浩文式翻译的争议

    自从《中华读书报》发表拙文《葛浩文式翻译是翻译的“灵丹妙药”吗？》之后，在网上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议论。有赞同者，也有保留或不认同的。再上“百度”搜索一下“葛浩文式翻译”，各种观点那就更多了。对翻译是否可以“连译带改”这场争议，称得上是我国翻译界近些年来最受关注的话题。

    对拙文质疑“连译带改”，持同感的观点无需赘述。那些不同的看法，主要有：现在是市场经济，消费者是上帝，作品不改成读者喜欢看的，没销路怎么“走出去”。你翻译的书没人买，谈什么文化自信。跨文化时代，必须强调译者在翻译中的主导性，要尊重译者对翻译方式的选择。还有的认为，翻译也是一种契约行为，译者要按与作者的约定行事，有授权就可以改，否则就是违约，如此等等。

    上述这些“不同看法”确是当前的现实，不能说没有根据。“连译带改”的葛浩文式翻译，现在有市场，自然不能一概否定。但对这种现象的出现，以及它在翻译领域产生的影响，却是值得文化界尤其是翻译界予以关注和探讨。

    我认为，翻译存在学术与商品两种属性。从学术层面来看，翻译学是一门语言科学，翻译要探究不同语言文字转换的条件、方式和规律，要求转换准确、到位，其重点在“转换”之上。中外译家曾经倡导的翻译理论，不论是尤金·奈达的“等效翻译”，严复的“信达雅”，还是鲁迅的“信、顺”，傅雷的“神似”，等等，无不以忠实原文为首位。简言之，即任何“转换”，都不能离开“信”。

    再从商品层面来看，翻译作品进入市场，就具有商品的属性。同其他商品一样，为了追求产品价值的最佳实现,势必寻求更好的推销手段。于是在这里，翻译的诉求重点，从“转换”转为“传播”。原先重在“转换”的那些规则，被重在“传播”的需求所替代。所谓“连译带改”，就是为适应市场销售传播的一种需求。

    由此可见，葛浩文式翻译，在不同层面有它不同的评价。从严肃的翻译学术来说，“连译带改”背离原文，难免有异端之嫌。但从市场翻译传播来看，那样译，有时又是成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学术与市场两者要求出现矛盾时，似不宜以各自的标准和规则，来评判和要求对方。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商品为了促销而打折，其折扣的高低，与商品的优劣，通常并非准确对应。因为前者是依据市场营销规则的需要，而后者则是按产品质量标准来评定。“连译带改”变了样的译作，好比打了折的商品。从翻译学角度看，打折表明产品有缺陷，但从营销学来看，打折达到了传播效果，从另一角度实现了翻译的价值。现实中这种两面性，正是当今文化多元化的一种反映。

    译文要不要改，可以不可以改，允许或拒绝怎样改，恐怕不会有一种通用的模式。在我看来，只能从实际出发，分别加以对待。

    首先，在翻译版权保护期内的作品，译者必须获得作者允许删改的授权，才能得到改动作品的合法性。翻译进入公共版权期的作品，原作者虽已无法发声，但按常理，作者都会期望维护自己作品的完整性，因此译者也应该尽力尊重这种可以理解的意愿，不可轻率删改。

    其次，面对文字准确性要求严谨的翻译，诸如法律文书、商业契约、历史文件、纪实文学和其他非虛构作品等，都应该舍弃“连译带改”，而是要恪守翻译职业道德，遵从传统翻译规则，进行规范的翻译，力求使译作忠实而完美。

    再次，对于虚构的文艺作品，特别是话语权还处于弱势的作品，为了便于译入语受众较容易接受，在原作者授权同意前提下，可以允许有限度的“连译带改”。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进程中，海外翻译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翻译力量。对葛浩文、陈安娜等海外翻译家，为传播中国文化所作的努力，无疑值得肯定。对葛浩文式翻译，应当承认它的正当存在，至于其利弊，就让实践与历史去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