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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文化无形，恰似水之随物化形，遇阻则绕，川流不歇，永无扼绝。钢与火的战祸兵燹中，纸与墨勾织的文化既可以是最柔软最脆弱者，它们所承载的一国之魂魄、一族之精神，却又可以是最刚硬最雄强者。十四年抗战，烽火狼烟，书生向敌即武士，笔墨浴火化刀枪，中华文脉在文人的血泪刻写中、在书生的投笔从戎中、在杜诗精神的光昭弘扬中、在遗经旧藏的拯修亡复中、在知识分子的信仰坚守中存续传承，屡经战火淬炼，激励民族精神，“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文化不灭，中国不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报与山西大学文学院合作，特辑一组抗战时期文化人抗敌御侮的珍贵片段，共同纪念那场伟大的胜利。
杜诗精神
——杜甫研究成显学
■郭鹏（山西大学文学院）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文学传统中那些充满斗争精神和不屈力量的作家作品也以全新的面貌投入到了抗敌御侮的伟大事业之中，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它们被赋予了唤醒亿万同胞，激励全民抗战士气的时代特色。古体诗词的创作和研究又在白话文学统领各方的局面中辟出一隅，成了文学传统继续发挥现实作用的切实形式。在此期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接受范畴中，杜甫和杜诗的研究都是重中之重。在创作上，除了效法杜诗“直道当时语”的写实精神和“沉郁顿挫”的诗歌风调以摅写作者自身现实感触外，拟杜、和杜和集杜也成为一时风潮。一些在前线奋勇杀敌的将领如朱德、陈毅等都有颇类杜诗风格的作品；而在板荡之际撑拄救亡局面的政治或文化中坚如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沈钧儒、于右任等人也创作了一些瓣香杜诗的诗歌。在杜甫研究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涌现的杜甫研究成果仅论文便有近390篇，著作近40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越其他古代作家和作品。一批青年学者或是从研究杜甫起步，或是致力于杜甫及杜诗的传播。萧涤非、程千帆、胡小石、缪钺、陈贻焮、以及闻一多、钱钟书、冯至等等都是如此。战火中的杜甫，以真切描写自己和广大人民经受的苦难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共鸣。冯至说自己读“三吏”“三别”之类的作品，感到句句真实，又说《悲陈陶》《悲青坂》《春望》等诗作“正是沦陷区人民的血泪”，他指出：“我们读这些名诗名句，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象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杜甫与我们的时代》）在颠沛流离中直面现实，以如椽巨笔描写人民的苦痛，在抗战烽火中，得到了经受炮火洗礼，饱尝兵燹离乱的读者的共鸣。因为杜诗能以最真实的笔触写出人生难以承受的苦痛，所以当得起“现代人民的喉舌”这样的誉扬。同时，杜甫能够在几乎看不到希望的内心焦虑中寻找光明，这对矢志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亿万同胞来讲，实在是一种激励。易君左在分析《北征》时也指出：“这样非人生活的境遇，他不但不因此灰心，反而鼓励他的勇气……”（《杜甫今论》，《民族诗坛》，1939年第5期）杜甫在战乱漂泊的每一寸行程中，都充满着对生活的尊重，都充盈着康宁安定生活的企望。他登岳阳楼，在慨叹年老孤苦的时候，却笔锋一转，写道“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在被“云白山青万余里”的宏阔景致中“娟娟戏蝶”和“片片轻鸥”的从容自如情态陶醉的时候，却骤然醒悟，“愁看直北是长安”（《小寒食舟中作》），原来战乱依旧，自己绝不能因流连美景而忘却现实。对惨淡现实的深切关注，对乱离中人民的苦痛在呼吸沮劝间不离不弃的诚挚关切，以及他对胜利和康宁的呼唤，成了抗战岁月中执着前行的人们的精神糒粮。说他是我们民族永恒的喉舌也不会为过。他的诗不似屈子那样纡曲，但与灵均一般坚毅顽强，却似多了份冷峻；杜诗不似陆游那样激越，但与放翁一样诚挚恳切，又似更沉郁坚忍。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课堂上讲授杜诗时的情景使多少莘莘学子深受感染，又有多少那样的课堂在宣讲着杜甫不死的人格精神，那时的人们以各自的方式传播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基因。在抗战时期，我们的同胞读懂了杜甫，我们的猛士从中受到激励。说杜甫是我们民族不死的精神，同样不会为过。
钱钟书先生作于1937年的《读杜诗》云：
何处南山许傍边，茫茫欲问亦无天。输渠托命长鑱者，犹有桑麻杜曲田。漫将填壑怨儒冠，无事残年得饱餐。饿死万方今一概，杖藜何处过苏端！
钱先生是在借读杜诗摅发现实感受，杜诗中冰冷残酷的世界即将重现，那么，我们的同胞准备好了么？在后来的岁月中，我们的同胞也和杜甫一样在战火中经受了淬炼，也在冰冷的残酷世界中苦苦地坚持了下来。
抗战期间姚奠中先生于安徽泗县曾参加抗日游击队，以切身行动投入到救亡图存的伟业之中。他作于1938年的《泗城感时》就得杜诗沉郁顿挫之格，其云：
儒生流落依戎马，故国飘摇风雨间。一片丹心伤碧水，两行红泪哭青山。梦中沉痛诗和血，觉后凄凉月满圜。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
