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代起,两岸学术界开始涌现台湾文学史或类文学史著作(包括史纲、概观、简史以及各文体发展史),但至今未见专门的“台湾女性文学史”。林丹娅教授主编的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的近百万字皇皇巨著《台湾女性文学史》,在纵向的时间脉络上,涵盖了远古时代“原住民”口传文学、明清古典汉诗文,五四以降现代新文学乃至21世纪前十年的文学创作和现象;在横向的文类、题材范围中,既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主要文体,也关注到文学理论批评乃至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不同文类的创作,在文学史上堪可留名的台湾女性作家,囊括殆尽,怀乡忆旧、海外离散、唯我唯美、欲情性别、闺秀眷村等台湾女性文学的特色题材和主题,悉数涵盖,甚至增添了海峡两岸女性文学之交流,女、男写作之互动等特殊的视角,因此说它集大成也好,填补空白也罢,都不算过分。总之,这是一部在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中具有突破性、创新性意义的著作。
在前言中,主编林丹娅说明了“撰写此书的初衷与目标”:“我们力图在资料的完备上、思想的阐释上、研究的立意上,找到一个新的突破点与出发点,形成既能集结并提高既往研究成果又能反映台湾女性文学整体风貌的史类著作。”尽管主编作为一位学养深厚的女性文学研究专家,但在多人参与的集体项目中,能高水准地达到或体现出这个预设目标吗?
首先,作者们确实在“资料的完备”上为本书实现预期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大陆学者在资料搜集上有着先天性的弱点,但本书作者还是能够克服困难,全面搜集、阅读了数量庞大的作家作品和学界已有成果,而且将目光投向《台湾日日新报》 《台南新报》等百年前的旧报刊,由此发现了散落其中的古典汉诗文作品等大量第一手资料,详细论及的日据前、中期传统女诗人包括林次湘、王香禅、蔡碧吟、李如月、余芬兰、萧莲卿、陈玉程、洪碧梧、施莲肪、蔡国琳妹、魏张氏羊、廖韫玉、蔡旨禅、黄金川、张李德和、石中英等等,令我这研究台湾文学已有30个年头,平时以擅长搜寻资料自诩的人,也不断为书中出现的新资料、新发现而感到眼前一亮,兴奋不已。更可贵的是,他们还发挥大陆学者的优势,补充一些台湾学界较难掌握的冷僻资料,如通过《福建通志》和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等大陆文史著作,发掘了清代台湾重要诗人谢金銮的女儿谢采蘩的诗作。这些发现具有堪与台湾学界互补的重要价值。
其次,本书主编所追求的“研究的立意”上的突破,指的是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这几方面的“新”,在书中处处可见。如开篇就论及的“原住民”口传文学,由于是年代久远的集体创作,作者是谁根本无从得知,本书却能通过“性别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些神话传说主要出自女性之口,应属于女性文学的范畴。书中特列专目论述“关于生殖器的困惑”“关于人与动物的跨界婚姻”等。如关于一男子长了超长男根,经常伸出骚扰河边沐浴女性的故事,反映了“现实中的确存在男性不顾女性意愿而骚扰侵犯”的现象,也说明了此时女性开始“对性生活表示出并不随便的态度”。又如,与《圣经》故事中男神造人的次序相反,台湾的故事总是神先造了女子,再造男子;也并非凡事妻从夫,而是男子下山另谋出路,女子留在山上嫁给蛇;此后女性的婚姻对象从蛇到鹿再到山猪等,“故事大多描述女子与雄性动物发生情爱,男子和雌性动物之间的情爱则比较少见”,这说明此时女性在部落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此前,笔者也读过大量此类神话传说并写过相关论文,但都只从原住民与大自然相亲相契的“自然世界观”的角度着眼。读过本书后,深感自己以往受限于男性视角、男权话语,关注的更多是所谓宏观、普世、终极的问题,殊不知,女性文学经常瞩目的情爱婚恋等,更是与人性紧密相连的永恒的主题。通过新的视角来阐释台湾“原住民”的神话传说,更能穿透人性的真相,发掘出更为深刻、丰富的文化内涵。又比如,书中拓展了两岸比较的视角,特辟“两岸文化亲缘在台湾女性创作中的投影”专章,下设“跨越海峡的文学对接”等小节,既论述了大陆来台文人所携家眷或由他们担任教席培养的女诗人如官连娣、杜淑雅、梁令娴等,也论述了因内渡、流寓和求学等原因而来到大陆的台湾女诗人如邱韵香、吴燕生等等,同时还通过其作品表现出的浓厚的历史、民俗和宗教信仰等因素,说明其无可置疑的中华文化属性。
