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政文化与子贡之问

    孔子曾经对子贡有两句精要的评论，一是“赐不受命而货殖”，一是“赐也达”。前者言其经商是“不受命”，即不承认命运的安排，自己选择经商致富的道路，结果做到了富可敌国、与诸侯分庭抗礼；后者言其事业通达、实现了“己欲达而达人”的“仁政”境界。这两个评论都深含商政文化意蕴。因此，无论是孔子答鲁国权臣季康子关于子贡的政治才干时赞誉他“游刃有余”（“赐也达，于从政何乎有？”《论语·雍也》），还是令尹子西问楚王有关子贡的外交风范——“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答问双方都没有将子贡局限于“豪商巨贾”层面，而是赞叹体现在他身上的、非凡的“商政”人格，而这种人格恰好是中国“商政”文化对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建设最有价值的精神贡献。

    （详见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