诗中洋溢着的是敢于直面现实的冷峻，更是战胜一切的信心。经典从未消歇，只要历史在延展，经典的精神就会像“太山遍雨，河润千里”（《文心雕龙·宗经》）那样泽被后世，永不刊灭。
在被法西斯肆虐的国土上，因为有了杜诗这样伟大的文化基因，我们的先辈犹如在泥途跋涉的诗人一般，终于一步一步地克服了各种困难，迎来了属于全部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在战火中杜诗经历的是再生，也是涅槃，而经受了抗战洗礼的我们民族的精神，也一样是浴火重生，奇矫无前。
——杜诗在战火中淬炼，在磨难中百炼成钢，在一生泥途中涅槃升腾。青鞋布袜，铁肩诗肠，是中国文学永恒的典范。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白帝城最高楼》）那拄着藜杖，泣血叹世的人蓦然回首，那悲伤但却无比坚毅的眼神永远凝望着你我……
学者钱穆
——完成《国史大纲》
■田永涛（山西大学文学院）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华民族一直在一条悲壮的复兴之路上探索。从鸦片战争中军事、外交的失利，国人开始反思武器制造与工业。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及辛亥革命的挫折，反思开始扩展到整个历史文化传统，并由此走上了一条极其自卑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道路。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反省，扩大到全面怀疑甚至全盘否定固有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文学传统乃至文字。
这段时期无论是乞灵于“东洋”还是“西洋”，无论是求教于古老的欧洲文明、新兴的美国，还是后来追随苏联，无一不是试图简单而绝对地斩断自己的文化传统，企图依靠一个外在的力量站立起来，从外部找到一个使自己民族继续存在、国家强盛的理由与支撑。
这种文化自卑的情绪，如果说一开始还并未影响到整个学术界与大部分知识分子，而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面对日本侵略者发动的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及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等暴行，一方面激起我们全民抗战的决心与勇气，另一方面对国家前途、文化前途的悲观情绪也在学术界与知识分子之间弥漫开来。确实，当时敌我力量太过悬殊。在此情况下，中国究竟依靠什么取得胜利？当时的人，上自大军阀下自普通百姓，无不悲观、恐惧。公开发文认为中国必胜的，除了发表《论持久战》的毛泽东外，只有钱穆先生一人了。1940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一书。《国史大纲》未成书之时，《引言》部分先由昆明版《中央日报》刊出，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在这本书里，钱先生通过对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的回顾，通过对历史规律、文化精神的提炼与观照，坚定地告诉在乱世中惶惑不已的国人：中国必胜！钱先生认为，决定一个民族在战争胜利的关键，除了武力因素外，还要看这个民族的文化力、生命力、道德力。而他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民族的研究，发现豪杰之士层出不穷的中华民族、圣圣相传的中华文化、坚韧卓绝又屡仆屡兴的中华历史都告诉我们，中国绝不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国家，中华民族绝不是一个轻易就被消灭的民族。他相信中国的文化整体上没有问题，绝对是有希望的。虽然一时在武力上不如侵略者，但任何侵略者都不可能战胜中国、奴役中国，最终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前言中，恳切地希望大家不要太过妄自菲薄，要树立起基本的民族自信与尊严，要保持对自己文化与历史的基本敬意。他说：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国史大纲》书出版后，立刻被国民党政府指定为全国大学用书。由于书是在上海出版的，其他地方一开始不易得到，尤其北方沦陷区得不到书，大家都在传抄，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多人因为此书的感召，投笔从戎，报效国家。钱先生这些恳切沉痛的话，至今仍有其意义。
如今，社会上传统文化呈复兴之势，有一阳来复之兆，我们不得不佩服钱先生在那样的大变局中能够保持理性与清醒，能够保持对文化的温情与坚守。然而，钱先生这种坚定而明确的文化态度，不是一朝形成的，是经过力学苦思得来的。我们不妨举钱先生少年时期的一件小事为例：
钱穆10岁的时候进入无锡荡口镇的果育小学，他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是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当时二十多岁。他听说钱穆读《三国演义》已经读得很熟，就对钱穆说：“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此言给钱穆先生带来了极大的震动，直到他八十岁是还忆及此事：“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令，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英时在《一生为故国招魂》一文中说：“（钱穆）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钱先生以下八十年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说全是为此一念所驱使。”说的就是钱穆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求索过程。
