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香港中大的两段因缘

    我有两段在香港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的因缘：一段是1978年到1982年，另一段是1994年到1998年，而夹在这两段任教期间，又长期担任校外委员。这样一算，彼此“纠结”了前后二十年，从它13岁开始，到它33岁为止。我的学术生涯既与它共同成长，我也大致见证了它的承先与启后。

    先说第一段因缘。1978年我从美国密西根大学毕业，当时传播学集大成的宣伟伯教授（WilburSchramm，或译施拉姆）出任中大的胡文虎讲座教授，因此我毅然决定直奔追随。话说1971年到1973年我在夏威夷大学读硕士时，宣伟伯正准备从斯坦福大学退休，回到他创立的东西中心传播研究所。他对传播所的研究成果贫瘠，毫不掩饰地表示不满，于是成立一个把脉的委员会，我有幸以学生代表而结识他。后来，知道他从东西中心再度退休，转赴中大，宣称要创立第一座跨亚洲的传播学博士课程，我非常向往能够有机会跟随他。1978年，朱立兄和我同时获聘，成为中大新闻与传播系的新任讲师。他原来答应停留三年，可惜因为发现事与愿违，大约十四个月后就打道回府了。

    我报到以后两个月左右，宣伟伯就回美国了。但在这两个月期间，我天天见到他。他每天最早到办公室，最晚离开办公室，比谁都勤奋。他整天滴滴答答敲着IBM电动打字机，“我手写我口”，口中念念有词，手指随着在键盘游动，偶尔抬起头，以唱诗班雄浑的男中音哼首歌。早就听说他一辈子敲坏了好几部电动打字机，却没想到我会目睹到他写作的风格。我在他家吃过饭，寄过宿，看到他一大早在中大蜿蜒起伏的校园慢跑，早饭晚饭吃得很多，中午却只吃一个苹果和一个橘子，晚饭后仍工作到子夜方休。宣老回到夏威夷以后仍然写作不辍，然而最后的传播史却成未竟之作，身后由门人切飞（StevenChaffee）和罗杰斯（Everett M.Rogers）续成而问世。我在密西根求学时，罗杰斯曾任我的业师两年，直到他转赴斯坦福接任宣伟伯留下的职位。

    宣伟伯大师离开中大，留下的硕士课程不能废弛，只好由朱立和我两位资浅讲师承乏。由于情势所逼，1978到1982年，我因缘际会，指导过李少南、陈韬文、苏钥基等人的硕士论文。他们留学美国归来以后，青出于蓝，先后出任该院前三届院长（现任第四届院长冯应谦，是我在明尼苏达大学指导的博士，但那是后话了）我的年纪略长于学生，又刚出校门，有用不完的精力，镇日和他们打成一片，几十年来我们也谊在师友之间。很少人这么幸运，我虽非“伯乐”，却一毕业就与“千里马”有教学相长之乐。

    在中大四年间，一幕又一幕的中国政治变化在眼前展开：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香港回归逐渐走上议程。新亚书院的“民主墙”上，天天都张贴了各种严肃的政治辩论——中国何去何从？位处偏僻而清净的中大校园内，到处有各种演讲活动，师生充满了激情与理想。这时《人民日报》空前绝后地精彩，一边打击极左遗毒，不断刊登老干部（包括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如何被“四人帮”蹂躏的回忆文章，一边又批评所谓“凡是派”，高潮起伏跌宕。我对中国研究的兴趣肇始于此。

    中大当时只有五千名学生的规模，每班不超出25人。我上大众传播理论课，总先熟记一半学生的名字，并在第一堂课上当场点叫，以建立互动的基础。当年的大学本科学生包括梁凤仪、朱婉玲、张结凤、罗灿、李月莲、陈慧儿、黄丽君等。第一年我与人合教这门课时，逐周写出后半部的讲稿；第二年单独再教时，写出上半部；第三、四年单独教时，又两次修订，最后出版为《大众传播理论》。出版后，一再印刷，难以相信至今仍是台湾学生的主要教科书，也是留学或新闻、外交人员应考的参考书之一。我当然是认真写的，但教科书不过是供人踩过的踏板，自己并不特别重视，不料在华文圈中，它可能是我所有著作中知者最多的。甚至晚一辈的大陆学者告诉我，当年他们就是在大学“港台特藏室”看到此书的复印本而受到启蒙的。犹如我自己读了徐佳士老师沿着宣伟伯的路子所写的册子《大众传播理论》，而对传播学萌生兴趣。历史真是充满了偶然。

