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历史的主人”

    邵燕祥是我尊敬的诗人和散文家。我读先生文章已久，也曾心血来潮，有意为先生编选一册简要的年谱，且已着手收集资料，并初步编写了三万多字，名为《小蜂房编年辑事录》。但听说有学者已开始在做这件事了，我的计划也便停了下来。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读到《邵燕祥诗歌创作年谱简编》，才知道是首都师范大学吴思敬教授的弟子李文钢博士编著的。

    虽然这个计划没有继续，但在我读先生的著述和相关资料过程中，竟又一次更为深沉地被他的人格魅力、精神风骨和文学才情所震动。在我看来，邵先生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他所追求的文学境界，都有着当世难得的鲁迅遗风。步入“80后”的邵先生闭门谢客，但著述文章依然接连不断。今年刚刚出版的文集《蔷薇叶子》，收录2009年11月到2011年6月仅仅一年半时间里所作的文章，计有98篇。不过，对于我意欲研究的举动，他却回信自谦“已经基本退出文艺舞台，不必再拉出来示众了”。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竟有幸再次得以前往拜见。

    邵先生住在北京密云县的一个小镇，从北京城区驱车前往需费时近两个小时。虽略显偏远，但京郊沿途的幽静环境和各种现代化的别墅群建筑成为窗外动人的景致，也使我对邵老的静养避暑之所充满了期待。由此忽然想到了数年前，我曾慕名去潘家园附近的一个小区拜访过邵先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记得那时先生刚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时常在郊区的家中养病。潘家园附近的华威北里小区的居所，有雅号名为“小蜂房”，他的一册文集便曾命名为《小蜂房随笔集》，一册打油诗集也命名为《小蜂房集》。但说真的，几年前我拜访先生时，对那座高耸的塔楼留下了极为糟糕的印象，其楼道的破旧、狭窄、阴暗，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而邵先生家中的简朴与狭小，也是我所没有想到的。后来，我偶然读南方一家杂志的报道，提到先生家中刚刚装修过，再细看照片中的环境和装饰，似乎也洋气了不少。此次前往密云，便是先生在郊外避居的住所。

    毕竟是文人的做派，“小蜂房”这个雅号就很有味道，既表明了作家富有锋芒的锐利，也流露出酿蜜者的辛劳，还有其工作环境的狭小与温馨。而我读近几年来先生陆续在报章上发表的旧体诗《云水山房杂诗》系列，便猜测这里的“云水山房”就是邵先生在密云的这个居所的雅号了。那天，我征询邵老，答案果然如此。“云水”乃是取义密云水库之意。邵先生笑谈附近的许多农家饭店竟也以“云水”命名。“云水山房”这个名称，可谓诗意盎然，想来定是依山旁水而居，颇有几分陶渊明或王维的山居与田园之意了。待我到了邵先生在密云的家中，又是一番意外，这只是密云水库附近一栋极为普通的居民楼，既不邻水，也不靠山，安静倒是可以说得上。我们在邵先生不大的客厅里散坐闲谈，窗外可见茂盛的树丛和花草，且有蝉鸣声阵阵传来，有着几分乡野之趣。

    “云水山房”实则不过一种文人的雅兴与寄托罢了。我之前总想，若在依山傍水之处有一安静小院，是先生读书、写作和养病的住所，那该多好。但这是多么的不现实，对于自甘边缘的邵先生也不太可能。我为此感叹，若干年后，我们如果想要去追寻乃至凭吊一位杰出的作家或学者，究竟该到哪里去，难道是那些水泥大楼的格子间吗？同往的许宏泉先生对我说，倒是应写一篇文章，就叫“名人故居无处寻”。其实，我慨叹的是当代文人的现实境遇。我曾读到一篇关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高华的纪念文章，其中写道因为家中狭小，为了不影响家人，冬天的深夜里，高华穿军大衣坐小马扎在厨房里做学问。我在先生的这个居所，没有见到什么名人字画作为补壁，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书架、家什、文玩之类，一些书籍和报刊很随意地摆放着。