时至今日，鸦片战争过去170几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新中国成立66周年，中华民族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复兴之路，再也不用那么自卑，再也不必那样自我否定。我们应该像钱先生那样，在关键的时候能够保有作为炎黄子孙的历史“温情”、坚定作为中国人的基本文化立场。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今天我们期待并为之奋斗着的民族复兴，应该是民族荣光的恢复、耻辱的涤除，如凤凰之涅槃，光灿宇内；我们的中国梦，应该是今日之“中国”与炎黄之“中国”共同的那个梦，万古煌煌。
文献保护
——避免划灭民族的文化与文明
■尚丽新（山西大学文学院）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被列强欺凌，民族文化自然不能幸免，作为中华文明象征的文物古籍的悲剧命运最具代表性。大量的珍贵文物文献流出母邦、四散海外，这种耻辱使有识之士们陷入深刻的悲伤与忧虑之中。张元济先生感慨道：“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在历史巨变的混乱时期，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并未磨灭，既然保存这些作为国民智识寄托的典籍就是避免划灭民族的文化与文明，那么抱残守缺就是义不容辞之事了。张元济先生在《致傅增湘》一文中说道：“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抗战时期，民族危亡千钧一发，同时更是书厄连连。1932年1月29日10时，日本飞机炸毁了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附属的东方图书馆亦毁于大火之中。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业之肇始和翘楚，劫灰过后，80%的资产被毁，东方图书馆的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悉数被毁，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绝迹人寰。张元济先生对此痛不欲生：“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五十多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这场浩劫”。“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的长痛换来的是无比的坚强，张元济先生2月13日在《致胡适书》中写道：“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一篑。设竟从此渐灭，未免大为日本人所轻。兄作乐观，弟亦不敢作悲观也。”3月5日生《复姚名达书》又写道：“世间万物不能逃出‘成、住、坏、空’四字，……不同日月星球坏灭会有时，大地山河亦如之，一念及此，彼此胸次俱可豁然。”胸次豁然的张元济先生以他的达观和坚韧苦撑过了更为艰难的沦陷时期。太平洋战争打响后，上海的商务发行所和各工厂都被查封，张元济拒绝与日伪“合资”“合作”，生计日窘，他甚至鬻书度日、卖字为生。他加入由郑振铎发起的敌后保存文献古籍的行动，仍然不遗余力地从事着古籍保护和图书出版事业。在抗战时期，张元济先生并非孤军奋战，所谓“遗经在抱匹夫责”（张元济《戊辰暮秋至日本东京观静嘉堂藏书，赠岩琦另爵等》），匹夫匹妇以“蚁之集膻，蛾之扑火”的热情在书林中进行着继绝存亡的努力。1939年末，郑振铎、张元济、何炳松、张寿镛等联名致电重庆有关部门，请求在沪成立购书委员会，以搜访遗佚、保存文献。1939年4月，张元济与叶景葵、陈陶遗发起创设合众图书馆。叶景葵捐出几乎所有家财和藏书，张元济亦捐出藏书900多种约3800册。夏定域历时八年，辗转浙、黔、川数省，将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迁往大后方，抗战胜利之后得以完璧归赵。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塞北江南的千山万水之中自有无数人在做着这样一些有益于民族、国家、社会的实事。正因为这些或显或隐的存亡续绝的努力，民族文化的命脉才得以延续。
从表面上来看，抗战中的典籍保护似乎只是为典籍的物质形态的存在而努力，其实不然。进入近代社会，中国处在一个重大的拐点之上；一百年来，诸多的精英都在寻找延续中华文明、富强中国的道路，或是改良、或是革命，不管是保守还是激进，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一种必要的尝试。以典籍保护为中心的书林事业，实则也是在做着开启民智、以出版推动教育的努力。早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张元济就深刻地认识到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大众之上，必然毫无结果，所以才会有“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张元济《别商务印书馆同人》）的现实的选择。