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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时，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要出兵抗日，他当时主张部队没准备好也要赶紧出兵。当然，他开始主张的不是游击战，而是运动战。不久，北平、天津很快失守。毛泽东这才意识到，平津国民党那么多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在日军面前都不堪一击，中共才几个人、几杆枪？于是，他命令部队一定要避敌锋芒，改打游击战。他还电令岭南的部队，有国民党军的地方我们不要去，他们上山，我们下水；他还电令新四军，别跟国民党抢山头，等等。
“全民抗战”的史料与事实正日益浮出水面，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崇高历史地位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应有承认。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王桧林教授主编的《抗日战争史》丛书，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一套以抗战史为研究对象的具有断代史价值的学术研究丛书。它策划于1990年初，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人物”、“综合”等七大系列。其选题于1991年被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从1992年到2001年，丛书共出版专著44部，总篇幅约1500万字。1995年12月，丛书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8月14～16日邀请了丛书部分作者、编委相聚桂林，举行了“《抗日战争史》丛书出版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在回顾和总结《抗日战争史》丛书的基础上，就抗战史研究的一些重大学术话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抗战史研究诸多缺憾
抗日战争，在世界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它是近代100余年里中华民族首次打败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胜利7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抗战史研究虽然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而论，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思想仍然不够解放，抗战史研究领域仍然框框太多、限制太大、禁区不少，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而系统，甚至长期阙如。抗战史研究任重而道远，这是会议的第一个共识。
抗战史研究遗憾的确不少。李良志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战场，其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起始之早、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地区之广、牺牲之重、作用之巨等等，都是举世瞩目的。由于海峡两岸长期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正道，抗战史研究长期落后，难以完整呈现抗战史之全貌，致使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崇高历史地位至今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应有承认。
抗战史研究70年曲曲折折。侯样祥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由于研究资料、研究方法以及意识形态等原因，正面战场及其他相关内容极少涉及。70年代末以后，随着思想解放，抗战史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不少资料得到公布，一些禁区被突破，大量填补学术空白的课题得到研究与出版，抗战史研究首度出现繁荣景象。尽管如此，我们的抗战史研究成果在境外仍然很难立足、地位不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抗战经济史研究却一直是个大冷门。戴建兵认为，一说到经济史，大家就会想到“抗损”之类，而很少想到日本在中国发动的系列货币战。日本侵华时，不仅大量发行公债，而且大量发行伪币。其公债偿还期最长的竟然到1972年。日本的货币战是极其阴险的一招，它不仅利于巩固自己的货币阵地，而且希望以此造成中国通货膨胀，进而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最后摧毁中国人的抗战意志。
抗战史对一般民众的研究一直很不够。孙艳魁认为，战争期间，从数量上讲，非战斗人员远远超过战斗人员，这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庞大社会群体。没有对他们的深入研究，抗战史研究就不可能完整而系统。对战时国统区、敌后区、沦陷区民众的人数、生活、心态等研究都十分重要。这是他长期不放弃研究抗战时期难民问题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难民”问题得到学术界的关注，陆续有文章发表，但离完整再现难民的历史仍有较大的距离。
