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历史定位

    徐志摩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同郭沫若、闻一多一样，是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诗人。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他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具体说来，可有三个相异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五四”时期至1949年。此间对他的人和诗的评价，除有少数人的批评外，基本上都是肯定的。

    如陈梦家就说：“从前于新诗的始终不懈怠，以柔美流丽的抒情诗最为许多人喜欢并赞美的，那位投身于新诗园里耕耘最长久、最勤快的，是徐志摩。”胡适说：“他的一生是爱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茅盾在《徐志摩论》中说：“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志摩以后的继起者未见有能并驾齐驱。我称他为‘末代的诗人’，就是指这一点说的。”穆木天更从生命诗学角度称他：“诗人徐志摩是‘一个生命的信徒’。他始终对于他所憎恶的时代挑战。”朱自清也说“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这里边既有对他人品和思想的评价，也有对他诗歌艺术的评价，都是赞誉他为新诗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这种认评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前。

    第二阶段，从1949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被打入了冷宫。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诗界不但把他的作品视为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东西，而且对其人也大加挞伐，把他列入“资产阶级反动诗人”之中。其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他1925年从苏联参观回来，文章中写了莫斯科和当时苏联的血腥、残暴和专制，“是对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攻击”。甚至到了1978年，有的高校的《现代文学史》还批判他：“对于革命和革命文学，徐志摩则刻骨仇恨，疯狂反对。他在《列宁忌日——谈革命》一文中说：‘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刻苦痛的一件事实。’”二是说他“一再地污蔑、攻击革命和革命文学”，并以《秋虫》和《西窗》中的个别诗句为例证加以说明。这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批判文章。“文革”前一直到“文革”后一段时间，类似的见解和观点还有一些。尽管许多人也喜欢徐志摩的诗文，但对上述两种看法并未加以澄清。

    第三阶段是1979年以后，中国大陆新时期的到来。此时，人们逐渐对徐志摩有了公正客观的评价，先后出版了他的诗文选集，诗作也选入了中学课本，普遍承认他是“五四”后一位优秀的诗人。但基本上都是肯定他的诗歌艺术。而卞之琳先生首先做出了较全面正确的评价，他认为：“他的诗不论写爱情也罢，写景也罢，写人间疾苦也罢，我感到在五光十色里，不妨简单的来说，其中表现的思想感情，就是这三条主线：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这说的是非常准确而又中肯的，对徐志摩思想倾向的主导方面，有了评析的准绳。此后的一些评论，也大抵对徐志摩给予肯定，但对他以前被扣上的“反苏”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两顶帽子，却讳莫如深，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今天我们有责任，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重新评价，做出公正的结论才是。

    首先徐志摩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和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民主主义者。他自幼生长在山青水秀并富有人文色彩的浙江海宁的硖石镇，自然环境非常优美。同时，他又接受了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尽管后来他去美、英留学，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文明，但中华传统文化打在他脑中的烙印是抹不掉的。这就奠定了他对家乡、对祖国深挚的爱。但是，面对现实中一些弊俗、腐败之事，便忧心忡忡。他羡慕那些为了寻求爱国之道，不惜献身的一代代仁人志士，如孙中山、严复、秋瑾、鲁迅等，这些人都使他敬佩。他的恩师梁启超的耳提面命，特别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其中的英雄人物，也给了他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决心做一个爱国的好男儿，学成本领报效国家。这种爱国情怀，在他赴美留学写于太平洋轮船上的《启行赴美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说：“国难方兴，忧心如擣”，本应遵循古训，父母在，不远游，但是“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正是为了祖国的富强，才别离父母乡土，入异俗之域去学习救国的本领。因此，他呼吁众人要齐心协力，才能成为救国的中流砥柱，而且应该“必也集同志，严誓约，明气节，革弊俗，积之深，而后发之大，众志成城，而后可有为于天下。”千万不能自尊自大，“勿以地大物博，妄自夸诞，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夫朝野之醉生梦死，固足自亡绝，而况他人之鱼肉我耶？”他不但主张要革除一切弊端，而且不能妄自尊大，醉生梦死，这才是真正的救国之道。从中可看出他的一腔爱国之情和远大的抱负。

    基于儒家的“仁者爱人”的教化主张和西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平时，他对下层劳动者也格外同情。他在庐山休养时曾为庐山石工的号子而沉醉，写出了抒发石工情怀的《庐山石工歌》。此后还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赞扬石工们虽然过着仅够温饱的生活，“但他们的精神却并不颓丧（这是中国人的好处）。”他们喊出的石工号子又“格外使人感动”，并问道，“那是痛苦人间的呼吁，还是你听着自己灵魂里的悲声？”诗人的悲悯情怀，尽情显现。