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是这样评价张元济的历史意义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必然是艰难的缓慢的，决非急骤、剧烈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可以短期奏功——历史症结原在于：如果中国人不能获得良好的教育，没有现代知识的传播，和更广泛的对变革要求的觉醒，‘富强’和‘现代化’终是不切实际的口号，历史的课终不免得补上才行。自然，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这条思路像是不合时宜的一厢情愿，因而张元济的努力亦遭到了许多困难挫折，效果实际上非常有限。但是，坚持仍然具有意义，它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揭示了各种矛盾缠绕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困境，以及走出困境所不可忽略的东西。”
这段话不仅适用于张元济先生，也可以用来总结那段书厄国难交困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它仍然具有继往开来的现实意义和昭示作用。时至今日，传统的读书方式逐渐被网络阅读、电子书取代，但不管我们用何种方式阅读古籍，古籍仍是民族精神和精华的凝聚；今天仍然需要“考文献而爱旧邦”，仍然需要“温故与知新并重”，如此方能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而且，近现代的出版业客观上为开启民智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出版与教育的联姻成为推动民众走出蒙昧的强大力量；现在还需在理性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直到真正走出蒙昧，“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这依旧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
诗人穆旦
——儒生流落依戎马
■何亦聪(山西大学文学院)
“这红色小花，和花丛里的嗡营/这不知名的虫类，爬行或飞走/和跳跃的猿鸣，鸟叫，和水中的/游鱼，陆上的蟒和象和更大的畏惧/以自然之名,全得到自然的崇奉，无始无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我不和谐的旅程把一切惊动。”这几行诗节选自穆旦写于1945年的著名诗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此诗发表之际，正值抗日战争结束，在举国欢庆的时刻，穆旦却缅怀起他的那些倒在了缅甸茫茫的原始森林之中、尸骨难觅的战友们，然而，时光倒退八年，穆旦，这位年轻的诗人，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即将经历的是什么。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穆旦年仅十九岁，是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当时北平各大高校都在放暑假，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商讨战端开启之后平津高校的迁移问题，会议商定出两个临时的迁移地点：一是西安，二是长沙。后来共同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即选择迁往长沙。按照民国时期清华大学的学科建制，外语系与中文系同属文学院，出于种种原因，清华大学文学院初次南迁之后未能与其他院系一同被安置在湘江西岸岳麓山下的校区，而是被安排在了异常偏远的、位于南岳衡山脚下的另外一个校区，亦即通常所说的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紧接着，战火很快烧到武汉、长沙等地，当此局面，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搬迁到昆明，而此次迁移的条件，比之初次迁移，更要糟糕得多。
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总数为一千七百余人，其中，参与南迁的学生人数为八百七十多人，约占总人数的51%。这八百多学生，大致分三路入滇，一路乘粤汉路火车至广州，由香港乘船至越南，再由越南辗转至昆明；另有一部分学生体弱多病不惯乘船，于是改坐汽车走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至越南，再由越南至昆明；第三路学生则组成了赫赫有名的“湘黔滇旅行团”，由国民党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团长，闻一多、曾昭抡等十一位教师组成辅导团，历时68天，步行由长沙前往昆明，参与这场长途跋涉的学生共计284人，穆旦即是其中之一。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这场长达一千六百多公里的艰辛旅途究竟带给了诗人怎样的影响，然而在此之前，还从无哪个现代诗人曾有如此机会去切实地体验底层民众的困苦和辛酸。
到达昆明之后，穆旦一方面继续修习英国诗歌方面的课程，他深受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同时又是清华大学外语系外教的燕卜荪之影响，并从燕卜荪处接触到奥登的诗歌；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地参与一些诗社的活动，其中最主要的两个社团，要属冬青文艺社和高原文艺社。1940年，穆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这个时候，他已是国内小有名气的诗人，也已经写出许多流传后世的诗歌作品，但是，当此时世，毕业之后何去何从，终是一个难题。恰好此时出现了一个契机，随着战火的进一步燃烧，日本军队开始进攻越南，昆明遂由大后方变为前线，重庆政府方面敦促联大再次迁至四川，而联大校方也有他们自己的考虑：西南联大既是当时中国高层次人才的汇聚之地，亦是思想最活跃、最离经叛道的地方，重庆政府敦促他们北迁四川，实有取其地近重庆便于控制之意，联大校方经过一番斟酌，最终决定在川南小城叙永设立一个西南联大分校，把即将入学的所有大一新生，都放到那里去。