    先生耳背得厉害，但与我们谈话的兴致却是不减。我们一边在客厅喝茶，一边随意地谈论一些文坛上的旧闻或趣事，诸如有关巴金、白桦、黄裳、韩羽、流沙河、高尔泰等人，多也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有些掌故竟有几分“世说新语”的味道。我趁机郑重地向邵先生提了一个问题——1958年，年仅25岁的邵燕祥被撤职降级、下放劳动，后被开除党籍，再后来的不久，又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当时面对这一连串地灾难性遭遇，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因为我知道在这一系列的打击之前，年轻的邵燕祥可是当时十分优秀和活跃的政治抒情诗人。我在阅读先生的资料时，有一篇文章印象十分深刻。1956年，曾有论者在《浙江日报》发表杂文《比主题》，起因是有读者认为邵燕祥所写的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诗歌要比闻捷的爱情诗歌要好，为此这位作者还特别强调说：“要知道，对文艺作品的不同题材，人们各有其爱好。这正像北方人喜欢吃面粉，江浙人喜欢吃大米一样，是不必相求一律的。”由此可见彼时他的知名度。

    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从一个极为热烈天真的追随者，转变成为一个清醒尖锐的真理探求者。邵先生便是那种被称为“两头真”文化老人。从一个政治抒情诗人到自甘边缘的诗人和杂文作家，其间的奥秘很值得探究。这恐怕非一两句话说得清楚，这是邵先生给我的答案。1957年，24岁的邵燕祥与谢文秀登记结婚；第二年，他就被打成了右派。那天，老太太回答我说，对于被打成右派分子，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竟会持续22年的时间。我由此叹息，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今天有这样的遭遇，该会如何？老太太径直答我，反右之后的政治厄运也不是没有，那些受到不公待遇的人们，至今还有很多没有改正，时间也早已超过了他们所受磨难的时间。我一时语塞。邵老接着说，他当时虽然25岁被打成右派，但相比其他一些右派，也还算幸运——家庭没有破碎，工资没有停发，户口没有迁出北京，写作的权利也没有完全丧失。

    俱往矣，那些荒诞岁月远去了。我们或者会感慨那些珍贵的光阴曾被浪费和消耗，但令人感到吊诡的是，那些大是大非和大起大落的时代，很多人才真正找到了自己。我曾经有一个偏见，以为遭受过政治磨难的人对于政治态度一定会有情绪化的东西，有些后来甚至会发展为扭曲。但因为邵先生，我竟感到一种风雨之后的温润与平和。甚至听他讲起往事，反而有着几分幽默，不时会把人逗笑。他说“文革”后，他们这些右派分子纷纷被改正。某位声名极大的右派作家被改正后，很快成为社会的焦点，而其私生活的不羁竟也成为文坛内外的话题。于是，在偶遇这位朋友时，他曾郑重其事地提醒这位老友应该加以注意，不要因为他的个人行为，会让别人以为他们这些右派分子原来都是这样的人。说到这里，邵先生为自己当年的举动感到好笑，而那绘声绘色的描述则不乏自嘲的况味。

    幽默又不失情趣，这是我对这位犀利又尖锐的中国诗人和杂文家的另一个感性认识。那天，我还带了邵先生的一册新出版的散文集《柔日读史》，请先生为我签名留念。先生郑重写下：“航满先生赐阅燕祥二O一四年七夕后一日”。记得最后写到时间时，他略有停顿。“七夕后一日”这个小小细节，读来颇有几许人生的暖意。对于这册《柔日读史》，先生特意强调说，这个集子收录的是1989年6月后陆续写成的一些文章。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首篇《三谈骂人》写于1989年9月3日，末篇《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斗争——朱正著〈反右派斗争始末〉序》作于1993年12月26日。古人云，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显然，这是那段特殊时光中的文字见证。但我奇怪这册著作既无序言，也无跋记。经邵先生解释，原来此书序言发给编辑后，竟言没有收到。后来，这篇序言发表于《中华读书报》，我是在网上搜索读到，其中有句话我印象深刻：“做历史的主人虽难，却是不容推辞的权利，也是不容逃避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