    其次，徐志摩是一位敏锐而又诚实的智者。他对现实世界的各种观察，不但有自己独立的人生思考，而且不粉饰现实中一些假恶丑的东西。尽管一时受到误解，他也并不改初衷。比如，多年来，有人批判他“反苏”，丑化“苏维埃制度”和“苏俄当时的现实”问题。历史证明，他的看法是对二三十年代斯大林统治时期的残暴表达出的内心真切的感受。本来，在徐志摩的《婴儿》散文诗中，也曾因看到俄国公使馆升旗产生过一时的激奋，称赞那旗子“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1925年重游欧洲路过西伯利亚时，对那儿的美丽风光也表现了倾慕之情。然而，他到了莫斯科，看到的却是残暴过后的血污，他看到，原来的森林，“几百年的古松只存下烧毁或剔残的余骸，纵横在血地里，这底下更不知掩盖着多少鲜红的热血。”他认为，人类是应该进天堂的，但在人世和天堂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必须付出巨大牺牲才能游到彼岸。他回国后，又曾在《晨报副刊》上主持过对苏俄问题的辩论。有人认为他偏向批判苏联的一方。这都是他“反苏”的证据。前边说过，其实，他对前苏联暴政的看法，是出于一种敏感的智性思维，因此，他不赞成中国也走这种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路。但是，对于副刊上的辩论，作为主编，他并未表示明确的倾向。当然，他因为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敏锐的本能感觉，内心是反对前苏联的暴政的。几十年来对他在这方面的批判，显然是不公允的。实际上，这正是其智慧和真诚之所在。

    至于以《秋虫》和《西窗》中的个别诗句为例，认为是攻击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诗歌”，也应从上下文来看，进行具体分析，不宜轻易下断论。《秋虫》发表于1928年《新月》创刊号，诗人借秋虫到来，见到人间许多丑陋之事而发牢骚，发泄一怀愁闷，诗中说：人间已没有了真爱，黄金才是人们的新宠，已到了不顾廉耻地步。其中的“花尽着开可结不成果，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二句，是批判他的主因。现在看来，这应是一种泛指的愤懑之词。在二十年代末期，曾有人打着各种旗号贩卖自己的主张，当然也有一些思想激进，高喊革命口号的文人，徐志摩对此看不惯，认为他们并未能促进人们的道德修养而有所讥讽，尽管认识偏颇，语词偏激，但还不能就断定是直接攻击革命和马列主义。如果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徐志摩的思想状况来看，他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西方与俄国传来的马列主义并不了解，也并不赞成，发出一些牢骚之语是有其内外原因的。再联系他对时局的政治态度来看，他不但未站在人民大众的对立面，而是对他们的行动给予同情。如他对“三一八”被屠杀青年的哀悼，对反动暴政的谴责，蒋梦麟（教育部长）请他去任司长而拒绝，以及他对青年人的勉励之语，鼓励他们等等。他甚至公开对青年人言说：要治好中国的病，必须有一部分人做出牺牲：“我亲爱的母国，其实是堕落得太不成话了。”“同时我对我们一部分真有血性的青年也忍不住有几句话说。我决不怪你们信服共产主义，我相信只有骨里有髓管里有血的人才肯牺牲一切，为一主义做事；只要十个青年里七个或是六个都像你们，我们民族的前途不至这样的黑暗。”这说得是非常中肯的。他虽然自己不信仰共产主义，但他认为在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中十有六七肯于牺牲，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中华民族就有希望。这还不是真正的爱国之声吗！

    第三，再从文学的角度看，徐志摩是一位以诗为生命、甚至是以生命为诗的杰出诗人。他对诗的苦心钻研，为求完美而不惜劳神伤身，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他在《猛虎集·序文》中道出了他写诗的执著和苦辛：“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生动地道出了他对诗的痴爱与为诗而不惜献身的精神。最后，他又因为爱，用生命谱写了一首壮丽的诗章。正因为他这种以诗为生命，以生命为诗的执著精神，所以他在诗艺诗美的创造上才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他的作品才那样受人们喜爱，即便在他受非议、受批判的年代，人们仍然对他的佳作爱不释手。可以说，他是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重大贡献的诗人之一。文学史上应该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