外交政策的变化常常影响甚至左右着抗战史研究。徐万民认为，中美断交时期，美国对我国抗日战争的援助成了大陆学术界的研究禁区。后来，中苏交恶，苏联对我国抗日战争的援助又很少为人提起。近年来，我们很重视中美、中俄关系，飞虎队、滇缅公路、驼峰运输线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研究就得到重视。实际上，当时援助中国抗战的不仅有美、苏两国，德国、英国、法国都对中国抗战做出过重大贡献。历史研究不能紧跟外交政策，应有一定的独立性，才能全面地客观公正地展示战时中国的国际关系。
长期的党派之争，是导致抗战史研究落后的主要原因。王双梅认为，尽管海峡两岸都强调东方主战场，都强调中国抗日在二战中的重要地位，但国共这两大抗战主力却彼此不承认对方抗战。虽然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变，有关国民党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增加，但党派之争影响还在，抗战史研究要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仍有一定的难度。
抗战史研究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不利于世界尤其是日本人反省战争罪行。徐勇认为，在战败国里，公然为侵略战争树碑立传、大唱赞歌的恐怕只有日本。从东京、京都，到广岛、长崎，到鹿儿岛、宫崎，为侵略战争树碑立传比比皆是。宫崎是日本天皇的家乡，也是军国主义的发源地，日本人至今仍在祭拜这“皇军发祥地”。江田岛曾是日本海军对外侵略的重镇，现在建有日本海军学校。一进校园就可以看到“大和”号炮弹、“陆奥”号军舰的主炮，以及一艘日本攻击珍珠港的潜艇等。在其校史陈列馆，几乎可以说跟靖国神社一模一样，不仅祭奠着二战中侵略者们的征兵遗书、血衣、神风特攻队的军靴、降落伞等。更有甚者，其门口还摆放着一对花瓶，花瓶上竟然刻着红色的字：“这就是用攻击珍珠港的微型潜艇的储气罐做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则整个变成了日本的受害馆，内容毫无反省之意……日本军国主义遗毒并未得到彻底肃清，以历史事实揭露日本侵略战争罪行刻不容缓。
作为受害国的中国，对抗战史的态度时常表现得极不严肃认真。何林夏认为，近年来，有关抗战的电视剧和文学作品有剧增之势，但违背历史、违背常理的“戏说”成分越来越多，如“手撕鬼子”以及一些不应有的搞笑等等。没有抗战史研究成果的支撑，就不可能有对抗战史的深入认识、全面了解、真实反映，这种“神剧”不仅不会绝迹，甚至会更多。
抗战史研究任重道远。何林夏认为，当日本右翼要刻意忘记、刻意抹杀、刻意歪曲这段历史，为军国主义还魂，为侵略战争唱赞歌的时候，中国学术界更显任务重、责任大。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和义务通过学术研究，完整再现、客观还原这段时达14年、牺牲3500万生命的惨烈历史，把历史真相告诉所有人。
据此，从抗战史研究70年学术史角度，与会者认为《抗日战争史》丛书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地位。丛书44部专著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抗战史研究现状的全景式概括，几乎达到空前的程度。其次，丛书开拓了一大批新选题，有一半多的著作都有填补学术空白之意义，有些著作至今仍没有被超越。第三，丛书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各种书评已超过40万字，还有来自日本和台湾学者所撰，发表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上。第四，丛书的七大系列，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人物、综合的布局，已经将抗战史研究由战争史引向了断代史。第五，丛书为抗战史研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当年一批二三十岁的年轻作者，因此早早成了教授和博导，现在都已成了抗战史学界的中坚。
“全民抗战”历史真相
抗战时期，我国的主要矛盾方面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七七事变”甚至早自“九一八事变”始，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便已经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各种矛盾都下降为次要矛盾。抗战时期，虽然也有民族败类，但“抗日救亡”已经成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压倒一切的共同的首要任务，“全民抗战”是占有绝对优势的社会主流。而抗战的伟大胜利，恰恰是全球华人，包括国共两党、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各少数民族、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侨胞，包括台、港、澳地区人民等的团结奋斗，以及世界各国正义力量的有力支持下取得的。“全民抗战”史观是符合抗战历史事实的，这是会议的第二个共识。
长期的国共两党之争，使两岸学术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影响了“全民抗战”史观的早日形成。刘益涛认为，在台湾学术界，对中共抗战就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一四五政策”，即认为共产党在抗战中，执行的是“一分抗日，四分反对资产者，五分扩展自己实力”的政策。显然这是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抗战时，中共不仅是敌后战场的绝对主力，还对正面战场有过直接的贡献。仅以抗争时期的毛泽东为例——日军攻陷南京之后，便开始了南北夹攻徐州的战略。毛泽东对此早有预判。为此他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让李运昌创建冀东根据地，二是让新四军在华东加紧集结，以便从南北两方面有效牵制日军。