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师大师生缘何反对杨荫榆？

    我在2015年4月15日《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上发表了一篇跟陆建德先生商榷的文章，评议他的大作《女师大学潮新解》；陆先生4月22日在同报同刊作了整版的“回应”，题为《“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并非神圣的同盟与鲁迅的觉悟》。说是“回应”，其实是他解构鲁迅和女师大风潮系列文章当中的一篇，采用的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迂回战术，并没有只言片语正面回应我的质疑。

    陆先生的文章冗长而隐晦，没有耐心的读者不会了解他的深意。我因为是作为批评的一方，所以耐着性子断断续续看了两遍，大体了解了他标题的三层意思：一，鲁迅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是跟以李石曾为代表的“法日派”结盟：其中一方觊觎杨荫榆的“校长宝座”，另一方则垂涎于女师大的“教授”聘书，彼此勾结，相互利用。因此，这种同盟并非“神圣”。正如1815年俄、普、奥三国结成“神圣同盟”，目的是在谋取领土利益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只不过是一件遮羞的外衣罢了。二，鲁迅1927年以后的言行，“表达了对昔日盟友的反感”，这是晚年“觉悟”的表现。陆先生表扬鲁迅晚年的“觉悟”，其实是为了反衬出他中期介入女师大风潮的“不觉悟”。三，鲁迅在《热风·题记》中写道：“我以为凡对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在陆先生笔下，女师大风潮是一场“坏人反好人”的闹剧，那么鲁迅的文字，至少是有关女师大风潮的文字，已无任何意义，应该灰飞烟灭。我以为，坦率一点讲，陆先生对鲁迅和女师大风潮进行的是一种曲解；委婉一点说，陆先生提供的只不过是一种见解。无论如何，都远非历史真相。

    关于李石曾、易培基的个人状况，我已在《一篇沙上建塔的文章——评陆建德〈女师大风潮新解〉》中作过评介，结论是绝不能简单化地将他们判定为“国民党内的坏人”。虽然李、易不同程度地介入过女师大风潮，但他们那时都置身于反抗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进步营垒，而且对这场风潮的影响相对有限。人的一生有不同阶段，其表现不同，评价自然也不同。比如我们批判沦陷时期的周作人，绝不意味着肯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周作人就错了，就是“不觉悟”。评议女师大风潮的是与非，必须首先着眼于这场风潮本身。

    女师大风潮大体发生在段褀瑞出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期间。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规定，临时执政即国家元首，对外为中华民国之代表，对内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陆军。段褀瑞就职宣言中，提出了“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这十六个字作为施政纲领。史实证明，段褀瑞的“巩固共和”就是提倡尊孔读经，实行愚民政策。“内谋更新”就是不顾广大民众反对，强行召开由少数官僚、军阀、政客包办的“善后会议”，抵制孙中山关于召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民会议的主张。“外崇国信”就是承认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据日方公布的资料，段褀瑞向日本的各项贷款达到了3.8亿余日元，并且允许日本在华驻军，享有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利。（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上册，第30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不过，当时中国北方有奉、国（民军）、皖三种政治势力。由于皖系军阀段褀瑞的军事实力已经瓦解，他当时所能依靠的主要是一批政客、官僚，包括在执政府出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为了维持平衡，段褀瑞经常在奉、国两种力量之间斡旋，看奉系张作霖和国民军首领冯玉祥的眼色行事。为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于1924年12月31日从广东抱病入京，首都各界群众数十万人到前门车站迎接。孙中山的北上，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热情，推动了国内革命形势的高涨。

