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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9月23日 星期三

    周宗奇:没有“山药蛋派”老作家,我也许成不了作家

    本报记者鲁大智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9月23日   12 版)
    周宗奇

        20世纪的70年代,马烽、西戎、胡正三位老先生来到临汾,问文联主席郑怀礼有没有发现“好苗子”。郑怀礼说,霍矿有个娃写的不错。

        这个“娃”就是周宗奇。40年过去了,周宗奇已年过古稀,他永远忘不了三位老先生的帮助。是他们从煤矿把自己“挖”到山西省作家协会,1975年的春天,由此成为周宗奇生命的春天。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已是“晋军崛起”中骨干一员的周宗奇,把关注农民问题改为关注知识分子问题,把对人的生活现状的描绘改为对其灵魂的扫描,把已然失重的小说形式改为批判色彩的纪实手法——在创作的旅途中,他始终没有停止过探索。长篇小说《风尘烈女》、长篇历史纪实小说《清代文字狱纪实》、长篇传记小说《真伪人生》……在他洋洋数千万字的背后,是广泛、深入、扎实的采访。在最近完成的“中国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忧乐天下——范仲淹传》的写作中,他追寻传主一生踪迹,亲历9省、市29地实地采访。山西作家周宗奇,书博会前夕接受本报专访,吐露“好苗子”如何长成苍天大树。

        读书报:在霍县矿务局辛置煤矿期间,您才26岁,写出了《明天》《新房》《金链环》《一把火》《三遇杨坚》等20多篇中短篇小说。那个时期是怎样的创作状况?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作的?

        周宗奇:多美呀26岁!我的26岁哪去了?就像《人证》中的那顶草帽,飞走了再也找不到,成了一个凄美传说。说来可叹,这一批早期作品是业余时间趴在床沿上写出来的,屁股下是个小板凳,5平方米容身空间是一间俱乐部大仓库的西南一角。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大学毕业后被打发到这座煤矿工作7年之久。这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我在散文集《学洒脱斋夜话》中多有写及,这里不提以免心酸。那时节身心伤累,前途迷茫,怎么办?唯有写作,既为打发孤独忧伤,也是从小就有的爱好,一不小心就出产了这些中短篇小说。1973年,处女作《明天》在《山西日报》发表;《第一个师傅》(又名《金链环》)在《光明日报》发表;中篇小说《一把火》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并被翻译成英、法文介绍至海外,还改编成苏州评弹和小人书等文艺形式。一生的文脉就此开通了。

        读书报:《一把火》影响之大,甚至改变了您的命运。山西人民出版社召开全省“短篇小说学习班”(时称“东阳笔会”),您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应邀参加。笔会给您带来了什么?

        周宗奇:改变命运之说,不无道理。“东阳笔会”不光于我,于整个山西文坛来说,也是功不可没,是一个不可忘却的里程碑。40多年前,当作家协会还没有恢复建制时,山西人民出版社有一个部门叫“文艺编辑室”,实际统领着全省的文学创作队伍。从负责人刘江先生、关守耀先生,到周文、林有光、罗继长、张仁健、常德顺等具体干事诸位先生,为培养新时期作家尽职尽责,殚精竭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文革”后期的1973年至1984年这10多年间,如果没有“文艺编辑室”和上列这批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震撼全国文坛的所谓“晋军崛起”就无从发生,新时期山西文学大省的地位就无从谈起。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说,作家张石山在其大著《穿越》中如是评论:“追溯历史,文革结束后的山西文坛所以能够兀立于中国文学之林、晋军挺然崛起,文革期间的“东阳笔会”实在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坛盛会。……东阳笔会,想不到聚会了那么多的文学爱好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成为支撑山西文坛的骨干力量。单凭记忆,我可以数出如下若干人的名字来。年龄二三十岁的,计有周宗奇,李锐,张石山,周山湖,崔巍,贺小虎,郑惠泉,王红罗,邓建中,马立忠,王巨台等人,皆是年轻新锐,后来多数活跃在文坛。”

        读书报:作为“晋军崛起”中的骨干一员,您愿意谈谈“晋军”吗?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强大有实力的创作队伍?

        周宗奇:在中国当代文坛,“晋军”和“晋军崛起”的话题已觉不新鲜,各种论者热闹了30多年,哪容我拙喙再置。山西作家协会曾经拥有驻会专业作家十多名,我大致列出他们进入文坛时的“原始出处”,或者就能说明一点什么。以姓氏笔划为序:王东满、成一、张石山、李锐、麦天枢、郑义、周宗奇、柯云路、钟道新、赵瑜、韩石山、蔡润田、燕治国、潞潞。这批人的共同点是:1、进入文坛时都因各种“文革贱民”子弟身份处于社会最底层,身陷逆境,日子很不好过,急需改变现状。2、都具有异于常人的、程度不同的文学天赋。3、都受惠于改革开放大潮,即得“天时”之功也。周瑜抱怨老天说“既生瑜,何生亮”!我则要庆幸地说,老天真有眼,居然给山西弄来这么一批中青年作家!

