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成为第一个参加国际学术组织的中国学者

    我是1979年由美籍华人丁乃通先生介绍参加国际学术组织的。当我到国家教委去登记时，他们说，还没有先例，你是第一个参加国际学术组织的人。当然，我想，这只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吧，以前肯定有人参加过学术组织的。

    我参加国际学术组织，首先要感谢俞伟超先生。1978年7月23日，俞先生当时还没有当上国家博物馆馆长，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书。他介绍他的亲戚美籍华人丁乃通教授同我在北京大学接待外宾的临湖轩见面。丁乃通先生是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英语系的教授，原来是研究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的。有一次，在研究济慈的长诗《拉弥尔》中的蛇女时，要与中国对比，但是他从文人作品和大藏经中，都找不到蛇女的影子。却在民间文学中找到了。于是他对中国民间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集中研究中国民间故事。跑遍了世界各大图书馆，找中国民间故事资料。辛辛苦苦，花了八年时间编成了一本《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在芬兰出版。他当时回国是想把这本书送给我们，并向我们介绍国际上研究民间文学的情况。

    他说，国际上有一个民间文学的学术组织——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总部在芬兰，每五年举行一次世界性的学术研讨会。1979年将在英国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召开下一次大会，希望我们能够参加。他说：“外国学者都说我是代表中国的，但是我是美国人，不能代表中国，还是要你们去。”

    我当时介绍了我们进行民间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情况。当他知道60年代，全国只有我一个人坚持民间文学教学。苏联科学院的著名汉学家李福清听过我的民间文学课。他的博士论文也是我指导的。就对他爱人许丽霞教授说：

    “他是李福清的先生。”许教授说：

    “了不起！了不起！”

    这当然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李福清了不起，而且这是对我的客气话。我说：

    “不敢当！不敢当！”

    我送了他一篇我写的论文《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用这篇文章我后来在全国第一次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兰州会议上，做了一个90分钟的大报告，被大家称为“擂响了改革开放后民间文学的开台锣鼓！”

    丁乃通先生翻了一下我的文章，说：“你们都是第一流的学者，应该参加国际学术组织。我可以做介绍人。”我当然很感谢。我又介绍丁先生和我的导师贾芝同志联系。贾芝同志当时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负责人，是1960年北大请何其芳同志帮我找的导师。这样丁乃通先生就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建立了联系。我们也开始了通信联系。

    1979年7月3日，丁先生在信中说：

    “你信上的话，很多是可以鼓舞我国友人的。我打算8月中旬到苏格兰爱丁堡去参加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在会上找个机会宣传一下，相信对国内同仁在海外建立信誉可有帮助。您如果不愿意公开，望早日示知，我自当从命。这个学会各国学者都有参加的，尤其是欧洲学者（包括苏联、东欧）最多。祖国的民间文艺研究会中，没有人去参加，十分可惜，希望下届能有人去。加入那会要有两个人介绍，您如果愿意，请通知一声，我当开始替你办手续。”

    他还说：

    “读了您在《民间文学》复刊后第四期41-44页上的一篇纪实，更深切了解四人帮对祖国传统文化为害之深，同仁工作之不易。祖国民间文学的丰富是世界少有的，同仁的艰苦英勇、坚毅不屈，也实在可以作许多国家的模范。”

    在信中，还附了一张在北大的合影。

    于是我即向中文系领导汇报。后来管外事的副系主任向景洁同志让我到国家教委登记，他们说：“参加国际学术组织，过去还没有先例，你是第一个，可以用副教授的头衔去参加！”于是我填表参加了这个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

    1984年在挪威的卑尔根大学开会，因为经费没有批下来，我只写了一篇论文《民间笑话的美学价值》，请人译为英文，寄给了大会。此文是用中国的阿凡提等等机智人物是美的、聪明的、正义的为根据，来补充西方几千年来传统的喜剧美学，从亚里士多德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柏格森等人都认为喜剧人物是丑的、愚蠢的、邪恶的、僵化的等等观点。当时，丁乃通教授不大同意我的做法，认为我们中国人第一次去就批评西方美学，不太好。我则认为我们既然去了，就要拿出新的研究成果，不能重复西方的观点。因为我未能参会。学会主席劳里·航科教授希望丁乃通先生替我宣读论文。丁先生不肯得罪人，就让他的夫人替我宣读了。结果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欢迎。他们认为不同意见是对西方学术进步有好处的，航科教授说：“我们西方学者，总以为我们的美学观点是适合全世界的。现在看来，要多动脑筋才好。”似乎已经对西方中心论，发生了怀疑。

    后来，许多中国学者都参加了这个学会。学会又决定：“以后多到东方国家开会。”

    1995年1月召开的世界民间叙事研究学会第10次大会在印度的南方古城迈索尔召开，在季羡林老师的大力支持下，我和贾芝、过伟同志参加了大会。以后我又到德国的哥廷根大学、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希腊的雅典大学参加了几次世界大会，还到非洲的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参加了专题讨论会。

    参加国际学术组织，使我们了解整个世界民间文学研究的动态，结识了不少外国的学者。我还在《国际学术动态》《中华读书报》等报刊，发表了一些报道和观感文章。后来，学会主席劳里·航科教授还率领芬兰学者和我国广西学者进行联合调查。在北京还由贾芝同志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新故事的专题学术研讨会。许多外国学者反映，当全世界各国的民间故事都处于萧条衰退的情况下，没有想到中国的新故事却欣欣向荣，故事报刊有几十种之多，最多的一种发行量竟然达到700多万册，成为世界之最。这给他们很大的鼓舞。

    我还主持翻译了丁乃通先生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86年和2008年两次出版，起了很好的作用。可惜，同时翻译成的《世界民间故事的类型》（国际通用的民间故事AT索引工具书）则因为出版社怕赔钱，至今未能出版，还压在我这里（直到我退休时，拿到一笔住房公积金，才给译者们，付了稿酬）。

    1996年，经过国际学者的评选，我获得了意大利人类学的最高奖——彼得奖，奖金450万里拉。这说明我们中国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际承认的，确实对国际的学术进步产生了好的影响。

    这些成绩的取得，首先要感谢我们祖国的民间文学非常丰富生动，我们的中国人民聪明智慧；要感谢北大和教育部领导特别是季羡林先生的支持，同时也要感谢积极介绍我们参加国际学术组织的丁乃通教授，是他蓬勃的爱国热情鼓励、帮助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