    新亚书院那时“还是”新亚书院，没有变质太多，院长金耀基先生请了许多名家来演讲。我就亲炙过钱穆先生、李约瑟先生、钱伟长先生、刘海粟先生等的学问与风采。“云起轩”供应简单的面食午餐，那是同事八方云集的地方，尤其是进门处号称“天下第一桌”，每天中午围绕着来自各个领域的上辈和同辈学者，可谓群贤毕至，他们高谈阔论，针砭人事，起码两三个钟头，令初出茅庐如我者茅舍顿开。听不懂的，我回去立刻找书补课，四年下来，不啻获得一个无形的学位。值得一记当时的“常客”：劳思光、刘述先、金耀基、孙述宇、孙国栋、魏大公、闽建蜀、逯耀东、乔健、谢剑、李弘褀、朱立等。那是一段无法回头的美好记忆。

    我在中大教了三年，明尼苏达大学决定聘我为实任副教授。我继续在香港等移民签证，又拖沓了一年才启程。1978年我们抱着两个月大的儿子居安到香港，1982年抱着八个月大的女儿居明去美国。太太颜嘉琪也是密西根大学博士，原在中大教育学院任教，但为了我自私的选择，抛弃她的事业跟我远渡太平洋彼岸，并决定居家四年，照顾儿女。四年后获得专业执照，始重回明大成为心理师。她这辈子为我而奔波而牺牲，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而居安和居明长大以后，也获得密西根大学的学位，全家四口都为它的足球队加油。

    明大破格请我当副教授，主要是看中我从博士论文脱胎出版的著作《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早年美国新闻传播学界四大重镇为威斯康辛、伊利诺、明尼苏达和斯坦福。我1982年加入明大教授阵容时，在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成立五十年以来，俨然只有我的母语不是英语。我在明大的种种不是本文的重点，我只说说我和中大的第二段因缘。

    1994年明大放我一年学术假，我一心一意想回中大。1980和1990年代，我和陈韬文以香港回归为社会实验室，分析权力结构改变与传媒互动的关系，发表过许多学术文章。我在1994年回到香港，目的与此一脉相承。承高锟校长聘我为讲座教授，并希望我多驻留几年，于是我1994-1995按原计划在中大，1995-1996回明大，1996-1998在中大，见证香港回归的前后。

    那几年，我体会到什么是“沧海桑田”：沙田的大片农田已变成高楼大厦，吐露港已经不能划艇到乌溪沙；低调的中大校园建筑逐渐夹杂了高耸而不协调的大楼，电气化火车取代了当年一小时一班烧炭的火车。中大不再是小规模的学校了，四年制在港英政府的逼迫下改为三年制。新亚书院旧貌不再，师生拆散分到其他书院。我被分到逸夫书院，但形式大于实质，没有太深的参与。云起轩的“天下第一桌”面目全非。

    高锟校长谦谦君子，强调学术研究，把中大的国际地位提升了好几个台阶。中大的崛起拜赐于香港经济社会高度成长，但高校长无疑建立了一块重大的里程碑。他退休以后荣获诺贝尔奖金，识与不识者都引以为荣，可惜他患病，不能享受这个终身的成就。

    在这三年间，陈韬文是系主任（后来系改为院，才有院长）。与我过从最密的是陈韬文、潘忠党和苏钥基，我们几乎每天碰头谈学术，并在九七回归那年做了大型的研究，深度访问中港台、英、美、日、澳、加到香港采访回归的记者，配合他们的文字和影像报导，通力写成一本书《全球媒介奇观：香港的新闻战》，在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印行。九八年我回到明大，不久潘忠党也去了威斯康辛大学，陈韬文和苏钥基留在中大，但多年来我们一直怀念这个合作。在这段因缘中，我直接间接教过的李立峰、邱林川，现在已是蔚然有成的学者了。而我在明大指导的博士冯应谦（现任院长）、张咏（现任教于密苏里大学），也都有中大求学的背景。我想中大的传承是温暖的，有序的，也是源远流长的。

    2002年，我在偶然的情况下又被怂恿回到香港，并且住定不走了。虽然在别的大学工作，但我的香港因缘毕竟是由中大牵的，所以平实地写下这篇回忆文字，送给老东家作为生日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