        读书报:您的创作曾得到山西文学界马烽、西戎、胡正等“山药蛋派”老一代作家的赏识。您可否谈谈对他们的印象?

        周宗奇:岂止是赏识,那叫恩重如山。是马烽、西戎、胡正三位老先生亲去临汾,把我从该地区所属煤矿挖到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多所倚重,12年中从小说编辑一路提拔到《山西文学》主编、作协常务副主席,不到40岁就成了体制中的副厅级干部,据说他们是要我来接班的。不光对我有恩,我们这一批作家均受惠非浅,对此,至今大家“供认不讳”。可是我们,尤其是我,辜负了他们的一片好心。以我为例,我难于苟同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文学观念。比如:马烽先生说,宗奇你别忘了,是共产党花钱办刊物、养作家,这是事实吧?我则说,马老师,没有共产党的国家不是也有作家吗?据说活得也不差。至于围绕“讲话”内容所产生的种种文学分歧就更多了,关系就在这种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无休止的消磨中淡化了,直至那场风波骤起,我和我的中青年同道们几乎“全军覆没”,他们也彻底对我和我们绝了望,心疼我们被整肃的同时,也多少有点幸灾乐祸:你们不听话,这是自作自受呀!

        中国文化中的师道部分,始终存在一种难以破解的悖论,或者说是一种怪圈,就是:你要你师,还是你要真理?往往难倒后学。我就为此深深痛苦过,我爱父亲般的山西老作家,可我又不想背叛自己的良知和追求。没有“山药蛋派”这些老作家,我也许成不了作家;但没有对他们的反思和背离,我绝对得不到今天的创作自由与灵魂自由。我的选择正确与否,天知道,我知道。

        读书报:1975年春天,您被调到刚刚成立的《汾水》(文革前叫《火花》,1982年改名《山西文学》至今)编辑部当小说编辑。从作者到编辑,是怎样的心情?边当编辑边写作,您在那段时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老干事吴诚》由《小说选刊》转载;《新麦》获《汾水》短篇小说一等奖;《黄金心》由《小说月报》转载;《古月劫》由《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清凉的沙水河》被《作品与争鸣》选载,获1984年“赵树理文学奖”,并由日本学者小林荣翻译到日本;长篇小说《风尘烈女》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您的创作几乎都是喷发式的,似乎没有“低潮”,什么原因?

        周宗奇:什么“喷发式”呀,你是鼓励我。我清醒着呐!一个作家成就大小高低,首先不在作品数量,质量第一;其次,与同在一个编辑部的李锐、张石山比,他们在创作路上已然遥遥领先,我已然是身处“低潮”了。这就不能不说到编辑之累。我成了刊物领导者之一,按我的天性,我不能对不起提拔我的老前辈,更不能对不起广大基层作者,那种业余创作的艰难困苦我感同身受,所以我要把编务做到最好。但是,编刊与写作矛盾之大且极难调和,有经历者谁无体知?痛苦选择之后,我毅然辞去了主编职务,专心文学创作。一时颇多震动,有一前辈老者亲自登门劝告说:小周,可不敢孟浪,我30年才熬了个副主编呀。我生性中有一种决绝之气,辞就辞了,了无后悔。当然,也有一种对创作前景的自信在。

        读书报:您的纪实写作以《清代文字狱》开场,据说至今已出有5种版本,而且是计划中的《中国文字狱》三部曲的第一部,整部书为10卷本,约350万言,要把中国从古到今3000年文祸史,用文学语言书写出来。这是一个填补中国文史空白的庞大工程。请问:是这样的情况吗?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周宗奇:用现代文学语言写中国文字狱,写得通俗易懂,专门奉献给普通老百姓,从前似乎没人干过。我有幸填此文史空白,或为天赐也。

        不错,我计划中的《中国文字狱》分3部约350万字:《清以前历代文字狱》2卷约70万字;《清代文字狱》3卷约80万字;《现当代文字狱》5卷约200万字。三部曲中,《清代文字狱》早已出版,先后由友谊出版公司、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另有两种盗版书,所以说5种版本也不错。《清以前历代文字狱》正在出版运作中。《现当代文字狱》是重头戏。可让人沮丧的是,事情却很难做下去,最主要的难题是相关档案不解密,你无法见到第一手资料,尤其狱中资料秘藏不露,讳莫如深。无米之炊你怎么做?眼看书生老去,机会不来,你能把无情的现实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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