由于当时正处战争时期，许多外语系的老师和学生都被征调至部队去做随军翻译了，外语系师资奇缺，穆旦便得以有此机会，顺理成章地做了叙永分校的外语系教师。叙永是一个山城，经济条件较之昆明更为艰苦，联大已无多余的资金用于建设分校区，于是借用了叙永当地所有的庙宇，包括文庙、春秋祠、南华宫等，用作教室。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座偏僻山城，教室又分散各处，不惟学生听课，老师上课亦是极为辛苦，可能前一节课是在城东的某处庙宇讲课，后一节课又须跑到城西的某处庙宇讲课，而这两处之间，往往有着上百米的高度差，所以穆旦每每要在短时间内上下几百级台阶，等到赶到教室之时，已是大汗淋漓，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除此之外，叙永分校的吃住条件亦极糟糕，每餐八个人四个菜，一碗辣椒、一碗酱豆腐和两碟咸菜，即便是这样的伙食，也不能敞开供应。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41年6月，联大校方决定撤销叙永分校，全体学生统一在昆明上课，穆旦在叙永的短短八个月时光，即告终结了。
1941年，战争进一步激化，日本试图掌控印度洋，进而切断由中东到英国、法国的石油运输，而一直被用于向中国军队提供军事物资支援的滇缅公路，亦遭切断。为保证滇缅公路的畅通，国民政府决定组织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日军激战，此时，许多西南联大的学生积极响应入伍，而政府方面也在极力地征调通晓英文的大学生担任随军翻译。到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即以大学助教的身份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在副总司令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五军任中校翻译官。对于为什么要如此积极地加入远征军，穆旦后来回忆说：“当时的动机主要有三个：一是想抗日，想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尽一份力；二是在学校教英文感觉没有教出什么成绩，觉得自己不适宜教书；三是学校生活过于枯寂，无法激发创作诗歌的灵感，想去军队里面体验一下生活。”但是，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迎接他的将会是何种命运。
中国远征军的对日作战，一开始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到了4月，由于罗卓英的错误指挥，致使日军占领了棠吉，远征军的后方供应被切断，遂一败涂地。在撤退路线方面，远征军再一次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在尾随而来的日军王牌主力的追赶下，他们被迫在雨季来临之际撤入被缅甸人视为恶魔之谷、死亡之谷的胡康河谷，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伤亡过半，杜聿明本人也身染重病。对于这段经历，穆旦在回到西南联大之后，几乎从不向人提及，后来，其同学王佐良通过与他多次交谈所获得的资料，写出了《一个中国新诗人》，其中说：“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后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阿萨密的森林的阴暗和寂静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
文章开头所选的那首名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的诗作，即是穆旦用以纪念他倒毙在缅甸丛林里的战友的，此诗一向被视为穆旦诗歌中的压卷之作，甚至被许多人视为中国现代诗歌中的冠冕，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在这样一篇诗作的背后，还压着一段“不和谐的旅程”，这段旅程，才是更加让人为之震动的。
作家萧军
——写作第一部长篇抗战小说
■秋石
1933年的春夏之交时分，曾与著名抗日将领杨靖宇共同创建中国最早一支抗日义勇军游击队（即“九·一八”事变后活跃在吉林磐石一带，不断地给日寇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的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后与海龙游击队联合，被杨靖宇将军整编成东北抗联第一军）的地下党员傅天飞，忽然来到商船时期老同学、同为地下党员舒群栖身的哈尔滨商报馆，向后者提供了一份极为珍贵的抗日资料——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并直接指挥的磐石游击队，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进程。傅天飞生动而又艺术地描绘了磐石游击队所展开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战斗，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人物及其大无畏的革命献身精神。他淋漓尽致地向舒群讲述了一天一夜。据舒群后来回忆道，傅天飞在讲完后着重说明道：
