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中国诗歌发展长河中，形式方面的探索不算太多。这其中，收入《玉台新咏》中的《盘中诗》堪称特别代表。因为其形式，有着一种游戏的阅读成分。从题目提示看，此诗当写于盘中。那么，盘中如何写，什么样的盘，圆还是方，诗在其中如何排列？这些就成了问题。这些问题，引发了古今许多人物的兴趣。他们从诗句中的提示，或从眼见盘子的形状，试图去复原诗歌的排列形式。由于都是探讨，便多有不同。不同便引发论争。现代文学家郭沫若，在上世纪60年代，就因试图复原《盘中诗》，引发了一次多人参与的不大不小的论辩。
1962年3月20日，阅读广泛的学者郭沫若，读诗之间，忽然对那首著名的《盘中诗》大感兴趣。郭沫若学问大，涉猎面广，笔也来得快，很短时间，他便在一番研读后，写成一篇《拟〈盘中诗〉的原状》的文章来。复原之前，他对此诗先做了一点简要介绍：“《盘中诗》见《玉台新咏》卷九。基本上是三言诗，在末尾处有几句七言。”接着，他将原诗做了自己的断句引述：（该诗前部分人们断句大致相同，后半及字句有许多差异。此处用郭沫若字句、点断及排列）
山树高， 鸟鸣悲。泉水深， 鲤鱼肥。空仓雀， 常苦饥。吏人妇， 会夫希。出门望， 见白衣。谓当是， 而更非。还入门， 中心悲。北上堂， 西入阶。急机绞， 杼声催。长叹息， 当语谁。君有行， 妾念之。出有日， 还无期。结巾带， 长相思。君忘妾， 天知之。妾忘君， 罪当治。妾有行， 宜知之。黄者金， 白者王。高者山， 下者谷。姓者苏﹝氏﹞字伯玉，作人才多智谋足。家居长安身在蜀，何惜马蹄归不数（速）？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马肥麦与粟。今时人， 智不足。与其书， 不能读。当从中央周四角。
由诗本身及文字材料，郭沫若对诗的作者做了一点介绍：“作此诗者乃女子，是长安人。其夫苏伯玉，作吏于蜀。女子思念之，书此诗于盘中而寄之。”至于该诗如何排列，成一种怎样的形式，郭沫若也作了分析：“由末句‘当从中央周四角’以推测之，盘为方盘，诗在盘中当作螺旋式的回旋，由中央及于四角。”由此，郭沫若便按照自己想法，绘一幅图，将该诗原状加以恢复。
从郭沫若恢复的图看，该诗是由内中渐次而外来读的，纵横都是十三行。这就出现一个问题，纵横皆十三字，总共当有169字，可该诗只有168字，其间不一致。郭沫若对此是这样解说及处理的：“故于‘姓为苏’下加一氏以足之，估计此字必为原有而夺逸者。”郭氏在探讨文章中，常常有这样的自信。这里认为此诗必定夺逸一字，而此字又一定是“氏”。如何得出这样的论断，郭沫若并未解释。
对于此诗的艺术，郭沫若分析：“诗饶有古趣，鱼水、饥雀，都是廋辞，当系东汉时作品。三言诗而能如此生动者，实为仅见。且为女子所作，排列亦见巧思，可与前秦窦滔妻苏蕙《璇玑图》的回文诗比美。特惜此女子仅知其为苏伯玉妻，而未著其姓名耳。”此诗在郭沫若眼里，容易理解，故只对其中“白衣”二字略加解说：“古者未仕著白衣，致仕而还其初服亦著白衣。东汉章帝时郑钧拜议郎告归，累辟不起。章帝东巡，幸其宅，敕赐尚书禄终其身，时人称为‘白衣尚书’，即其证。诗中‘出门望，见白衣’，盖谓其夫致仕而归。”
文章写成后不过四天，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出来。此作有文有图，有想象有发挥，十分引人。这首《盘中诗》在历史上颇为有名，一些研究者对此也有自己的想法。就在郭沫若文章发表之后，数位学者也拿出了自己的文章和排列之图，寄到《光明日报》。4月5日，《光明日报》将其中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图形，用了一个总题目集中发表出来：《关于〈盘中诗〉的复原》。第一篇文章，是著名学者唐兰所写。他首先表明，郭沫若的复原图，“跟我所复原的略有出入”。出入在哪里？“郭老说原诗一百六十八字可列为十三之方乘一百六十九字，是完全正确的。但郭老因为原诗少了一字而在‘姓为苏’下加一氏字以足之，却似乎可以不必。郭老的加这一个字是出于估计，没有提出证据，为什么恰恰要加在这里，也没有说明理由，那末，如果不加这一个字而恢复原状，岂不更好一些？”
