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11月13日晚，恐怖分子在巴黎多个地点发动袭击，迄今已造成一百二十九人死，四百三十三人送医，含重伤号八十人。像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一样，知识界再受精神重创。

    八十岁的龚古尔文学会会长贝尔纳·皮沃（BernardPivot）连续三天在推特上发言：

    11月15日：“沉默是停在喉咙里的痛的哭喊。”

    11月16日：“法兰西哀色：蓝-白-红。”

    11月17日：“在那沉默的几分钟里我们听到了求助的呼喊而没有做出回应。”

    再看另外三位作家或学者。

    伊恩·麦克尤恩：伏尔泰大道上的圣坛

    恐怖分子在巴黎十一区和十区发动袭击时，英国大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McEwan）正在不到两公里远的第六区一家拥挤的老饭馆内，携麦太太与几个友善的陌生人一起拼桌吃饭。

    他在事后悲愤不已，16日刊文于《独立报》，控诉这个“黑暗的时刻”。

    “邪教分子来了，以野蛮的恐怖主义和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仇恨作武装。他们的装甲是自杀式腰带，他们观念里的终极掩体是高尚的来世”。他写道。

    他又说：“一月份我们曾经都是《查理周报》。现在我们都是巴黎人，而这，在一个黑暗的时刻，至少是一桩骄傲的事。”

    同日，《纽约客》杂志也在其网络版发表了麦先生的文章《伏尔泰大道上的圣坛》，描述他在袭击后这几日内所见的巴塔克郎戏院：门前的地上，在蜡烛、花和泰迪熊之外，星期日又摆上了一张卡片，上面用蓝色的大写字母潦草地写着：“操恐怖主义。”

    “犬儒主义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地。愤怒、悲痛和沉默的敬意如此真实，仿佛它们两百年前就在这儿了。”麦先生说，“在伏尔泰的国家，在这条以他命名的大道上，宗教信仰的普遍缺席几乎无损于这圣坛的严肃；为什么要向一个允许了如此屠杀的上帝屈身呢？”

    尼尔·弗格森：可怜的巴黎，横死于自满

    11月15日，英国畅销历史学家和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将目前的欧洲比做衰亡的罗马帝国，将巴黎屠杀比做公元410年哥特人对罗马的洗劫。

    在引述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彼得·希瑟（PeterHeather）的《罗马帝国的陷落》（FalloftheRomanEmpire）之后，弗先生指出：

    像五世纪早期的罗马帝国一样，欧洲也已容许其防卫走向崩溃。随着财富增长，其军事能力已经收缩，其自我信念同样如此。它已经在购物中心和体育场里变得日益颓废。同时，它对垂涎其财富却又不和自己祖先的信仰断绝关系的外来者打开了大门。……

    以我对五世纪所知，尚不足以举证有哪些罗马人每逢新的野蛮行为都以史无前例来加以形容，即使它以前已经多次发生；或者有谁在罗马陷落后发出过要求团结的虔诚呼吁，即便立场一致意味着一起完蛋；或者有谁发出过要施以无情报复的空洞威胁，即便他们有意要干的仅仅是做出一付夸张的样子。我反倒知道二十一世纪的欧洲置身于这种混乱状态，应该怪罪的是它自己。

    诚然，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现代欧洲这样把如此之多的资源贡献给了历史研究。三十多年前我去牛津求学时，第一个学期研究吉本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没用。我们学了很多废话，诸如民族主义是个坏东西，民族国家更坏，而帝国最坏云云。

    “罗马人在陷落之前，”沃德-珀金斯（[Bryan]Ward-Perkins）写道，“曾像我们今天一样确信，他们的世界将万世长存，本质上也不会改变。他们错了。我们不要重复他们的自满才是明智之举。”

    可怜啊，可怜的巴黎。横死于自满。

    勒内·吉拉尔：恐怖主义是一种新宗教

    11月14日下午两点，巴黎屠杀后的第二天，法国思想家和法兰西学院院士勒内·吉拉尔（RenéGirard）的葬礼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堂举行。当天，斯坦福同校教师和作家辛西娅·黑文（CynthiaHa⁃ven）在其半官方的网志上重刊了吉拉尔关于恐怖主义的几段晚期论述。

    以下摘译文字原由黑女士从吉拉尔2007年在巴黎出版的《奋战到底：与贝努瓦·尚特的谈话》（2009年出版英文版：BattlingtotheEnd:ConversationswithBenoîtChantre）一书中摘选。