台儿庄大捷，主要功劳当然要记到国民党、李宗仁身上，但共产党的作用也不可小视……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历史的主流，中国共产党则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由于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我们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存在相当的片面性。余子道认为，大陆学术界对“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研究和评价就存在片面性。实际上，国民政府“一二八抗战”政策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不抵抗主义”，它已不同于“九一八事变”时的政策，而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至于十九路军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可以说在抗日问题上他们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而蒋介石派嫡系第五军到上海的目的，并不是用来监视、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日，而是直接参加对日作战。
马振犊认为，与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不同，国民党正面战场采取的是大规模的阵地战。从1937年到1945年间，国民党军和日军发生过22次大规模遭遇战。这些遭遇战虽使国民党军伤亡惨重，但它给日本军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的，同时还向全世界表明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与信心。正面战场虽然“惨胜”，但也是“全民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时期，总体来讲，中共对国民政府是拥护的。宋进认为，中共当时对三民主义的态度即是明证。为了抗日救亡，为了全民族抗战，当时中共对国民政府有个“四项保证”，其中有一句话就是：“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当时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还出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毛泽东甚至要求共产党要像研究马克思主义一样好好地研究三民主义。这是抗战时期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文化现象。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关系尽管十分复杂，但仍然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诗）的关系。林治波认为，八年抗战甚至十四年抗战中，两党的确有矛盾、有摩擦，甚至发生了武装冲突，但总体来讲，国共两党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在抗日救亡中，他们基本没有越过“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底线。抗战之所以能够取得全面胜利，与两党当时胸怀的这种民族大义关系密切。这是“全民抗战”史观的有力证据。
抗战时期，除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外，四万万同胞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抗战。任贵祥认为，毋庸置疑，国共两党是抗战的绝对主力，但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各少数民族、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侨胞等，对抗战的参与和支持也功不可没。抗战时期，中国抗战经费中的近一半来自海外侨胞的捐赠，不少侨胞为此不惜倾家荡产；一些华侨青年还直接回国参战，3192名南洋机工就是一例。这就是“全民抗战”史观的真实写照。
“河北民军”就是“全民抗战”史观的体现。戴建兵认为，“河北民军”是在国民党正规军退出河北以后，共产党进入河北之前，由河北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一支抗日队伍，是一支能够反映民族气节的抗日力量。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十万人。可是由于其首领张荫梧后来被定性为“摩擦将军”，因而一直得不到学术界的关注与研究。但是，从日本人愿意拿十万大洋来买“河北民军”另一首领乔明礼的头来看，“河北民军”在抗日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据此，与会者对编委会在25年前为《抗日战争史》丛书制定的“三大编辑宗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三大宗旨是：以中华民族抗战为研究对象，确立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今天看来，“三大宗旨”以及在“三大宗旨”下策划、组织、编辑、出版的《抗日战争史》丛书，体现的正是“全民抗战”史观。这是一种眼光与胆识的体现，是丛书具有旺盛学术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抢救史料迫在眉睫
在“字字有根据，句句有出处”的基础上，做到“论从史出”，是几千年中国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抗战胜利70年来，我们抢救和发掘了一大批珍贵的抗战史料，尤其在“南京大屠杀”等专题史料发掘上成绩卓著。但是，在抗战史料的抢救和发掘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条条、框框、限制、禁区还很多。事实上，史料的抢救和发掘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抗战史研究的未来高度。加强国内外之档案、口述、实物等史料的抢救和发掘迫在眉睫，这是会议的第三个共识。
