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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少儿出版尤其是儿童文学出版史无前例市场黄金期的到来，表现在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上，文学艺术遭遇商业化大潮的“双刃剑”效应正在放大。如何有效激发市场和商业的积极因素，规避市场和商业的消极因素？有何切实可行的方法和途径直面现实问题？回答好这一命题，是此次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开启文学艺术新时代的重大意义所在。
这个夏天，注定要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中国少儿出版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7月9日、10日，京西宾馆。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在此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创造了两个“史无前例”。会议第三组召集人、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提出，其一，以往，全国儿童图书出版会议一般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由中国作协组织；但此次会议，由中宣部、中国作协联合举办，广电总局领导也到会讲话，建国以来史无前例，党和政府对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其二，继去年12月，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召开全国少儿出版工作会后，今次，中宣部、中国作协又联合召开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建国以来史无前例，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出版门类受到过如此的关注，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作为全民阅读基石的少儿出版和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的厚爱。
事实上，随着少儿出版尤其是儿童文学出版史无前例市场黄金期的到来，表现在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上，文学艺术遭遇商业化大潮的“双刃剑”效应正在放大。当资本经济将文化工业产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推向市场和世界时，文学的文学性、艺术性、原创性，正遭遇商业化取向造成的肤浅化、娱乐化、碎片化、平庸化、快餐化的质疑。如何有效激发市场和商业的积极因素，规避市场和商业的消极因素？回答好这一命题，才是此次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开启文学艺术新时代的重大意义所在。
如果说，建国后的三十年，我们有效回答和解决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那么，近二十年来，“文学”正与“市场”纠缠不清。此前，我们更多强调市场对文学艺术产业化、规模推进的正面效应，近年来，则对市场对文学艺术所造成的双面效应认识更为全面——文学艺术应葆其“文以化成”的本质，而非成为市场的附庸。文学艺术如何有效超越和驯服资本意志，是精神生产领域工作的重中之重。
由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旧址，召开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显示出了一种重大的隐喻，文学艺术领域的又一次“拨乱反正”到来。
“文学”与“市场”纠缠不清
党和国家为何如此关爱儿童文学，或说少儿出版呢？
当然，少儿出版尤其是儿童文学出版，在进入新世纪之后高歌猛进的市场表现或为原因之一。
在中国书业版图上，儿童文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刚开始的不为人重视、市场低迷，到占据童书市场半壁江山推动童书业发展，并成为引领大众图书市场上行的主力军，只用了十年。
数据或可佐证这一判断。开卷自1999年起开始提供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终端数据，其数据显示，少儿图书市场从2001年开始连续三年成长性低于整体图书市场；2004年出现了14%左右的成长速度。此后，少儿图书市场迎来了一个“黄金十年”，以年均百分之10的增幅增长。本报所提出的“黄金十年”的概念被广泛引用，可见业界对少儿出版市场表现的认同。
从1999年的所占整体图书市场比重8.60%，到2014年的所占比重17.7%（少儿图书在网络渠道所占比重更是高达22%）；十五年间，少儿图书在整个图书零售市场增幅翻了一番有余；其间，2007年，整个图书市场的增幅为11.18%，而少儿图书的增幅则为24.42%，相对优势高达13.24%。即使是2012年书业大盘呈-1.05%负增长，少儿图书仍保持了4.71%的增长，相对优势达5.76%。这表明，少儿图书已成推动中国书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1999年，儿童文学在少儿图书中所占比重为21.89%，至2014年，儿童文学在少儿图书中所占比重已达43.8%；少儿图书共有十个细分板块，儿童文学以十分之一板块占据了少儿图书年均近二分之一的图书份额，考虑到其他板块相对所占份额没有明显提升，则称儿童文学推动了近十年来的少儿图书市场的成长毫不为过，甚至，儿童文学成为推动中国书业发展的重要存在。
然而，儿童文学优异的市场表现，绝不是党和政府如此厚爱儿童文学最为重要的原因。
