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者的“边缘”姿态

    最近读书，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些法理学者自觉把自己“边缘化”。梁治平先生介绍其学术历程和学术感悟的文章《在边缘处思考》对此体现得最为明显。姚建宗教授《法治的生态环境》著作的代序《一个法律边缘人对法治的思考》以及舒国滢教授的随笔集《在法律的边缘》都刻意地以“边缘”姿态和“边缘人”身份来展开学术思考。那么，他们为什么刻意把自己边缘化？在边缘会发现哪些不易洞见的新天地？

    梁先生讲到其在大学读书时，一直处于边缘，以后在大学法律系教书，也自觉把自己边缘化，不在乎是不是法学界中人，在学术发展方面，其也一步步把自己边缘化。他之所以作此选择，并非想标新立异，也并不是为自己所预设的目标，而是为更好地进入学术，为实现学术目标“所作的自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选择罢了”。边缘的为学经验让梁先生远离各种玩世不恭的诱惑，坚持以学理的方式思考学术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其学术研究从固定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

    姚建宗教授因体察到法学和法学理论毫无立场的现状以及对学术不恭敬的现象，始终强烈感到自己“离我国传统的法学和法学理论学术圈的确很远”，“在精神上与之形成了一定的无法消除的距离”，没有“家园般”的感觉，也不是“圈中人”，“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法律或法学的‘边缘人’”。由此，其曾打算彻底离开“学术圈”，但考虑到自己的性格和专长，加之师友的劝告，最终以一个边缘人的身份留在学术圈内，之后渐渐发觉作为边缘人也挺好：“能够较少考虑各种‘顾忌’、更能够保持并充分展示自己所崇尚的自由与独立的个性。”于是，其坚持以“边缘人”的姿态展开对法律与法学的理论思考，“甚至有时还为此有那么一点点的‘自豪’和‘荣耀’”。

    舒国滢教授讲到“法律的中心的意义也离不开其边缘（周边）的界定”，法学家有时既需要在“法律的中心”之内，又需要置身于“法律中心”之外，来选择观察法律的角度和距离。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法律，他更愿意从“‘法律的中心’游走至‘法律的边缘’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律的边缘生成的问题有待不断地搜集整理和深一步地探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躲避目前在‘法律中心’论争的诱惑、喧嚣和纷扰。我期望通过这种视角的转移重新找到回归‘法律的中心’的道路”。舒教授还对边缘人作了富有哲理的界定，“徜徉于混沌世界而不得归家者，便沦落为‘边缘人’”；也对生命的性质进行了预测，“人，渴望在家之内，却又无时不在‘边缘’之外”。

    尽管三位学者对边缘人姿态以及边缘人身份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也可以发现他们对边缘理解的共同之处，即为了远离“中心”的诱惑、喧嚣和纷扰而自觉作出的，以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和以“边缘人”的身份，来展开对法律和法学等学术问题的研究与思考。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法理学者的‘边缘’姿态”。如果不局限于三位法理学者的所言与所感，而是把此边缘姿态纳入到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身份变迁以及社会发展内在理路的框架之下进行考察与分析，可以发现与展示出知识分子思想变迁与社会演化的内在关联以及边缘姿态所应具有的现实意义。

    余英时很早就发现和简述了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现象。传统“士大夫”如今称为知识分子。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士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在政治、文化秩序的领导与维持方面占据核心地位。二十世纪社会剧烈变动，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政治制度的崩溃特别是科举制度之废除，士大夫观念渐趋死亡，“士”这一旧的社会群体逐渐消失，自由浮动的“知识分子”新群体得以出现。知识分子丧失了在政治权力上的中心地位，“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一些边缘人如军人、工商业者和职业革命家等奔向中心而知识分子则不断被挤出中心。边缘和中心位置互换，知识分子从中心沦落到边缘。罗志田把知识分子边缘化现象称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权势转移”。

    在由各种系统所型构的生活世界中，政治、经济与文化在各自场域中具有独特运作的逻辑：依靠力量依次是权力、资本与思想；活动主体依次是官员、商人和学者。然而“政治挂帅”的社会则容易导致政治系统把经济、文化系统“殖民化”，一切都按照权力的逻辑去运行；而让市场主导一切的社会则容易导致经济系统把政治、文化系统“市场化”，一切按照资本的逻辑去运转。而政治与资本联合所形成的体制则会更彻底地把文化系统异化，把文化系统中的活动主体即知识分子给彻底边缘化。随着“政治是决定一切的”思潮席卷全国以及之后市场逻辑对各领域的渗透，整个文化领域在政治和经济面前更加失去了自主性和独立性。由此注定了知识分子如摆脱自己边缘化的位置就必须趋逐乃至依附于权力、资本的逻辑。

    把法理学者的边缘姿态置于此宏观历史背景之中进行分析，可以更能理解法理学者的边缘姿态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主要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被动”造成的，知识分子在此历史变迁中展现了颇多无奈与彷徨、挣扎与呐喊，而上述法理学者的边缘姿态是为了远离各种尘世的诱惑，坚持以学理的方式进行思考，摆脱学术的思维定势，或为了保持自己所崇尚的精神与个性，“主动”把自己置于边缘人身份以展开对学术的探求。在近代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的趋势之下，他们却主动把自我边缘化，这好似是一种悖论。这不是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把自己刻意边缘化是为主动配合时代之趋势。而毋宁说，其以边缘人身份，在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的氛围之下保持独立思考之能力，主动采取边缘姿态则更多意味着抗拒权力和资本逻辑对学术的侵蚀，展开真实的学术研究。这是一种“反边缘化的边缘化”，试图以边缘化的姿态维护自己学术和思想的真诚性。这也许是法理学者的边缘姿态和边缘人身份具有的现实意义吧。

    陈寅恪为王观堂撰写的纪念碑铭载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的“士”已成为一个历史范畴，但“士”之风骨仍会潜移默化地存留在当代一些学者的骨气里，也值得读书人向往和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