在新文学方面,虽然张爱玲仅一次短暂到过台湾——因此她是否能够“入(台湾文学)史”常引起争论——但她对台湾女性文学的较大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也可说是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影响台湾文学的重要例证之一。书中颇为准确地将1980年代的台湾女性小说概括为闺秀文学、新女性主义小说和新都市小说三大类型,其中“闺秀文学”主要指“三三”女作家的创作。在1970年代国族、阶级论述高涨的文坛氛围中,热衷于描写日常市井风情和欲望的张爱玲,因缘际会地成为一批不愿介入意识形态纷争而更愿书写个人情怀的年轻女作家师法的对象。尽管两岸学界对“三三”及后来的“眷村文学”研究已多并为本书多所引用,然而书中对袁琼琼、苏伟贞、萧丽红、朱天心等久负盛名女作家创作的梳理,成为本书论述最为细致、深入的部分之一。
除此之外,主编还有一重要“目标”,即“思想的阐释”。文学与政治脱不了干系,只是要尽量避免文学成为政治的“奴婢”;文学同样与“思想”密不可分,仅有审美形式而缺乏“思想”,绝非好作品。因此,本书注重“思想的阐释”值得赞许。由郑国庆执笔的“台湾现代女性主义批评”一章,由于此前同类著作中相关内容的阙如而显现了填补空白的意义。作者抓住他所评说10位女批评家的各自特点,梳理和分析其文学思想和批评实践。欧阳子的《王谢堂前的燕子》堪称台湾新批评的典范之作。《龙应台评小说》同样采用新批评方法,但在对部分女作家的论评中表露了鲜明的现代女性意识。钟玲的《现代中国缪司》是台湾较早具有女性主义眼光的新诗批评专著,详细讨论了以承继古典婉约风格为主流的台湾“女性文体”的存在。李元贞认为由男性主导书写的文学史,容或有女诗人一席之地,但其诗作被剪除去可能挑战男权文化的成分后,将成为主流文学史无害的点缀,因此致力于建构“女性诗学”。邱贵芬秉持后殖民女性主义,强调第三世界的女性问题必须与民族、国家、全球权力结构等范畴并置思考。范铭如既撰写第一本较具史观意识的台湾女性小说专论,又引入“空间阅读法”,开启台湾后/新乡土文学研究之先河。施淑引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创作,并对其妹施叔青和李昂的女性小说加以中肯的阐释和批评。刘纪蕙针对近30年台湾文化认同转变过程中的种种症状,试图透过后设心理学的精神分析方法,检视“中国符号”与“台湾图像”后面所流露的种种认同、净化、排他、推离的心理欲力以及引发的焦虑。张小虹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力图超越此前追求“女性同男性一样杰出”的“两性同体”形上理念,转而强调女性特殊经验能对当前偏重男性经验的文化加以矫正与补充。何春蕤发现“赚赔逻辑”深具本土原创性:在性的问题上,男人稳赚女人必赔,如男人看到女体是赚,自己的身体被女人看到也是赚;女人的身体被看到是赔,自己看到男体也是赔。此逻辑的深层基础是一夫一妻的婚姻交易制度——女人必须归属某个男人为妻,以身体及其各种功能(如性交、生育、家务劳动等)来交换一个长期的、稳固的社会位置(即名分)。何春蕤以豪爽女人为榜样,号召女性打破此赚赔逻辑,造就性领域内的两性平等,由此重新塑造女性的主体人格。
可以看到,造就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犀利锋芒的,是充沛、深刻的思想。台湾的女批评家以她们的论述颠覆了女性感觉能力强而思维能力弱的性别偏见,其共同点在于试图松动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跳出纯粹的女性议题,转而强调多元、差异、流动与越界,与国族、阶级、性别等议题结合贯通起来一起研究和讨论,为女性主义的复数化、多样化、脉络化做出贡献。由此较好地实现了主编加强“思想的阐释”的初衷,大大增加了本书的思想厚度和内涵,而读者也能从中获得更多的精神启迪和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