我们可以观察到，随着一个史无前例的市场黄金期的到来，在少儿出版尤其是儿童文学出版上，文学艺术遭遇商业化浪潮的“双刃剑”效应也在放大。
一方面，市场造就了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极度繁荣，另一方面，儿童文学也须回答如下的质疑：其一，为什么在市场的黄金期，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印数和收入受其他作家羡慕之际，却没有涌现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其二，为什么在市场的黄金期，却原创乏力，重复出版、跟风出版现象严重，注水速成的类型化作品频频出现？其三，创作界和出版界片面追求儿童文学出版的速度和印量，严重忽略了图书内在的品质要求；作品完全成了没有价值评判的商品。“码洋能代表文学创作的成绩吗？”作家梅子涵如是问。
或者，535家出版社争食少儿出版，一些后来者更是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抢占市场，导致出版乱象丛生；又或，转企改制后，出版社迫于经营指标年年提升的压力，无形的手在推着出版人为着利润为着业绩狂奔，急于求成，错误施以书海战术，拼图书数量，拼经营规模，只重短期市场。然而，在笔者看来，表象之下，是文学艺术需要回答的终极命题：当资本经济将文化工业产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推向市场和世界时，文学作品正遭遇商业化取向可能造成的肤浅化、娱乐化、碎片化、平庸化、快餐化——这是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学艺术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尤其是，我们当下的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观念撕裂，而我们的少儿出版又在一定意义上形塑着少年儿童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标准，塑造着国家的未来。此次高规格会议的着力，大概也在于此。
如何有效激发市场和商业的积极因素，规避市场和商业的消极因素？回答好这一命题，才是此次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开启文学艺术新时代的重大意义所在。如果说，建国后的三十年，我们有效回答和解决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那么，近二十年来，回答和解决“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文学艺术有效超越和驯服资本意志，是精神生产领域工作的重中之重。
作家“慢下来”
创作、出版、评论，三架马车支撑起了儿童文学事业，缺一不可。此次会议，作家、出版工作者、评论家济济一堂，不分界别，不分区域，无障碍交流沟通，互补合作，正是体现了主管部门对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的新认识，即，儿童文学创作出版是一个生态系统，需多方形成合力。
那么，如何探寻市场化背景下儿童文学的价值坐标？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将向怎样的方向行进？作为作家、评论家和出版者，各自应该担负起怎样的使命？
近年来，中少总社开始进入国际少儿出版界的主流圈子，日益展示了自己对话世界的能力。然而，随着“走出去”的作品品种增多，版权贸易的收入增加，中少总社社长李学谦的困惑在于，“我们拿着什么样的作品走出去”？“像图画书、儿童小说这两个儿童文学中最主打的品种，我们在输出上还是相对较弱的。在国际重大奖项的评奖上，中国作家也会显示出劣势。”李学谦提及，国际安徒生奖的评委曾经提到过，他们希望看到作者在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而不是看到同一个人物不断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这其实暴露了我们许多作家写作中的模式化问题。”
在作家董宏猷看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儿童文学”的概念被“童书”压制，审美、艺术的标准排到第二位，创作界、出版界很多时候只看“孩子喜欢”，因此导致片面追求发行量，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青年作家的成长。“天天去看市场风向标，就很难有自己的定力和追求。扼杀青年作家的创作热情以及他们开拓、创新和自我成熟的机会，最终戕害儿童文学创作。”
“出版社经常追着作者要新书，但一个作者能写多快？质量能不能保证？安徒生一辈子也就写了那么几本书，高产的作家是值得怀疑的。”由此，作家梅子涵不断提醒自己，要“慢写作”、“慢出版”。对作家来说，每天要有自己的阅读生活，要反省、反观，因为要认识自己的记忆、认知自己的生活。梅子涵说，他是把矛头对准了出版社，因为出版社“好书坏书都出”。“但我也知道你们有码洋的压力，企业有生存压力，我也想不出好的解决办法，因此只能先要求我自己‘慢’。”梅子涵说。
梅子涵此言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晖的认同。在她看来，对作家而言，“何为好作品”，大家都有标准，关键在于作家自身如何选择，在实践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现在的儿童文学作家完全可以慢下来、少写，怀抱战战兢兢的心态，写出个人的代表作、时代的代表作。”
“如果要说问题，我认为当前的中国儿童文学写作者们面临的最大瓶颈，可能是如何培育更高的审美智慧和文化素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方卫平表示。
评论“立起来”
