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化先生一生的三次反思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开始涉猎古代文论，连续读了元化先生后来收入《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年出版，1992年增补后更名为《文心雕龙讲疏》再版）的几篇文章，思想豁然开朗。1986年我以“文心雕龙散论”为题将硕士论文增补成的《文心十论》出版，其中“物色”论、“比兴”论、“定势”论都有与王先生“商榷”的地方。我在扉页上敬书“只有敢于向自己景仰的英雄挑战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勇士”两行字，请他的博士生蒋述卓兄转呈案前。以后学术会上频得先生耳提面命和赠书。两次赴上海，我有幸由林其锬老师引导去看望养病的先生。2003年病中的先生还为拙著《庄子范畴新解》题写了书名。

    《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包括林毓生《元化先生的意义》、钱伯城《元化先生二三事》和林其锬《“学术独立也是人格独立”》三篇序，作者的前言、后记；1986—2008逐年的记录；以及王元化生平学术年表。每读先生著述都受益匪浅，心灵得淘溉、获启迪甚至受震撼，精神境界、理论视野都得拓展和提升。然而，由于起步晚、基础薄弱、学术视野偏狭，我受教多在古代文论特别是《文心雕龙》的研讨方面，非常羡慕先生的弟子和能接近他的师长得其亲炙。读到《谈话录》，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的缺憾。

    作者是元化先生的学生，应先生要求专门从美国回来记录整理其一生哲学思考演进、深化的轨迹。作序的也是元化先生思想理论探求上的知交、故旧和忠实追随者。因此能真实而深刻地展示了当代一个关切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伟大思想者的心路历程。

    如林其锬序所言：“《谈话录》立体、鲜活地再现了王元化先生真诚、勇敢，维护人的尊严和人格独立，坚持自己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始终关怀人文、关注学风、世风的本貌。《谈话录》的出版真正实现了‘还想再写一本回忆录’的遗愿。”

    王元化先生一生学术上的建树涉及文艺理论、古代文论、哲学、思想史、文化史及国家政治学说，博大而精深。其成果都是在不断的反思中获取的。

    先生将自己哲学思考分为三个阶段，自青年时代投身救亡图存革命活动以来不间断的回顾、内省、叩问，逐步实现认识的深化与精神的升华。《谈话录》中明示了其人生经历的节点和反思的阶段性：

    1937年开始文艺写作。1938年初，18岁的他加入了共产党。1939年在《新中国文艺丛刊》第三辑《鲁迅逝世纪念特辑》上发表《鲁迅与尼采》。身上有“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1940年读了介绍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初步认识到藏原惟人从苏联拉普派所传来的所谓“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二元论”的偏颇。在此前后，开始了第一次反思。

    1955—1957年在反胡风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在这期间开始了第二次反思。“对这场政治风暴，我毫不理解，更无法防卫。它使我感到了大震荡。后来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这是一场灵魂的拷问。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撼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茫茫的荒野，惶惶无主。’这是我一生所感到的最可怕的时候。多年以后，我用精神危机来概括这场经历。这就是我在隔离审查时期发生反思的由来。”（《王元化集·总序》）1959年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1960年后被安置在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开始撰写《文心雕龙柬释》；并继续钻研黑格尔、译评莎士比亚悲剧。“文革”期间，被打成历史、现行反革命。1974年10月，第三次通读黑格尔《小逻辑》。1979年11月胡风案平反。二十三年的冤案终得洗刷清白。

    贡献最大最有价值的成果得自他晚年的第三次反思。主要是对“五四”激进主义的清算和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及其在中国影响的基础研究。

    “五四”的研究从1988年起步，最初王元化先生对海外一些学者将“五四”运动与义和团、“文革”相提并论不敢苟同，认为“五四”的反传统和倡导西化是天经地义的，“五四”精神必须全盘继承。直到1993年8月应邀为《杜亚泉文存》作序，详细阅读更多“五四”相关资料后检视了以往的观点；尤其在与林毓生先生有关意图伦理的通信交流中受到启发，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认识到自己1980年代认识的片面性，指出“五四”精神要继承，但其四大缺陷（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论）必须克服，其“五四”反思的基点是对激进主义——也即对长期以来影响人们的“左”的思想作追根寻源式的思考。王先生认为，激进主义危害甚大，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为“五四”之精髓，“五四”的个性解放和独立人格是应当在今天大加发扬、倡导的。

    1992年又从反思“五四”进入国家学说的探讨。其间一个重要成果是对国家学说的基本研究和阐述。触发其思考的是一篇博士论文中有关卢梭的公意和私意之论（即卢梭认为“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只着眼于私自的利益”，从而必须要用公意的名义来抽空众意的聚合空间，当然遑论私意了），以及在建立国家政权中，有关人民转让全部权力给一个绝对权威，将从君主个人转化为“社会公意”。王先生警醒到这是个非常有现实意义、内涵甚深的课题，认为此说导致“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道德上完满无缺的奇理斯马式的人物”，直率地分析受卢梭“公意说”影响后的中国政治思想界。

