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明珠：在“随心所欲”中寻觅“不逾矩”

    在散文中字与字、句与句的调遣，完全是随心所欲，作者爱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但是怎么才是最佳的调遣，就要在“随心所欲”中寻出个自我遵循的“不逾矩”来。难就难在这里。

    他好像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更多的是若有若无的问答，是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禅意，悟了便是得，错过便无缘。

    2015年江苏省作协第八次会议在南京拜访忆明珠，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笑，温暖、豁达、明净、包容。他说，“闭门即是九重山，青菜萝卜保平安。虽非桃花源中民，也厌读史论秦汉。”我以为他的生活悠然自得，完全是陶渊明的境界了，不料他说“没有很自在的日子。看看现实，未来走到哪里？……”他摇摇头，似又有满腹的忧虑。

    曾经的老邻居黄毓璜比较了解他：“忆明珠集诗书画文于一身，可他归根结底是个诗人。我是想说他是一个区别于一般‘写诗的人’的‘诗人’……”黄毓璜说，我们读忆明珠的诗，包括由其诗而及于书画文，通常比较容易从那里领略那种属于民族文化的根底，如先秦之简约素朴，魏晋之思辨通脱，唐之心与物游，宋元之风致韵味以及明清的自然平淡等等；却比较容易忽略一个简单的事实，他的跟我们相近，正因了我们总不难从他那里触摸到一颗属于诗人的挚爱心灵。

    我们从他的《抱叶居手函墨迹》（青岛出版社）谈起。这本书不仅为读者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了解作家、解读作家、研究作家的材料，更为匡复一种看似正在黯然走向式微、甚而濒临消亡的传统文化载体，作出了有益的昭示。

    读书报：早年的阅读对自己产生怎样的影响？

    忆明珠：少年时读过一阵子古书，不过《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几种普通的选本。过去的老私塾先生们，便是靠着它们教几个小小蒙童混饭吃的。但很难否认这三两本启蒙读物对我的影响。现在我极少写诗，偶写几首，总觉字里行间好像散发着一股陈年的中草药味儿。这味道哪里来？追根溯源，能跟我少时沉浸其中的那些古典作品，诗词歌赋无关吗？这大概也难以弄得清。小时候母亲常跟我们兄弟姐妹讲些传奇故事，如《白蛇传》《会真记》，母亲还背得张生写给莺莺的那首诗。十一岁那年，我和哥哥到外地一处完小就读，暑假回到家里，父亲每天向我们讲授一个时辰的古文。父亲讲授古文一般不提问，不发挥，大略讲解词义后，便叫我们朗读，直至背熟。

    到十三四岁，接触古典文学的同时，我已经陆续读了当代诗人郭沫若、闻一多、朱湘、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等一些诗人的作品。杜甫论诗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我倒是“不薄古人爱今人”，对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我固然很爱甚至迷恋，但我更爱的却是当代诗人的新诗，尽管它在艺术上远不及古典诗词的富有魅力，却与我息息相通，这因为作者、读者共处于一个同时代的生态环境里，相通的、相近的东西总是更多的缘故。所以对古典诗词，我仅仅为欣赏而读；对新诗，才抱有参考借鉴的目的，并偷偷地写起新诗。

    读书报：您曾经在文章中谈到自己早期的诗歌受屈原影响较深。

    忆明珠：我曾经写过一首《大风》：黄昏以后的大风呀/你号啕自辽遥的深谷/你听否哀时的诗人歌声正苦/……千山的鬼火色明如蓝灯/黄昏以后的大风呀/请会我们于深茂的林中/那里有年青的寡妇陪你并哭/有赤的犀白的熊不休地颠扑！

    大风，似乎是一个遮天盖地号啕而来的巨灵，这意象的出现，说明我已感应着某种外来的艺术影响，然而这诗中“赤的犀白的熊”的描写，却似乎是从《招魂》中“赤螘若象”等等形象变化来的。我感觉搞文学的人不可不读《楚辞》，我的文学生命一开始便植根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里了。

    读书报：您是怎么走上创作之路的？忆明珠：1950年我随志愿军入朝。1957年1月，《星星》诗刊第1期发表了我在朝鲜战地写的诗歌《苏可海斯蜜打》，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诗歌作品，也是第一次使用忆明珠的笔名。《星星》在1957年5月以前曾连续发表我的诗歌，这推动我走了文学之路。

    为什么给《星星》投搞？因为我看到《星星》有一个约稿启事“《星星》欢迎种种星星，最后一句是：‘也欢迎天边的寂寞的孤星’”，这一句打动了我。我感觉，我就是天边的一颗“孤星”。就把诗歌寄给了编辑部，不久就发表了。

    读书报：说到笔名，关于“忆明珠”笔名的来历，有很多版本。

    忆明珠：好多传闻有不实之辞，我从来不做解释，有些属于个人的事情，跟作家的作品没有关系。从我发表作品开始到现在，多少年都过去了，对一个90岁的老人来讲，这些都不是事情。研究一个作家，看作品就好了，不必离题太远。

    笔名、别名共有多少，我一时也说不准。有绿芜、杭育、赵迈、石翁、白门姜等等，忆明珠何以名之曰忆明珠，始终激发着某些好事者的想象力。传到我自己耳中，也很惊诧，有的简直可入《今古奇观》了。