档案资料不能定时解密，影响到国内外对中共抗战的研究与评价。刘益涛认为，“七七事变”时，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要出兵抗日，他当时主张部队没准备好也要赶紧出兵。当然，他开始主张的不是游击战，而是运动战。不久，北平、天津很快失守。毛泽东这才意识到，平津国民党那么多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在日军面前都不堪一击，中共才几个人、几杆枪？于是，他命令部队一定要避敌锋芒，改打游击战。抗战时期，毛泽东与国民党的合作是积极的。如，他还电令岭南的部队，有国民党军的地方我们不要去，他们上山，我们下水；他还电令新四军，别跟国民党抢山头，等等。这些电报都有，遗憾的是宣传不够，研究不够。
口述史料的学术价值不可低估，但给我们留下的抢救时间不多了。杨圣清认为，据统计，全国的抗战老兵只剩二三万人了，而且都是高龄，他们都是抗战活史料，对他们进行口述史料的抢救已刻不容缓。他说：“我生在中条山，1941年我10岁，日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家乡的沦陷使我当了四年难民，因而特别关注有关难民的研究。前几年，我对中条山战役时100多个难民和他们的后代进行了口述史抢救，出版了《苦痛的记忆》。其间我深感，抗战口述史料的抢救已经十分困难。”
年龄偏大、记忆衰退，已经导致一些当事人的口述史料出现问题。曹振威提到，8月13日《新民晚报》刊登了一个老兵对“淞沪会战”的回忆。这位老兵说，8月11号，他在上海用机枪打下了日本飞机。他还说，他参加了“四行仓库”的战斗，“四行仓库”失守后，他跑到浦东，后来又到崇明打日本飞机场。这位老先生的记忆显然出现了问题。淞沪会战爆发于8月13号，他不可能提前2天就打下日本飞机；“四行仓库”的失守，意味着淞沪会战的结束，从此上海不再有中国正规军，他的部队怎么可能先去浦东再去崇明？可见，口述资料固然重要，但未经严格考证的口述资料不可用。
对抗战实物史料进行抢救同样迫切。唐凌认为，实物史料是历史研究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广西来讲，发生过昆仑关战役，桂林曾是抗战的文化中心，柳州曾是“战时农都”，此外还有湘桂铁路和黔桂铁路等。然而，我们对实物史料收集得怎样？昆仑关战役国军阵亡一万五千人，但在其纪念碑上只有三千多个名字，即近五分之四的阵亡者叫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桂林文化城和柳州“战时农都”的实物史料收集也不理想。对湘桂铁路和黔桂铁路一些遗存的保护似乎还没有人做。
抗战是一个国际性的大事件，搜集与整理国外史料对抗战史研究同样十分重要。徐勇认为，要完整研究好抗战史，不仅要下大力气搜集中文史料，包括大陆史料和台湾史料，也要下大力气搜集日本史料，甚至要有计划地发掘和整理苏联（共产国际）、美国、德国、英国、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国和地区的史料。只有把这些史料都收集全了，研究才有基础，成果才更公允。
第二手资料的抢救和发掘也不可少。宋进认为，学术研究是阶梯式的，前人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后人学术进步的台阶。因此，除了第一手资料，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第二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他在台湾辅仁大学讲学时，发现他们有专门收藏大陆学术专著的房间。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一直困绕着我们，可我们到底收集了多少种日本历史教科书，又研究得怎样？在抗战史研究上，日本以及台湾学者对我们的了解程度要远远超过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程度。
对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是抗战史研究的基础。何林夏认为，在我们看来，对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是可以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久的功德。我们的研究能有多少成果，研究能有多少深度和广度，完全取决于我们发掘和整理了多少研究资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仅重视抗战史学术著作的出版，还重视有关抗战史料的出版。据初步统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以及天津市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等合作，编辑出版有抗战史料19种、共735册，有25册即将出版，一些是直接影印的。它们已经成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历代珍稀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何林夏表示，这对整个抗战史研究来说，仍然是九牛一毛。对抗战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仍是广西师大出版社将来继续努力的方向。另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天的社会影响力、美誉度、知名度，在相当程度上是与出版《抗日战争史》丛书密不可分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希望与国内外抗战史研究专家继续合作，接续出版中断了近14年的《抗日战争史》丛书，努力将抗战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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