怎么个不加字恢复原状？唐兰说：“我认为《盘中诗》的原图，最中心的一格是没有文字的。图的中央是一个八角形，可以把这八角形缩得很小，不占一个字的地位；也可以放上一个什么图案。因之，用十三来开平方可以得一百六十九个方格，但这首诗却只要一百六十八字，并没有缺字。”唐兰提供了一幅他心目中的复原图（见示），并加以解说：“用我所拟的恢复方法，在盘中央的第一周共八个字，要有八个方向，即除东南西北四方外，还有东南、东北、西北、西南等四隅。而整个复原图里可以整整齐齐地看出这样一个图案，即从盘的中央到四角都有一行斜书的文字，每行为六字，这就是从东南、东北、西北、西南等四隅分布出来的。这四行好像间隔，在这间隔内无论东西南北四方都有一个三角形，盘中央是宝塔尖，而盘四周是塔底，塔均六层，塔尖一字，塔底十一字。这样写法，可以成为十分整齐的图案。”
唐兰此文当然是由郭沫若文图引发，所以得对与郭沫若不同做一些解说：“按照郭老所拟，不但要加上一个字，而且整个图形，也变成参差不齐。在郭老的复原图里，有四个三角形，一个是以山字为宝塔尖，而塔底为十三字，有七层之多，而另外三个三角形却都只有六层，其中以树字为宝塔尖的一组，塔底也是十一字……因之不能成为很规则的三角形。看来与原图是有一些距离的。”
形式之外，唐兰还对作品作者，发表了看法：“顺便说一下，在《玉台新咏》第九卷里这首《盘中诗》是傅玄所作的，傅玄是晋初人，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所作诗赋很多。很可能是拟古诗之类，用女子的口吻来立言，是诗人的常事。郭老认为是苏伯玉妻所作，不知何据。当然《玉台新咏》的编辑时间较晚，也有可能本来不是傅玄所作而被误编进去的。”
另外两位作者文章都很短（也或者是编辑修剪），可也都附有自以为可能的原图。作者高敏学说：“读了郭沫若同志拟《盘中诗》的原状有一个想法，原状可能并不是转盘回旋的，而就是普通由上而下，从左到右……要是转盘回旋的形状，那就很容易找到读法，这就和原诗里‘不能读’一句的意义不很合适……”高氏认为：“‘当其书，不能读；当从中央周四角’十三个字，在图里正在顶上从左到右的排列着。这可能正是作者藏头露尾的暗示。按原诗字数以及诗中原意，或许此图较为附和原状的可能。”
最后一位署名“立基”的作者，举的是一幅古代的复原图：“《盘中诗》在陈望道先生著《修辞学发凡》（见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11月版192页）第七篇十一章回文中也引用过，上面采取的是宋桑世昌编《回文类聚》卷二附图。”他的描述：“盘为圆盘‘屈曲成文，从中央以周四角’。仔细校对以后，发现原诗是167字，不是168字，其排列分六圈，从中央向外扩伸，各圈字数是8、16、24、32、39、47，加中心一字计为167字，当中四圈相差各八字，最外边两圈相差也是八字，唯四与五圈相差是七字，疑是盘底与盘壁（略高部位）大小之差。”
读过这三篇文章，在研究方面颇有自信的郭沫若，自然要出来辩驳一番。前三文发表后两天的4月7日《光明日报》上，就刊发了郭沫若《再谈〈盘中诗〉》的回应文章。此文用五个小标题，对前数人的质疑及新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前面数位作者（尤其唐兰），对《盘中诗》的字数，都发表看法或存有自己的认识。郭沫若首先回应：“应否加一个字”？“有人说：这一个字不应该加。中间一个字空在那儿，就可以解决问题。我对这种说法碍难同意。原诗分明说：‘当从中央周四角’，如果正中一个字空在那儿，到底以哪一个字为‘中央’呢？”郭沫若肯定地说：“所以当中一个字不能空，原诗照道理应该是一百六十九字。”
