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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关于丁玲的第五本书。我们把迄今为止对于丁玲的全部认识、理解、感情和领悟都写在这里了。”
这是最新出版的上下两卷本《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后记”的第一句话，说得既朴实，又凝重。
作者“我们”，是李向东、王增如夫妇，他俩多年来始终孜孜于写丁玲、研究丁玲而不倦。他俩有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王增如女士担任过晚年丁玲的秘书。但作为《丁玲传》作者的他们，似乎在稀罕这一先天优势的同时，更在乎怎么从作为学者的历史之眼，去看待丁玲。
对于丁玲，比起文坛学界一些人惯常发出的“不简单”或“复杂性”的感叹，我倒更喜欢用“另类”一词来形容她。
不是吗？她最早就是以“另类”女作家的面目登上文坛。对于写作初衷，她在晚年写的《我的生平与创作》中说：“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了笔，抒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愤懑与反抗。因此，我很自然地追随我的前辈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和他们一样，不是为了描花绣朵，精心细刻，为了艺术而艺术。或者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才从事文学事业的。不是的。”
她这样说是不是一种“胜利者的宣传”不得而知。但假设她写《莎菲女士的日记》时，是抱着“她的全部不满是对着这个社会而发的”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而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颓废倾向”，还会有日本学者中岛碧女士在其《丁玲论》中说的那个丁玲吗？——“敢于如此大胆地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丁玲是第一人”。
丁玲的“复杂性”确实又在于，她一生始终是在“丁玲——莎菲——丁玲式”的“另类”命运中轮回着。以至于1950年代有人在批判丁玲的“另类”时干脆指斥：“莎菲就是丁玲，丁玲就是莎菲！”“莎菲是个坏女人，丁玲就是坏女人！”
到了1980年代，丁玲已不再喜欢人们谈论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另类”创作，而把《杜晚香》当成自己的最好作品。这里划出了一条丁玲人生的大曲线，里面当然包含着无数说不清的“不简单”或“复杂性”的小曲线。但简单说来就是，丁玲在“一帆风顺”之后，从莎菲这一“另类”的“云霄”，跌入了“激流漩涡”。当她从“风浪中”“不断受到锻炼”以后，又走向了“另类”的“杜晚香”。这是再一次的“云霄”，还是“海底”？“丁玲现象”实在难以说清。
丁玲的确有许多“另类”面孔。年轻时，她有着“莎菲式”张扬的“另类”个性。但很快，她“左倾”了，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反蒋抗日。她革命了，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便被国民党视为“另类”，遭到绑架逮捕，囚禁了三年。可是当她1936年逃离南京，抵达陕北，在延安叛逆了早年的那个莎菲，以“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之职奔赴山西抗日前线，无疑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眼中的“另类”之后，因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等小说、散文，遂又成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没有分清“延安”还是“西安”的“另类”。
新中国成立之后，丁玲再一次成为“另类”。1955年周扬开始攻击丁玲，列举出她一系列的“反党”行为，打成“反党集团”，两年之后的1957年，她又被打成“右派”。
至于晚年丁玲被视为“另类”，主要是由于她在含冤那么多年，又遭了那么多那么大的罪之后，竟然不“揭露”，不“控诉”，而是悟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因为她相信，“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我会回来的，党一定会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烂，希望的火花，永远不灭。”（《“七一”有感》）
除了小说，丁玲散文搭建的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世界，从早期写《五月》《河西途中》《风雨中忆萧红》等，到晚年的《“牛棚”小品》《魍魉世界》《风雪人间》，这一过程不啻从精神炼狱中的磨难到人格思想深呼吸的一次历练，一种升华。身陷牢狱也好，下放北大荒、蹲牛棚也罢，孤独可以压迫她的呼吸，却无法窒息她的生命。她认定自己是无辜的“罪人”。“他们能夺去你身体的健康，却不能抢走你健康的胸怀。你是海上远去的白帆，希望在与波涛搏斗。”“我将同这些可恶的恶魔搏斗。”真诚、朴素，倔强、勇敢，乐观、悲壮，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和理想智慧的光芒。朴素中溢出高山流水的境界，冲淡处透发梅雪争春的清芬，酣畅里闪现粗犷豪迈的雄奇。
这正是《丁玲传》要努力抓住的丁玲精神气质中的三个鲜明特点：“孤独，骄傲，反抗”。
我一直以为，在丁玲的内心世界里，胡也频、瞿秋白这两个精神伟岸的男性，也使她具有了一如他们的率真和坚定。劫后余生的丁玲曾如是说：“我正是这样的，如秋白所说，‘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
《丁玲传》以翔实的史料做有力的挖掘，让已向历史深处走去的丁玲，变得“眉目清晰”起来。这是两位作者的初衷，同时也是我们的期待。只是，我们并不期待历史中的不愉快总是重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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