在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的过程当中，批评家应担负起怎样的责任呢？在评论家、时代出版传媒副总经理韩进看来，在儿童阅读者与成人生产者之外，特别需要独立的批评家肩负起家长、老师、鉴赏家的责任，及时评价批评，把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推荐给市场与儿童。“要将‘讲真话、讲道理’提升到批评家的人品、文品的高度来强调认识，旗帜鲜明地反对庸俗、低俗现象，更好地引导儿童文学创作出版。”
“如果说，在四五十年前，儿童文学批评的要务之一，是从倍受压抑的儿童文学身体内恢复世俗生活欲望和体验的位置，那么今天，当大量儿童读物开始过多地受到感官欲望的支配甚至走向不同程度的庸俗化时，儿童文学批评要做的就是倡导儿童文学的高级文化精神，抵抗儿童文学的庸俗化。”方卫平说。
在作家黑鹤的感受中，目前国内经典性、权威性的儿童文学书系和推荐榜单太少，此言得到了作家黄蓓佳的共鸣。在她看来，一些专家、媒体热衷推荐外国图书，希望他们能够更多了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全貌。
同时从事成人文学写作和儿童文学写作，黄蓓佳的感受是，儿童文学作家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公正对待，在一些重要的文学活动中很难看到儿童文学作家的身影，在奖项设置上也受到歧视，应像重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评奖一样，重视全国儿童文学奖的评奖并组织充分宣传。
一部儿童文学的发展史，是儿童文学艺术形态与思想内涵不断得到新的丰富、扩充和诠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论批评应深深植根于儿童文学原创生产的沃土之中，对层出不穷的创作新面貌、新形态如优秀通俗儿童文学，类型儿童文学的评价标准等，应直面创作现实，开拓新研究空间。
然而，作为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兰州大学教授李利芳也有诸多困惑。其一是儿童文学理论奖项设置的问题，“原来是有单独奖项的，后来被并入鲁奖了”；第二是理论阵地的问题，儿童文学的理论阵地、评论阵地一般进入不了高校的评价规则和体系标准，而核心期刊一般也不开辟儿童文学的研究论坛；第三就是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项目研究还是偏弱。
“儿童文学生产生态现在是由市场力量主导的，导致儿童文学评论一部分低头从俗、失去了指引作用。”太原大学副教授崔昕平表示，建立具有主体性的批评话语体系，一是要强调以“中国话语”在评论中进行阐释；二要加强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其三则是批评者的自律，“不能仅仅满足于时效性的短期效果，而要追求一种长期效应”。
出版有困惑
儿童文学出版是儿童文学创作链条的最后一环，出版者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儿童文学创作的面貌。当出版界整体转企改制后，因经营指标的重压，出版社的现实选择是，追逐出版在市场中畅销的作品，并以畅销书作为模板，复制其他的儿童文学作品。
“打个比方，泉水和饮料放在一块，如果让孩子自己选，他们肯定都会选饮料，但成人有责任向孩子推荐泉水。如果年年定创收指标，这样的制度会把那些有责任心、有诗意的年轻人逼成低俗出版人。”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薛卫民建议，一个年轻人进入出版社，应努力去发现更有诗意、更努力的写作，只要他呈现出很好的成长的趋向，就不应用“经营指标”重压。
那么，对于出版企业而言，如何在出版理想与年年递增的经营指标间求得平衡？
白冰的建议是，出版社要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一些畅销书，但要把出原创精品放在首位。精品可能一时不能畅销，但从长远来看，不但可以实现长期销售，而且可以成为出版社的“看家书”，对出版社的美誉度和长远发展的意义重大。
“出版社要抓好重点板块和特色板块，形成高地，催生精品；要培育重点项目和主打产品，带动产品集群；要强化营销宣传，引领精品阅读。”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王泳波表示。
“今天，我们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而骄傲，但同时也痛感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违背艺术创作规律，放纵了一些平庸甚至格调不高的图书的流行。”要改变这种状况，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总经理张秋林的建议是，还需要更好地营造精品佳作脱颖而出的环境。如，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有效的阅读推广；明确出版的价值和责任，反对盲目追求经济规模。
530多家出版社都在出少儿书，其中虽颇多对行业的着力建设者，也有就是来“赚钱”的。多次少儿图书市场的整顿结果表明，劣书、伪书、低俗少儿书的出版者，往往是非专业少儿社。由此，辽宁少儿出版社社长许科甲的建议是：“可否给少儿出版设置一定的出版门槛？”
解决问题途径何在？
仅仅谈论儿童文学创作、评论、理论建设和出版等诸环节存在的问题，显然远远不够。关键在于，有何切实可行的方法和途径直面现实问题。
首先，对于创作而言，通过设奖、评奖引领儿童文学创作风向，让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同时，可调动各界如高校、文学研究界、文艺理论界资源，做好培养儿童文学年轻作家的工作，举办高级研讨班、改稿会等，开拓儿童文学作家视野，提供文学参照。