这样说虽然有点道理，可要完全说服人还差点，郭沫若也晓得。接下来他提出一点理由：“古书传世过久，经过辗转的抄写、翻刻，夺误增改是在所难免的。从前封建时代，对于圣经贤传的传世刻本一字一笔也不许增减。其实就是圣经贤传也每每有夺误和增改的。夺者补之，衍者除之，误者改之，疑者怀之，只要有根据，或者言之成理，有何不可？”这么说，郭沫若认为此诗是“夺逸”一字了。但郭到底是学者，知道其中情状繁复，难于一语定乾坤，故此又将自己的论说做了收束：“至于《盘中诗》的原形究竟是怎样，我也不敢断定。我的说法是一种拟议而已。据我所知，有人恢复成圆形的，但和原诗的‘四角’不符。也有人恢复成六角形的，据说‘四角’的四字，篆文和六字相近，是字误。后说也难令人首肯。”
至于“何故补为‘姓为苏氏’”？这是郭沫若的“创见”，他当然得说清楚：“原诗前段由三字句转为七字句，是三、三、七的调子；后段煞尾处又由七字句转为三字句后，仍然是三、三、七的调子。‘姓为苏，字伯玉’两句，刚刚在前段由三字句转为七字句的关键处。照道理说来，原诗的布局既是十三的方乘而缺一个字，则这个缺字补在这两句中是恰得其所的。故我补为‘姓为苏氏字伯玉’，文从字顺，于原调的原义毫无变改。”郭沫若的说法虽还觉不够充分，可他寻找的点，却有使人信服的地方。不仅此，他还有例句：“或许有人会问：既言姓又言氏，岂不是重床叠屋？是的，是有点重复。但古人行文恰恰有这样的例子。如司马迁的《项羽本纪》，就说‘封于项，故姓项氏’。”“姓项氏”三字下，郭沫若以重点号来强调。今天看来，这个例子有些单薄。
第三，郭沫若回应了“诗的作者到底是谁？”：“就诗论诗是苏伯玉妻作的，但可惜没有标出作者本人的姓名，故这位女诗人便成了无名英雄。因此，唐初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就说：‘古诗，亦无名氏。’又宋人严羽的《沧浪诗话》言‘《盘中》，《玉台集》有此诗。苏伯玉妻作，写之盘中，屈曲成文也’。所谓‘苏伯玉妻作’，其实也等于说‘无名氏’。可见严羽所见到的《玉台新咏》本，于《盘中诗》可能标题为‘苏伯玉妻作’；或许也并未标明谁作，而是严羽自己根据诗中所述而云然。”对于唐兰文中所言此诗作者又有傅玄一说，郭沫若请来了著名学者纪昀（晓岚）父子。在引述了他们的文字后，郭沫若说：“纪氏父子所提到的宋刻或宋本，我尚未见到。近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明寒山赵氏刊本’，把《盘中诗一首》列在傅玄《拟四愁诗》四首之后与张载《拟四愁诗》四首之前，并未标出作者之名。目录只载‘傅玄杂诗五首’与‘张载拟四愁诗四首’亦无‘盘中诗’……可以肯定《盘中诗》的题名，在目录中是没有的。此诗非傅玄所作，纪氏父子的推断是正确的。”“此诗非傅玄所作”下面，郭沫若同样加了重点号。
可为何《盘中诗》又附在了傅玄诗歌中呢？“我在这里还有一个新的推断：《盘中诗》是别人的补遗，并非六朝陈代人徐陵（孝穆）所选《玉台新咏》所原有，故目录不载。”在略加举例后，郭沫若认为：“原书确有补遗之作。”（这八个字，下面加有重点号）因此：“我的看法是：傅玄《拟四愁诗》四首的情趣与《盘中诗》有相似处，同是表达相思的情诗，而傅诗中有希望马跑快和恨马跑不快的句子。……故读者连类而及，书于简端，乃被后人刻入或抄入了正文，而挟在了两种时代相接的《拟四愁诗》之间。我的这个推断，我相信是合乎情理的。”