    女师大学生之所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骨干，这并非取决于少数政治人物的煽动或某些偶然因素。女师大是一所历史悠久、女权意识浓厚的学校，它的前身是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附设的师范馆。1908年7月校舍落成，录取新生50名。1912年5月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升格为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5月2日再次升格为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女师大风潮发生期间，该校教职员121人，学生206人，年级最高的是国文系四年级，共20人，很多学生干部就出自于这个年级。1919年12月，胡适为一名患肝病而死的女学生李超立传，热情赞扬了这位生平短暂而不屈从于旧家族制度、矢志求学的广西女性。1920年，革命前驱李大钊曾在该校演讲《女权运动史》。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女高师文艺会上发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讲演，号召女性以韧性战斗精神力争经济制度改革，力争人格独立。1924年冬，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在北京翠花胡同成立，北方地区党的工作由李大钊、赵世炎等同志先后负责。赵世炎的姐姐赵世兰是女师大学生，曾多次邀请赵世炎来校讲党课。1925年4月12日，全国女界团体代表250人在女师大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女师大设立“中国女界联合会筹备处”。筹备员中的夏之栩就是赵世炎的夫人，女师大学生运动的指导者之一。女师大风潮初期该校发展了三名中共党员，其中就有在北洋政府武装接收女师大过程中被殴打重伤的李桂生。1925年底，女师大学生运动的骨干蒲振声、郑德音、赵世兰、李慧、彭涟清、彭三让、彭箴、彭援华、雷瑜、肖瑄、刘亚雄等十余人也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并被派赴苏联留学。许广平并非中共党员，但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组织。她认为国共两党结成的统一战线代表了当时中国的进步力量，愿助其一臂之力。李石曾夫妇当时虽然也是女师大学生运动的支持者，但并未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1925年8月初女师大被武装接收之后，北京各界前来慰问者甚众，李石曾夫人只是慰问者之一。女师大学生骨干刘和珍、许广平也曾向李石曾请教。李鼓励她们“放胆干”，并说“你们看，黄花岗有没有你们妇女在内？”意思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全属男性，纪念碑上没有女性的名字。这次谈话的效果并不好，因为刘和珍等反对杨荫榆并非为了在纪念碑上争一席之地，以后她们再也没有请教过李石曾。如果当年女师大学生果真是李石曾的粉丝，她们岂不是会一个个变成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了？怎么会一个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呢？

    至于杨荫榆之所以在女师大风潮中受到进步师生反对，首先应该从她自身寻找原因。对于杨荫榆深受包办婚姻之苦，嫁给了一个涎水不断的弱智少爷，人们自然会给予同情。她晚年死于日本侵华士兵的暗枪，也着实令人扼腕。但是作为一位女子学校的校长，她的言行举措不当之处颇多，仅凭她诬蔑孙中山主张“共产共妻”这一句话，在当时就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现存女师大风潮的历史档案中，有《杨荫榆致全体学生公启》，文中发表“学校犹家庭”的伟论，自己以家庭的婆婆自居，视学生如同小媳妇，把学生的呼声比喻为“妇姑勃谿”。在《对本校暴烈学生之感言》中，杨荫榆把当时的妇女运动说成是“女教替陵”，把学生的要求说成“拉杂谰言”，“齮龁笔舌”。1925年5月9日，杨荫榆在致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呈文中又写道：“为呈请事。窃属校为全国女学师资策源之地，学风关系至钜，近年以来，首都教育受政潮之影响，青年学子遂多越轨行为。积习既深，整顿匪易。荫榆久荷国家栽植，又蒙大部委任，极思挽救颓风，不避劳怨，夙夜黾皇，以至于今。”由此可知，杨荫榆在女师大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贯彻北洋政府镇压群众运动的施政方针。段褀瑞曾在《整顿学风令》中扬言：“迩来学风不靖，屡次变端。一部分不称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交相结托，破坏学纪……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教育总长章士钊不仅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政治运动，而且严禁女学生游公园，出入娱乐场所，以防“两性衔接之机”。所以，女师大风潮的锋芒所向，不是单纯指向杨荫榆个人，而是针对北洋政府镇压进步学生运动的倒行逆施。

