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于大街上随机采访一位路人:你对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中国的国家安全局哪个了解更多?恐怕更多的人会说是前者。一个外国机构缘何会有如此高的公众知悉度呢?如果你深入追问受访者的话,我想得到的答复不外乎是,受教于众多相关题材的美国影视剧。
近年来,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兴盛和各种文化藩篱的逐渐破拆,加之无处不在的互联网的推动,电影业霸主美国的影视产品不断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观众所接触到,影视作品中所蕴藏着的美国式的价值观、思想和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它的受众。而影视作品的这种强大的影响力自然也撩拨着美国各主要政府机构的神经,它们争相与好莱坞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希望借助影视剧的传播在全美甚至全球范围内对其自身进行宣传推广。于是,联邦调查局、国防部、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等机构成了美国影视剧中的常客,因囿于其自身性质而在这方面显得反应迟缓的中央情报局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近年来也开始尝试与好莱坞建立联系。
专长于政府机构与媒体关系研究的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副教授特里西娅·詹金斯近年来就将其研究的重心聚焦于中央情报局身上。她对中央情报局的公共关系官员、行动官员以及历史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采访,也利用其媒体系教授的身份和人脉,与曾经和中央情报局合作过的好莱坞的技术顾问、制片人及编剧进行过若干次沟通和交流,试图以《好莱坞内部的中情局》一书揭密中情局与好莱坞合作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他深入研究了中央情报局及其官员参与制作的影视作品,其中有不少是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包括《中情局风云》《特务威龙》《谍海计中计》《惊天核网》《全民公敌》《辛瑞那》《特工风云》等,全方位分析了中情局与好莱坞牵手的原因,中情局对合作影视剧的偏好,中情局与好莱坞合作的方式以及这种合作可能触及的法律和道德红线。可以说,本书是第一部最为全面、深入地阐述中情局对于好莱坞的渗透的著作。
美国的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或许更多关注中情局这个机构与好莱坞合作的具体情况及其相异于其他机构(如联邦调查局和五角大楼)与好莱坞合作的地方。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本书中的主角是中情局还是联邦调查局抑或是五角大楼对我们来说或许并不那么重要,我们更多地是要看到,美国电影和电视的内容并非是那样地无拘无束,它们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受操纵的工具,正如书中所指出的,美国政府及其下属的各个主要机构,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并开始利用电影的影响力,来为它们各自的利益服务。起初,它们的动机大都是扭转过去电影和电视上对其的歪曲描述。书中就提及,中情局之所以要在20世纪90年代向好莱坞敞开大门,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电影制作人描绘他们的方式——流氓、暗杀者和小丑。而电影制作人出于影片真实性的考虑也愿意与这些机构合作。然而,随着其动机逐渐变为通过对其高科技能力的描述或夸张描述而对恐怖分子、犯罪分子、敌对国家予以震慑,通过对其工作的重要意义、人员的英雄形象的描绘以有利于其招募工作等等,这些政府机构慢慢地抛弃了原有的客观性,虽然它们依然声称它们的参与是要让影视剧更准确地反映它们的真实情况,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会掌握这样一个原则,即对于树立其正面形象的剧本,它们会积极参与并为其提供人员、设施及信息咨询上的便利,而对于有损于其形象或可能对其造成不利影响的剧本则拒绝提供帮助,而无论剧本或影片反映的是否是事实。于是,我们看到的许多与政府机构合作由此也更为“真实”的影视剧中,这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无一不是光芒万丈、英明神武,高效、干练、果敢也逐渐成了这些人在观众脑海中的标签。可以说,当今的美国影视剧有很多已经沦为美国政府机构向美国国民甚至全球民众宣扬其强大能力和正面形象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刑讯逼供、情报失真、能力低下等另一面的实情早已被完完全全地过滤掉了。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探讨了中情局深入好莱坞的法律和道德意义。书中指出,中情局等众多机构利用影视作品来宣传自身正面形象的事实是违反了美国的公共宣传法的精神的,该法案明文规定,禁止政府机构以各种方式对其自身进行宣传。而且,这些机构支持一类言论(指对其的正面评价)而不支持另一类言论(对其的负面评价)的行为是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的。尽管也有不少批评人士站出来对这些机构的做法予以抨击,然而,美国大肆宣扬与标榜的民主与法治此时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弹性,并没有正视这些批评和指摘,更没有展现出违法必究的原则性,依然纵容着包括中情局在内的政府机构借用好莱坞的强大影响力进行着对自身的宣传与推广。然而,难能可贵的是,虽然美国的政府机关常常随心所欲地践踏着法律和美国引以为傲的自由精神,但美国却有着如本书作者一样的一众学者、媒体人和出版人,他们恪守着自由、客观、真实、公正的原则,坚守着职业和道德底线,敢于揭露美国社会的阴暗面及政府机构的不合规甚至违法行为,由此才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更加真实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