这里，郭沫若似乎已将《盘中诗》作者时代定了下来。可还是觉着不踏实，所以又将其作为最后一个题目出来讨论：“作者是何时人？”：“作者的时代在前也有过争论。有人说是汉人，有人说是晋人。”在举列了唐初虞世南《北堂书钞》，宋人严羽《沧浪诗话》，明朝人冯惟讷《古诗纪》，清代人冯舒《诗纪匡谬》等古人著作的有关论述后，郭沫若认为：“诗非傅玄所作，可无疑问，说为晋人作的根据是什么呢？只是在刻本《玉台新咏》中‘此诗列在傅玄、张载之间’而已。但据我上面的推断，诗是后人补录的，则这个唯一的根据也就不成其为根据了。”
接下来，郭沫若有一节此诗当为汉代诗的推断，过程也有趣精彩，值得略加引述：“《诗纪》《诗乘》并列为汉诗，所根据的又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把它作为汉诗要妥帖一点。前面已经说过，诗的基本格律是三、三、七的调子。这种调子，自战国末年以来，在民间是相当流行的。荀子的《成相篇》的调子是三、三、七、四、七的反复。汉武帝时的《淮南王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汉成帝时的《上郡歌》：‘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贤吏民。……’东汉章帝时的《廉书度歌》：‘廉书度，来何暮？不火禁，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袴。’东汉桓帝初年的《城上乌谣》：‘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这些都是三、三、七的调子。这种调子，在魏晋时的诗歌中虽然也偶有所见，但当时的诗歌，主要是纯五言调或纯七言调。”
举列种种例证后，郭沫若的结论出来了：“《盘中诗》，由它的格调看来，既和战国末年以来的民间歌谣相接近；又由诗中的情趣看来，妻子留长安，夫还在四川做小官，可望其骑马往还，正是天下一统的时候，不像分裂时的三国，也不太像统一局面尚未固定的晋初。故我采取了汉诗的说法。但也不好说得太古，也不好说得太死，故我说它‘当是东汉时作品’。”从举例推断的逻辑线索看，郭沫若的结论是比较靠实的，可长期研究古代学术问题的他，又知道随着时代发展，埋藏地下证据出现，一些看似严谨确切的推论，会遭到事实的无情否定。故此文末，他又有所保留：“当然，我的这种说法是留有商量余地的。如果有坚决的证据，证明《盘中诗》确是晋诗而非汉诗，苏伯玉确是晋人而非汉人，我也并不想固执己见。我在这里期待着作过深入研究的朋友，能提出更坚实的证据。”
《盘中诗》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以形式的特异受到极大关注的诗作。从前面的举例中可知，就在古代，它已经颇为学者注意，并对其形式原状进行了恢复和深入解读。1949年后，各类作品分析，以内容为主要对象，类似《盘中诗》这样在形式上取胜的作品，乐于，敢于研读的人，较为少见。不过这次由郭沫若发起研读，“政治”上似乎有了保障，其他人跟附的研究论辩，也便图文并茂，兴致勃勃起来。从结果看，这次论辩促进了《盘中诗》形式的探讨，引发了读者的兴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普及古代文化知识的效用。在那个紧绷着“阶级斗争”弦的时期，这次论争态度总体是平和、公正的，是紧扣着问题本身，没有逸出文本的“戴帽子”“打棍子”现象，十分难得。就在今天看来，这还是一个值得研读、还原的题目。倘若这篇介绍文章能够引发人们继续参与，使《盘中诗》最大程度接近原有形态，那就达到了笔者四下搜寻资料，草成此文，试图抛砖引玉的心理预期了。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