    更为荒唐的是杨荫榆1925年7月31日致京师警察厅的函件。杨荫榆“恳请准予八月一日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借资防护”，理由居然是“诚恐某校男生来校援助”。同年8月6日，鲁迅在《女校长的男女梦》一文中揭露道：“（警察）入校后在八月初，而她已经在七月底做着‘男生来帮女生’的梦，并且将如此梦话，叙入公文，倘非脑里有些什么贵恙，大约总该不至于此的罢。”上述这些历史档案，提供了杨荫榆为自己勾勒的一幅自画像。

    杨荫榆虽然曾在日本东京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留学，又曾被北洋政府教育部资送去美国多年，可以说是沐浴过欧风美雨，她自己也以“学笈重洋”自炫。然而，封建家长式的教育观念在她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杨绛先生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写道，“三姑母总觉得孩子们不如小牲口容易亲近”，因此孩子们对这位心眼多、脾气坏的长者也“敬而远之”。“她竭力要拼凑一个像样的家，还问我大伯母要了一个孙女儿。她很爱那个孩子，孩子也天真可爱，可是一经她精心教育，孩子变成了一个懂事的小养媳妇儿”，“大伯母舍不得，忙把孩子讨回去”。（收入《将饮茶》一书，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在处理女师大风潮过程中，杨荫榆不仅多次开除学生，而且乞灵于警察暴力。试观古今中外历史，像这样的“大教育家”几人能有好结局？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历史人物的活动总是会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女师大学生运动从发生、发展到结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历史原因，绝非一二政客背后煽动或绰号为“鬼谷子”的某教授出某些歪点子就能做到的。（陆先生另有一篇评沈尹默的文章，刊于今年4月10日《文汇报·文汇学人》。）

    女师大学生反对杨荫榆治校，源于1924年11月初杨氏开除女师大国文系预科二年级学生三人，理由是她们未能于秋季开学时准时报到。这一举措之所以失当，是因为当年9月3日至10月13日，江苏军阀齐燮元与浙江军阀卢永祥开战，江浙一带交通受阻，学生无法按时北上。而这三名学生缺课时间，也未达到连续缺课三月方能令其退学的女师大校规。因此，1925年1月23日，女师大学生代表四人即至临时政府教育部，列举杨荫榆的不当举措，要求撤换其校长之职。1925年5月7日，女师大学生拒绝杨荫榆以校长身份主持“国耻纪念日”的讲演会，是因为女师大学生此前已不承认她的校长身份，而这一天正是北京学生抗议段褀瑞临时政府摧残爱国学生运动的总动员日。天津、广州、长沙、汕头、芜湖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以及东京的留日学生同日也举行了类似活动。杨荫榆在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支持下，于5月9日张贴布告，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职员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这就激起了女师大进步师生的共愤，以及他们“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的决心。开除无效，杨荫榆又进一步呈请京师警察厅出动警员和打手武装接收女师大。这就好比博弈时，杨荫榆步步出臭棋，越来越激化了她跟学生的矛盾，于是女师大学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支持，就连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也不顾友人胡适的反对，支持北京大学评议会的决定，跟章士钊任总长的教育部脱离关系。北师大学生之所以能在1925年11月29日胜利复校，也是受到全国革命潮流的推动。正是11月28日、29日这两天，北京爆发了五万多民众参加的“首都革命”。广大民众拥护孙中山建立的广州国民政府，要求推翻段褀瑞卖国政府，章士钊在住宅被捣毁后逃往天津藏匿，女师大师生方能打着“光复女师大”、“公理战胜”的旗子从宗帽胡同临时校舍返回学校。鲁迅对章士钊提起的诉讼（当时的民告官）也才可能胜诉。读者如不了解上述历史大背景，女师大风潮就会被误认为是陆先生描绘的那样，系由少数“鬼谷子”式的阴谋家嘀嘀咕咕酿成的。

    至于鲁迅作品是否应该立即“灭亡”，由于人们价值取向不同，恐怕难于达成共识。在我看来，恐怕还是要借助于那句老话：时间可以说明一切。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