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从梁漱溟的角度来说，梁先生自己的理想，这种复兴儒家文化的运动，不要从政府层面，要从老百姓——底层自发行动。这个呢，现在很有问题，比如说一般的年轻人，不要说城市人、乡下人，都是一样的，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经济条件，物质生活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重要的。大家都是这么说，不过恐怕事实也是如此。只有很少的一些人认识到，这条路一直走到头，你就完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同样的一种危机，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道德体系。

    ——曾多次采访梁漱溟的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梁漱溟复兴儒家的理想与中国现实社会的矛盾（《新京报》“书评周刊”2015年9月5日）。

    从这个故事结构定型的那一天起，原著与剧本、剧本与侯孝贤擅长的影像风格之间，便存在着尴尬的双重割裂。从最后的成片看，他应该也意识到了这种割裂，所以绝对避免使用商业片的影像语法，碰到需要交代人物关系和情节的地方，就用大段文言台词配上静止镜头，好让画风显得拙朴一点，至少看起来离商业远一点。那些东山魁夷或者安塞·亚当斯式的画框，人物在山山水水中走台的气度，有意无意地引导观众忽略故事究竟讲了什么。至于大幅度删剪对观众理解剧情造成的障碍，也不妨视为一种聪明的陌生化处理——乍一看，你会不明觉厉，你会相信这里面吞吐了多少野心。戛纳把最佳导演奖颁给侯孝贤，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种聪明的表彰：无论多么违和的情节，都能纳入导演的风格化轨道，这是技术，更是气场。

    ——作家黄昱宁撰文评论侯孝贤电影《刺客聂隐娘》原著与成片间的割裂以及电影缘何是那种表现风格（《聂隐娘还是王佳芝》，《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9月13日）。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瓶颈并不在翻译，而是出版。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自我吹嘘误导了许多人，尤其误导了媒体和读者。举一个例子吧，一本书被一个语种——英语或西班牙语——翻译出版了，其实也就是一个语种。因为世界上讲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国家特别多，也许有几十个，这就导致了这本书可以在许多国家销售。是说“一个语种”呢还是说“几十个国家”呢，这就取决于你的脸皮有多厚了。我想说的是，中国文学在法国或西班牙也许还好一点，美国、英国和德国真的不容易。

    ——作家毕飞宇从今年纽约书展中国作家签赠活动遇冷说起，谈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体面地、健康地“走出去”更重要》，《北京青年报》2015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