    九月十一日，人战栗，但很快得以平复。曾有一瞬的闪念，持续几分之一秒。人能感到要出事了。接下来，一张沉默的毯子便盖住了在我们确定的安全感上出现的那道裂缝。西方的理性主义像神话一样发挥了作用：我们总是百般努力，但求不要目睹大灾殃。我们既不能也不想看到暴力本来的样子。我们能够迎接恐怖主义挑战的唯一途径，是彻底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然而，正在发生的事情越清晰，我们拒绝承认它的愿望就越强烈。这种历史的配型是如此之新，竟至于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它正是帕斯卡所见的形态：暴力与真相之间的战争。……

    如果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说，伊斯兰会扮演今天它所扮演的角色，人们那时一定会以为我们疯了。然而累月经年，已经含有预示日益激进之污染的宗教伴生成分对意识形态的推动一直都在发生。欧洲在拿破仑时代更缺少适应性。共产主义之后，它的脆弱已经回到了中世纪一个村寨面对维京人时的水平。阿拉伯人的征服引起了震动，而法国大革命被它在欧洲激起的民族主义拖慢了速度。在第一次历史部署中，伊斯兰以宗教展开征服。这是其力量所在，也可以解释其根基之坚固。因拿破仑时代而得以加速的革命动力受到国家间平衡的抑制。但各国依次出了毛病，就此把仅有的能阻止革命发生的手段统统毁掉了。

    所以，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尝试不带任何预设地去理解现状，并运用伊斯兰研究中一切可以运用的资源。要完成的工作极为庞大。……

    当然，在它对犹太-基督宗教和西方的态度中存有怨恨，但它也是一种新宗教。这一点不可否认。宗教史学家，甚至人类学家，已经阐明了它是怎样出现和为什么出现的。的确，这种宗教有些方面含有一种与暴力的关联，我们对这样的暴力不理解，因此也更令人担忧。一个人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以求体验看到他人死亡所带来的快乐，这对我们而言是根本讲不通的。我们不知道这种现象是不是属于某种特殊的心理状态。我们因此面对着完全的失败；我们不能谈论它，我们也不能白纸黑字地证明这种状态，因为恐怖主义是某种新生事物，利用了伊斯兰法典，但根本不属于古典的伊斯兰理论。今天的恐怖主义是新的，即便以伊斯兰的视点来看也是新的。它是一种现代的企图，用以对抗西方世界最强大和最精密的工具：技术。它以一种我们不理解，古典伊斯兰可能同样不理解的方式与技术对抗。

    因此，简单地谴责这些袭击是不够的。我们用来阻挡这种现象的防卫式思维未必化为理解的欲望。更有甚者，它往往暴露出一种无意理解的欲望，或自我安慰的意图。克劳塞维茨更容易和历史的发展相结合。他给了我们一个用来理解暴力不断升级的智识工具。但是在伊斯兰中，我们到哪里找这样的思想呢？现代的怨恨决没有把一切方式都引向自杀。因此说，我们没有类似的能帮助我们理解的结构。我并不是说这些结构不可能，也不是说它们一定会出现，但我承认，我没有抓住它们的能力。这就是我们的解释往往属于针对穆斯林而搞的欺骗性宣传的原因所在。

    黑文著《勒内·吉拉尔传》（RenéGirard,ALife）将于明年出版。

    附：巴塔克郎戏院与中国

    恐怖分子屠杀八十九人的巴塔克郎戏院坐落在巴黎十一区伏尔泰大道五十号，1864年落成，院名得自雅克·奥芬巴赫的同名轻歌剧，建筑外立面和内部装潢因此也带有十九世纪矫饰的异国情调和虚假的中华风格。

    故事发生在中华帝国一个叫谢伊诺奥的地方，禁军司令科科里科密谋推翻皇帝弗尼汗，当中国公主费昂妮诗冬在读法国书《蒙费梅伊的挤奶女工》时，发现中国男青年凯基卡科也在读法国的《祖国报》，两人这才明白他们实际上都是取了中国名字的法国人。

    剧中人数次唱起一支类似《嘎达梅林》的歌——“反抗之歌，巴塔克郎之歌”。歌中唱道：

    巴塔克郎！

    大声唱！

    唱吾之死！

    我可怜的生命

    让你羡慕！

    行行好，快来！

    你打呀！你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