之所以这么做，其目的在于想留下两部“腹稿”：万一将来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不幸牺牲了，剩下的那一位就可以完成这部气壮山河的民族御侮史诗。（舒群著《早年的影——忆天飞念抗联烈士》，刊1981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
舒群听后，首先考虑到当时身处环境的异常险恶——他作为第三国际的情报人员，随时随地都有被日寇和伪满特务捕杀的危险。再三思忖之下，舒群决定将这部“腹稿”转赠给当时在哈尔滨文坛上已崭露头角的辽东汉子萧军，并亲邀傅天飞向萧军讲述。为此，在舒群的引导下，傅天飞数度前往萧军萧红居住的商市街25号，向萧军讲述了抗日游击队的种种情况，从而使萧军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队伍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事实，给了萧军以极大的创作热情。傅天飞的生动讲述，不仅使萧军本人内心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而且，连一旁为他们准备晚饭的女主人萧红也“旁听”得一时忘了东西南北。
傅天飞讲述完“腹稿”不久，萧军就开始了构思。萧军日后，这部小说在四年后开始的全民族救亡运动中，成为一部被鲁迅、茅盾等大家赞誉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
萧军的这个成就是令人瞩目的，其之所以瞩目，是因为《八月的乡村》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一部武装反西斯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
在傅天飞向他们讲述磐石抗日游击队的英勇业绩一年后，令舒群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第三国际情报站被日伪满当局破坏了。1934年初，舒群被迫南下逃亡，先行到了各种势力并存的青岛。
就在这时，活跃在哈尔滨的萧军、萧红这对文坛双子星座，联袂出版了具有鲜明反满抗日倾向内容的散文小说合集《跋涉》。《跋涉》是自费印刷出版的，费用中最大的一笔40元，正是舒群将母亲留给他的一枚金戒指卖掉后资助二萧的。《跋涉》出版不久，即遭到了伪满当局的查禁。与此同时，萧军的名字也上了日伪特务的黑名单。舒群闻讯后，迅速给萧军萧红写了信，敦促他们立即南下逃亡青岛与他会合，以免遭遇不测。
在舒群和哈尔滨朋友们的反复劝说下，萧军萧红于1934年6月11日离开了哈尔滨。五天后历尽艰辛险阻，自大连通过海上抵达青岛——一块尚没有被日寇铁蹄践踏的祖国大地。
1934年6月15日，农历端午节的前一天上午，二萧由哈尔滨辗转大连乘船抵达青岛。抵达青岛当晚，二萧就随同舒群住进了其岳父家中。后来，他们又一同搬迁至观象山北麓的观象一路一号一座石砌小楼里居住了下来。正是在这里蛰居的四个来月中，萧军得以完成了《八月的乡村》初稿，完成日期是1934年10月22日。而萧红却先于萧军完成了她的同样具有强烈鲜明抗日立场的成名作《生死场》，并且在白色恐怖来临之前及时呈递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就在此同时，半年前哈尔滨遭遇日伪满当局迫害的情景再现：在“自己人”、国民党特务掀起的又一轮围捕共产党人与左翼进步人士的白色恐怖中，青岛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了，舒群也被抓进了监狱。为此，他们不得不开始了又一次逃亡，目的地是他们日也思夜也想的鲁迅居住地上海。
萧红完成她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的时间是1934年的9月9日，而且很快就誊清了。这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还没有脱稿。他们不知道这两部作品所选取的题材和所表现的主题积极性，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是否合拍，很想写信问一问在上海领导革命文学运动的主帅鲁迅先生。
萧军向在青岛结识的左翼朋友梅林提及给鲁迅写信一事，梅林由于参加革命早，知道鲁迅先生和上海文艺界的一些情况。从一些文章披露的情况他得出结论：鲁迅常去内山书店。因此，他对萧军说，只要写上海内山书店周树人先生收，就一定会收到的，也一定会得到他的指教的。
二萧的另一个朋友便是负责《青岛晨报》和青岛荒岛书店的孙乐文，他是中共党员，去上海进书时，曾在内山书店见过鲁迅。为此，他鼓励萧军给鲁迅先生写封信试试。不知道鲁迅家的地址，可以写到内山书店转交。他还建议萧军：可以用“荒岛书店”做通讯处。即使一时发生什么问题，他可以推说不知道，是顾客没经过他同意随便写的。他还提醒萧军：不要用自己的真名实姓，可以另起个名字，以防万一。
在孙乐文的建议下，为了能够及时和鲁迅通上信取得联系，他特意起了一个新名字，这就是一直沿用至逝世的“萧军”。萧，是因为他非常喜爱京剧《打渔杀家》里的老英雄萧恩。另外，因为他是辽宁人，古时辽代萧姓者居多，故而，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姓萧了。军，则是因为他原来当过兵，是个地地道道的军人。而且，直到现在，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走上抗日第一线，面对面地去杀日寇，当一个真正的抗日军人。
1934年10月初，萧军给鲁迅写去了第一封信请求指导。在信中，他问鲁迅先生愿不愿意看一看萧红写的小说《麦场上》（次年出版时改为《生死场》）。信发出去了，究竟鲁迅能不能收到，即使收到了会不会回信，他是没有什么把握的。可他就是万万没有想到，鲁迅在接到萧军的信的当天晚上就给写了回信，回信正是寄到荒岛书店由孙乐文转交的!