就此，韩进的建议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儿童文学奖的基础上，升级设立国家儿童文学奖，用以奖励做出突出贡献的儿童文学作家、出版家，包括优秀的儿童文学原创精品和理论研究著作。“通过评奖打造国家级儿童文学品牌，激励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引导儿童读者阅读选择，展示中国儿童文学形象，积累中国儿童文学遗产。”同时，他建议，设立儿童文学创作专项扶持资金，以鼓励儿童文学原创精品生产，可重点扶持中长篇作品创作和原创低幼绘本。
其次，对于评论和理论建设环节，应加大儿童文学评论引导的力度，加强、细化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推进和巩固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和评论的阵地。
就此，李利芳的建议是，将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奖作为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一个子项，划归全国儿童文学奖评委会评审；构建扩大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阵地，在国家核心期刊如《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定期开辟儿童文学理论阵地。白冰的建议是，应该至少出版一种面向全国的儿童文学理论核心期刊；中宣部、中国作协，重要高校可否规划一些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重大学术项目，组织理论批评界力量，共同攻关。
“要为健康独立的儿童文学批评提供阵地保障，在办好《文艺报》‘儿童文学评论’版的同时，在《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教育报》等具影响力的媒体开设、巩固‘儿童文学评论’专版的建设。”韩进建议。更有学者建议，在这些媒体上刊发的理论、深度评论文章可否进入高校职称评定、论文考核的序列？
最后，对出版单位、发行单位的评价标准可否更为科学全面？
“少儿出版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于我们在塑造这个国家的未来。但是，在地方上，在各地出版集团里，对少儿社的考核还是多从经济指标上着眼。可否推动各省宣传部来举办一个类似的会议，推动少儿出版和少儿创作的繁荣？”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王光辉说。
“希望通过政策来引领，将社会效益的指标纳入对少儿社的考核。”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常青表示。
至于对少儿出版门槛的设定，“我想，少儿图书出版中一定的准入还是有必要的”。新蕾出版社总编辑马玉秀说。显然，实施专业出版资质审核政策，可提升儿童文学出版的门槛和专业化水平。
就此，白冰的看法是，此举非行业保护，而是行业需要一定的规范。“500多家出版社一起来为孩子出书，我觉得这是好事，不是坏事。但出版社首先要考虑自己的独特优势，如果没有专业的少儿图书编辑、推广、审校，没有人才优势、媒体优势、销售网络优势，则发展战略是不是有点问题？”他表示，不可轻视短期逐利者对行业整体生态的破坏。
此外，出台政策来遏制恶性竞争也应提到日程上来。退货问题、账期问题、折扣问题等，是长期困扰行业的痼疾，是压在出版行业上的“三座大山”。另，对现在的书店而言，如果图书上架后，几个月卖不掉，则退货没商量，这客观导致出版社片面追逐畅销书，因为“好卖”。显然，对于发行单位，也需出台考核评价体系。
“作为企业，如果都生存不下去了，编辑都跳槽了，谈何涵养精品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界人士表示。
前段时间，中国作协举行儿童文学“系列化”现象及问题会议，会议中提及，一部作品竟然在十几家出版社出版，版权混乱，极大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和对少儿出版的观感。
“希望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最大程度地保护原创性。无论出版社还是作家，都需约束自身。版权有其唯一性，如果放任其混乱，在我们出售其国际版权的时候，很容易出问题。希望版权问题引起行业的更大关注。”王泳波表示。
白冰提及他心目中的理想状态：“在国外，作家与出版社是终身合作。出版社可不遗余力、长期孵化培育作家和作品品牌，作家则安心创作。”
据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周晴观察，上世纪90年代，之所以出现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很多编辑本身就是作家，他们编写双栖，在选稿及同作家交流的时候都具很大优势。“因此，当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编辑队伍的建设。”她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可推进对儿童文学骨干编辑的培训。
韩进建议，可制定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发展扶持政策。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国际儿童文学交流活动，将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纳入国家对外推广计划和经典国际翻译工程，重点策划资助一批儿童文学经典作品以及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以多种外文版本出版，以提升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形象和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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