    先生重温了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30年代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与众不同的看法：卢梭的民主是一种集体主义或国家主义，也就是专制主义；“五四”时代对于民主的追求仅仅停留在口号上，缺乏更深刻的探讨，所谓的启蒙没有真正进行到完整、深刻的地步，这种半截子的启蒙影响后来中国甚巨。

    经七年时间，元化先生写出《卢梭〈社约论〉笔谈》三篇。明确指出卢梭的民主社会实为极权制度，净化公民道德则是一种乌托邦，让人民无条件服从公意。痛定思痛的他认为卢梭的民主导致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民主早就发展，不是因为它拒绝18世纪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而是因为它最初对这些价值抱着一个过于完美主义的态度……人不但要从各种限制中获得自由。所有现存的传统、既有的制度和社会安排全都要推翻重建，唯一的目的就是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整体获得保障，把他从所有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此文在海内外的影响，堪称一绝。林毓生读后说：“在他那一辈早年怀着理想和信念、为了国家民族的命运投身到革命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中，用如此的精力来研究国家学说，并达到西方学术大师的水平，他是绝无仅有的。”

    垂暮之年元化先生明言第三次反思的核心并非探讨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或国家学说等，这些仅仅是他思考的外围而已。真正的反思是尚未完成的有关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为何他临终还在思考自己最基本的世界观，将最后的反思聚焦在认识论的问题上，又以此作为第三次反思的重要内容？

    吴琦幸认为，勤于思考的王元化先生最后反求诸己，将自己的认识论放到反思的层面上，包含一种启示，对于认识世界不能过于自信，须怀有一种敬畏之心和怀疑之心。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带着怀疑的眼光促使他开放境界，开始思考整个世界和人生的终极关怀，令他对现代化生产的物质无限丰富、人的消费主义欲念无穷膨胀的势头感到悲观。这种带有宗教意味的救赎式的思考是他最后给我们的思想财富。一向崇尚19世纪人文精神的王元化先生，当看到当今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横行下的社会，亲情和友情在物欲下的淡漠，职业道德和人文底线渐趋消退，悲观笼罩着他的整个心灵。

    一个伟大的思想者在不间断的回顾、叩问、省悟中，力求实现理论认识的深化与精神的升华。尤其是在生命垂危之际道出的济世箴言、为后学所指示的努力方向，留下了的宝贵精神遗产。

    林其锬先生说得好：“他既具传统志士节操，又具现代优秀知识分子素质的特殊人格；……在学术上既能贯通古今，又能融汇中西，‘综核众理，发于独虑’成为当代杰出的思想家。”

    元化先生反思的特点是：执着求真求是，从自己投身谋求国家民族进步事业以来的切身体验出发，探究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政治得失成败的所以然，审视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思潮和理论主张，总结经验教训，探寻国家和人类生存发展之正途。先生一再反思的是那些影响近代知识人（尤其是自己）的思想观念、学说和理论主张，辨识其正确、谬误之所在和思想根源。

    可贵的是，先生的执着求索中崭露出唯真理是从的博大胸襟，既不迷信经典和权威，不拘守教条，也不固执己见；拓宽视野、广作交流，虚心采纳各方面尤其是持不同观点者的真知灼见。《谈话录》记云：“1991年2月赴美国夏威夷参加东西方中心召开的‘文化与社会：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反思’国际学术会。王元化提交论文《五四·传统·社会》，林毓生、余英时等进行了提问。此次与论战对手林毓生订交，后来成为挚友，也是学术史的一段佳话。”

    晚年先生曾发出“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的喟叹，以为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现状和社会环境不能令人满意：信仰和执着求真意志的缺失，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现实利害的影响，习惯思维方式和片面宣教的误导……

    2008年元化先生去世不久，我曾写过一篇悼念的短文，末尾说：“哲人其萎，逝者已矣！我久已心许追随其思想继续求索，无论能有多少收获，无论如今的我是否已力不从心。”

    元化先生探究近代中国革命和社会历史进程中曲折、坎坷之所然，心系国家与人类的前途命运。九十年代末以来健康状况日下，预感来日无多而世态人情堪忧，有了一种紧迫感，于是召弟子自美返沪，病榻前一吐心曲，申说历次反思所得，尤其是近年思考的收获，补正此前著述中薄弱不周以及或有可能被误读之处。

    本书可谓这位当代思想大家的一次终结性思考记录，极富启示性和警示性，是他留给理论界和世人的珍贵遗产。

    这本《谈话录》出版意义重大。感谢笔录和整理者吴琦幸以及协助他完成此著的师长与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