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伊朗知识分子

    尽管“知识分子”一词现在多少带着贬义，用来指代某些自以为是又好教训人的人，我却很难找到其他称呼来把这些我所认识的活生生的伊朗人归为一个类型，因此只好找一个和生活本身一样开放的概念，就像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而这些人从事的职业也使他们多少符合狭义的知识分子形象。我想讲讲他们的故事，希望能够在《我在伊朗长大》、阿巴斯的电影，还有各式各样的新闻报道之外提供另一种视角，更微观，或许也能更真实。

    我想从SaedMeshki先生说起。机缘巧合，我很早就取得了这位曾经任教于德黑兰大学艺术史系的著名平面设计师的联系方式，却怯于语言障碍，在抵达伊朗月余后才鼓起勇气拜访他。我想像中Meshki先生恐是位颇为严肃的人物，带着艺术家多少令人生畏的骄傲自持，而伊朗人本就对学术头衔极为重视，漏称博士便可能引人不快，这一切使我按下门铃时十分忐忑不安。然而在他打开门并笑起来后，我却觉得好像穿越了重重森林到达阴森的哥特古堡后却发现那里住的是圣诞老人。Meshki先生是某一类讨人喜欢的老教授的典型：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拥有敏锐直觉，同时开朗随和，乐于鼓励指导后辈。我们聊得很愉快，却并没有聊很久，因为一反伊朗人惯常的拖沓风格，Meshki先生是个行动派，在得知我对伊朗文学和哲学的兴趣后，当即便提议驾车带我去逛书店。

    我带回国的战利品中有一半都来自这次书店之行，其中包括Kad⁃kani博士撰写的《音乐性的诗》。Meshki先生除艺术史外在波斯文学领域也颇有造诣。至于伊朗文化中音乐、诗歌和哲学的关联，这里虽然无暇详述，想来只消提及大家都很熟悉的土耳其旋转舞是由莫拉维亚教团“表演”，而该教团是波斯语诗人，神秘主义哲学家鲁米创建的就够了。

    经由Meshki先生引见，第二天我去拜访了德黑兰外国语学院西班牙文学系的Shobeyri女士，也得以一窥伊朗高校中女性知识分子的风采。她和Meshki先生属同一类型的教授，只是更年轻，也更强势。聚在她办公室的女学生们也完全不似人们印象中穆斯林少女的驯顺——她们咯咯笑着感叹几分钟前鲁莽闯进办公室的邮递员长得相当好看。几周之后，我在Shobeyri女士的新书发布会上又见到了她们中的一位。那位女学生在戏剧中扮演一位西班牙姑娘，尽管伊朗对女性着装有严格规定，禁止在公共场合露出手脚和面部外的任何身体部分，这些个性独立的德黑兰女学生却有办法钻规定的空隙，不逾矩地表现出西班牙式的热情：她在窄腿裤上穿着长袖的紧身连衣裙，将包裹长发的黑色丝巾掩盖在宽沿帽下伪装成发髻的模样。伊朗终究比她的近邻阿富汗开放些，我们尚不用担心会在这里看见从头蒙到脚，连眼睛都不露出的女子摇滚乐队。

    既已讲起这些女学生，也不妨就此简略描绘一下伊朗的大学生活。这些大学生们说起来也是伊朗未来的知识分子（又或者现在已经是了），所以也不算离题。这些大学男女同校，校园内部却有严格的隔离制度：男女生从大门左右两侧分别进入校园，分坐在同一教室的不同部分，下课后在隔开的食堂就餐。一项令人愤懑的规定是女性不可以在公共场合唱歌跳舞，而这在法蒂玛节就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了。法蒂玛节来源于穆罕默德的女儿，伊玛目阿里的妻子法蒂玛。当天下午，校方生宿舍外搭起演出台，挂起彩带。然而就因为这条规定，在这个属于母亲和姐妹的节日里，全程活跃的却是坐在右方的男生们，跳着舞吵吵闹闹，而女生们全都规规矩矩地坐在左边，只有从不时的小声欢呼中才能感受到她们的激动。面瘫脸的管理员站在学生们后面，防止男女生互相跑进对方的队伍，同时一脸警惕地盯着一向不守规矩的留学生们。性别歧视是存在的，然而伊朗女生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般介意。无论如何，整体气氛是欢快的。