当萧军这么快就收到先生的复信时，他和萧红、孙乐文三个人一起，同享了难以克制的激动与快乐，他们读了一遍又一遍，信从这个人的手中传到了那个人的手中，又从那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的手中……
鲁迅先生在复信中回答了两个问题：
一、不要问现在要什么，只要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934年11月2日，萧军萧红夫妇，以及几个月来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好友张梅林一道乘坐在一艘名叫“共同丸”的日本轮船底层货舱里，经过一夜海浪的颠簸，由青岛抵达了上海。次日，二萧搬进了位于法租界拉都路283号一家小杂货铺后面的狭小亭子间里。
在这期间，在萧红的一再督促下，萧军开始了《八月的乡村》的修改。在修改过程中，他很不满意自己这部作品，觉得很不理想。他恼恨自己的低能，有时烦躁得看不下去了，竟产生了想一把火烧了它的荒唐念头。亏得萧红不断地给他以安慰和鼓励，萧军才得以修改完了《八月的乡村》。当时他们身边已经没有钱了，复写文稿的纸已告殆尽，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只好把萧红的一件旧毛衣拿到当铺去押了七角钱。
用于复写的美浓纸是日本制造的，在上海只有在北四川路底的内山杂志公司有售。用萧红旧毛衣当来的七角钱，如果用来坐车就没法买纸，如果买纸就不能坐车。好在萧军生来就是吃苦的坯子，他调动起双腿的积极性，走去又走回。由于皮鞋不跟脚，回到家后双脚后跟又红又肿，还淌血，把在家的萧红心疼极了，而萧军却反过来对她抚慰，就好像疼在萧红身上一样。
买齐了纸，严寒的冬天里，在那没有阳光而又阴冷潮湿的亭子间里，萧红脚踩冰凉的水泥地，披着大衣，流着清水鼻涕，不时地搓揉着冻僵了的手指，夜以继日地为萧军抄完了《八月的乡村》。
值得书上一笔的是，在这期间，对于这对处于贫穷、饥寒中的东北抗日流亡青年，鲁迅不但慷慨解囊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而且还时时从精神上，以及为人处事应对复杂险恶环境方面，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抚慰与关爱，从而帮助他们度过了初到上海时的艰难关口。二萧进入上海不多日，鲁迅先生携许广平小海婴，并邀茅盾、聂绀弩、叶紫等人为他们在饭店设接风宴。在早期的14个月中，鲁迅先生就给他们写下了53封信，仅自他们抵达上海之日起至11月30日与鲁迅初次会面，短短28天，就达6封之多。11月30日的会面结束时，鲁迅先生从怀里掏出20元钱交给萧军救急。接着，他又从口袋中摸出一把“大小银角子和铜板”，充作二萧回租住地的电车费。其后，鲁迅还两次前往他们的租住处探望，多次邀请他们同往电影院观摩新放映的外国影片及上饭店“解馋”等；两萧住近后，鲁迅又主动向他们敞开家门，且不必事先通报即可以自由进出，还有无数次的留餐等，足以说明鲁迅先生对这一对来自东北沦陷区的抗日热血青年作家的无比关爱。
正是在鲁迅的大力扶持下，1935年7月，《八月的乡村》一举问鼎上海文坛并迅速走向海内外，很快成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四个月后，由萧红所著，同样由鲁迅先生作序，同样含有抗联——磐石人民革命军内容的中篇小说《生死场》，出版后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萧红萧军这对从沦陷区逃出来的抗日热血青年作家，在鲁迅的精心扶持下，成为左翼文坛上一对耀眼的星星，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不朽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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