    读书报：回顾自己的创作，您愿意如何评价？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忆明珠：1960年，因为发表《油菜花赞》被批判为修正主义。1962年我又陆续发表了《春雨》《女声》等短诗，因为这些诗抒情意味较浓，我心里惶恐不安。后来我也写出了一些与之配合政治的诗歌，《旗杆石》《跪石人辞》等，因文艺整风形势险恶，1964年“封笔”。唐晓渡认为，这首诗当时由《诗刊》发表后之所以会引起读者的巨大轰动，并不全系于特定的历史氛围；其反证是今天读来，仍能体验到某种虽属不可复返，亦无可争议的美感魅力。此一反证同样程度不等地适用于后来收入《春风呵，带去我的问候吧》一集中的大多篇什。

    至1979年《雨花》发表了我的系列散文《破罐·泪泉·鲜花》，是我创作散文之始。

    读书报：诗歌、散文、书画，不同门类的转变，是顺其自然的吗？

    忆明珠：50年代末期，我年近“而立”，考虑能做点什么，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党、政、军、财、文”，前三者我根本不得问津，“财”我不会算账，剩下“文”，而文中的小说、戏剧、文学史论等等，弄起来很烦琐，我又承受不了；倒是诗，碰上好运，三言两语便可震古烁今。但是“诗无达诂”，到了“文革”，又觉得诗歌过于纯正，牢骚太盛有所不宜，我自然而然疏远了诗歌，并自然而然地跟散文亲近起来，散文好比“破罐”，“破罐可以破摔”，指桑骂槐，声东击西，嘻笑怒骂，痛快淋漓了一阵之后，却反而觉得更加空虚荒寂。我不敢拷问自己——我是个什么人？我从哪里翻滚过来的？又将怎样翻滚下去？我无力作出回答，因为我不忍心吞噬自己的血肉，自己的灵魂！那么这文章还有什么写头！我不见得就此“封笔”，却不得不掷笔于地了！

    读书报：“破罐”其实也是您很器重的。在散文创作中您是否达到无所顾忌随心所欲的自由境界？

    忆明珠：爱“破”不是自我开始的。有诗道：“春风春雨洗妙颜，一辞琼岛到人间。而今究竟无知己，打破乌盆便入山。”郑板桥意欲使他的墨兰摆脱禁锢，重返天真自然，想将乌盆打破。我的器重“破罐”，是想要我的散文作为一种文体，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有两大优点，一是任何破烂货都可以用它来盛，二在于它是个被打破了的壳子，是个被否定了的形式，正符合我所理解的散文的特征。散文的活力在“散”，求“散”须求“破”，不“破”则不“散”。

    因为有这样的散文观，在我的某些散文作品上看，内容是“大杂烩”，形式上“四不像”，杂文还是散文“雌雄难辨”。这没什么，我从来不认为在散文和杂文之间会横着不可跨越的鸿沟。然而，我的散文哪里会写成“破罐”？“破”是一种境界，怎会来得那么容易！我觉得最难对付的还是作品自身的模式化。我即便不去有意地模仿别的散文大家，也会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中自己模仿自己，以至作茧自缚，形成自己的固定模式。这可能带有悲剧性，因为几乎不可避免。

    读书报：您追求怎样的风格？忆明珠：当你有什么风格时自己并不知道——我也没有必要评价自己。写了多少年之后，自己晓得，有的话我不会这么说，有的词我不会这么用。我认为文字是有质感的。美丽、好看、漂亮是不一样的，当我感觉这里需要用“漂亮”时，改成“美丽”不行。不是说大体上意思差不多就行，那不是美学。而文学所需要的是美学的表达。一个人的感情和个性总是很自然地流露，如何表达跟你的性格、感受、倾向一致。

    散文的语言，须有笔墨感，我称之为语言的笔墨化。笔墨化了的语言，是有弹性的、有质感的、有力度的。散文的遣词造句，不像诗那样有着律化的程式可以遵循。在散文中字与字、句与句的调遣，完全是随心所欲，作者爱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但是怎么才是最佳的调遣，就要在“随心所欲”中寻出个自我遵循的“不逾矩”来。难就难在这里。

    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对书法感兴趣的？

    忆明珠：在我少时，习字是重要的课程。“文革”期间，“造反派”将他们骂我的大字报，勒令我自己抄写并自己拎着浆糊桶去街头张贴。我想不能白白地遭受这番侮辱，就借着抄写大字报的机会，像当年做小学生一样，一笔一画从头学书法，并一直坚持下来。我感觉由横、竖、撇、捺几种简单线条构成的中国毛笔字颇具有神秘性，似乎是生命状态的某种暗示和对应。一个老年人，如果他的毛笔字还会有所进步，那么，他的生命也可能还在生长着。或许在别人眼中他前年写的字跟去年写的字不见差殊，去年写的字跟今年写的字更无二致。但书写者自己可能心中有数，他的字还是略见进步。由此我进而认为，一个人的生命，有可能生长进死亡的无限之中。

    读书报：您现在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

    忆明珠：现在写点笔记，不愿意写长文章了。年轻时我很讨厌《老子》，什么“道可道”、“非常道”，纯是故弄玄虚。老来回想那些文字，才觉得它阐明的是如何使弱者变为强者，又如何使强者避免沦为弱者的大学问。对于老年人，如果你希望老得慢些，老得好些，读读《老子》，可能比读多少本医书更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