    可惜这类欢乐在大学校园外却可能大打折扣。游学期间，我在校外联系了伊朗传统乐器三塔尔的课程，而我的老师Mehdi先生则是忧郁类型的知识分子了。以中国人的审美来说，他长得非常好看，就像恺加时期细密画中的人物，只是更单薄，举手投足间显得温文尔雅。第一次见面时，除了伊朗各个地域传统风格的音乐外，他还为我们表演了改编成摇滚风的《欢乐颂》。对他来说，伊朗的环境不仅是一种禁锢，更重要的，是一种漠视。这大概也和伊斯兰文化对音乐的复杂态度有关，有时觉得这是美好的东西，有时又觉得音乐会腐化道德，以至尽管没有明确态度，音乐却终究不如文学在这个国家得到重视。Mehdi希望移民法国，那里对他来说无疑是音乐家的自由乐园。在一次课后闲聊，他问我和我的同学为什么要学波斯语，为什么要来伊朗。我们给出了些“因为对伊朗的历史文化感兴趣”“因为喜欢伊朗艺术”之类的答案，而他用一种大概是觉得我们太傻太天真的表情看着我们，然后说哪怕我们这次留学对伊朗印象很糟，也希望能保持住对古代伊朗的那种美好感觉。我变得心情沉重，Mehdi觉得我们不懂，但伊朗的情况我们也的确是看到的，自伊斯兰革命后，民众的生活水平甚至不进反退，路上一些牌子较好的车中，甚至有许多是革命前就有的型号。但他是对的，我们的确不懂，我们没有在这个国家经历具体到每日每小时的历史变迁，没有个人的身世浮沉，也就不能体会那微妙的怀旧情绪。

    类似的怀旧情绪在一部分伊朗知识分子中间其实一直存在。国王时期的伊朗国歌是首旋律很好听的曲子，现在有时仍会在演奏会上表演，而每当这时就可以从人群中分辨出一些被这种怀旧攫住的人们。然而我觉得国王时期已经成了某种关于过往辉煌的神话，通过奇怪的移情作用，甚至成为希望和理想生活的代名词。那个时候的德黑兰尚被称为“小巴黎”；欧洲最新的时尚第二天就会出现在伊朗的商店橱窗里；人们可以穿梭在街上，自由地谈论音乐和爱情，而不像现在这样，因为制裁，本就没有什么选择却还有诸多限制。不过，随着核谈的成功，也许我下次再去伊朗时便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我最近又重读了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回头想了想这些我认识的活生生的人，不禁觉得他的标准有些太苛刻了些：对权势说真话的人，精神上永远的边缘者和流亡者。萨义德作为积极争取巴勒斯坦权益的活动家践行了自己的标准，这无疑是令人敬佩的，我也无法否认符合他标准的知识分子对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然而我却无法遏制自己不去暗暗希望我认识的这些伊朗知识分子永远不需要承担起斗士的角色。回想起当时的人与事，贯穿其中的似有一种矛盾的乐观，但无论我们身处何时何地，总会不时需要自我欺骗来维持心灵的平衡。也许国王时代，或再向前回溯那些传说般的黄金岁月从未消逝，而从微观角度来看生活的情感从来就没有差别。

    与Meshki先生告别之时，他送了我几本小书，是一些伊朗少数民族的短篇诗集，译成了通行的现代波斯语，配上由Meshki先生自己设计的封面。那些诗歌多是淳朴的爱情诗，本和主题无关，可在俾路伎的那册里有一首却让我印象深刻，好像与我所写的这些人物有着说不清的关系，翻译过来其大意是：多少年正在流逝，多少月正在到来，痛苦有许多，但我却从未沮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