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诗国”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孔夫子就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也就是哑巴。我们和西方传统很不相同。古希腊圣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诗人赶出去。诗人要活命，就只能歌颂神，故西方诗与歌结合，最普及在教堂。而中国诗则普及于生活的一切方面。先秦时代政治家引用《诗经》增加外交辞令的权威性，而老百姓就用来发泄一切情绪，包括骂老天，“时日何曷丧，予及汝偕亡”。就是喝酒，行酒令，也要用诗。游戏如猜谜，其诗更是精致，我记得小时候猜过一个谜语：“独坐中军帐，专粘飞来将；排起八卦阵，学做诸葛亮。”谜底是：蜘蛛。就是民间的天气预报，也是诗，如“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当然最重要的是，用来谈恋爱，《诗经》就教给女孩子一种技巧：“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爱”的意思就是藏，躲躲闪闪，不能让他轻易得手，折磨他一下才甜蜜。不能像古希腊女诗人莎孚那样傻呼呼，直截了当：波洛赫啊，我看见你就激动得浑身发冷，舌头僵硬得说不出话来。那就太平淡了。至于兄弟民族则用来谈恋爱，不像汉族，一味爱而不见，躲躲闪闪，而在山顶上对唱，两心交响，山鸣谷应。藏传佛教六世达赖活佛仓央嘉措写出了不朽的爱情诗《见与不见》，坦然直白曰：“安得与君相绝诀，免教生死作相思。”

    更精彩的是，诗有医药功能，至少可能治失眠症。我小时候，上学路上，经常看到墙上有红纸贴子：“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过路君子看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我不知看了多少回，治了多少婴儿的失眠症，积了多少阴功，如今思想起来，好不开怀也。很可惜的是，这种不花钱，又没有副作用的药方，居然失传了。但是，清人汪昂用七言诗写成的《汤头歌诀》集常用三百余药方，17世纪的著作，早过了版权保护期，至今被书商反复翻印，说明赚钱的效果和治疗效果成正比。

    最为神奇的是，在佛教禅宗，连遴选接班人都用诗，叫做“偈子”。先是有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认为他尚未明心见性，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举夺冠，获得五祖弘忍的衣钵。把印度的禅宗转化为中国的禅宗，开创了中土的顿悟学派。

    这个六祖慧能可是个文盲呀？这是因为中国人天生就是诗人。在美国伟大诗人庞德看来，每一个汉字都是一首意象诗，有他的经典之作STANZA为证。不要说文盲，就是一个患了脑瘫的农民妇女，也以“走过半个中国/去睡你”轰动全国。我已故的二舅母也是文盲，也能出口成诗。我年青时，要结婚了，可囊中羞涩。就像曹孟德一样，整日“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二舅母用手指戳我的眉心说，愁眉苦脸干什么？“有钱就是豆腐酒，没钱就是手拉手。”我当即醍醐灌顶，脸上的乌云立马散尽。

    这样的诗的天才从哪里来的？从汉语来。汉语里充满了诗。成语均为四言，万寿无疆，不可救药，不但有《诗经》的节奏，本身就来自《诗经》“小雅”。谚语多为五七言，是唐诗的韵律。兔子不吃窝边草，和杜甫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但语意对仗，而且连仄仄平平平仄仄都是相近的。汉语中还有一种欧美语言没有的歇后语，如“老鼠尾上疮——有脓也不多”，两句都是五言诗，“放屁脱裤子——多此一举”前一句是五言，后一句是四言。汉语的诗蕴宝库雅俗共赏，深入国人心田。至今每逢最隆重的春节，家家户户均要贴门联。“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颇具从小康向大同的中国梦愿景，实际上这是利用了律诗的颔联和颈联。把诗贴大门口，让客人未进门先欣赏一下古典诗歌，这样的民俗，哪个民族有本钱来挑战？如果有一个英国人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每年换一首，写在门口，不是被认为脑袋进水，就可能是中国文化间谍的密码。

    说到密码，中国人和欧洲人不同。在巴黎圣母院，金发妙龄女郎跪在白衣神甫面前忏悔，神甫代表上帝和她对话，救赎她的灵魂，用的是日常口语，也就是散文。而中国人有了难题，和神对话乃是求签，神给出的密码是一首七言诗。标明上中下三等，三等中又分三级，从上上到下下九级。有一个人吃了官司，家属去求神问命。焚香膜拜，抽得中上签，诗曰：“宛如仙鹤出樊笼，脱得樊笼路路通，南北东西无阻碍，任君直上九霄宫。”底下还有四言诗句的“解”：“任意无虞，路有亨通，随心所欲，逍遥自在。”神用两种诗的形式表示，不久可以出狱。中国神和人对话只能用诗，如果像巴黎圣母院的女郎那样要求用白话，就亵渎了，神就会生气了。

    汉语诗歌不但提高了神学品味，而且让国人数学水准独步全球。英美人到了超市sale的时候，不会打折，要依赖计算机。而中国人心算却比计算机还快。原因在于汉语乘法口诀，完全是诗，三年级孩子毫不费劲背得滚瓜烂熟。乘积十以下是《诗经》的四言节奏，如，三三得九/“关关雎鸠”。十以上的是五言节奏，如，三五一十五/“汗滴禾下土”。中国普通中学生到美国留学，往往前半年，几乎是聋子，下半年，数学就在班上名列前茅，第二第三年，就成了全校乃至全市的佼佼者。

    中国不但普通人有诗的秉赋，而且连强盗抢劫都用诗：“此路是爷开，此树是爷栽。要过爷的路，留下买路钱来。”妓女也不乏会写诗的，《敦煌曲子词·望江南》还成了经典：“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从这个青楼女子的口吻，可以看出英国浪漫诗人华滋华斯的“强烈感情的自然流泻”的学说在中国得到百分之百的实现。就是铁马金戈的将军动不动灵感一来，千年不朽的诗就顺口而出。楚霸王，面临败亡，唱出“力拔山兮”的豪迈之诗。张良不会写诗，但是，能用诗于军事。他让士兵夜唱楚歌，让豪气盖世的项羽以为楚地尽失，悲观得哭了。结果是自刎乌江。汉高祖刘邦文化水平不高，没有什么文凭、学位，当了皇帝回乡，就来了诗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唱出了威镇四海，奉天承运，驾驭群雄，把定乾坤的气概。中国的大政治家都会写诗，许多皇帝都是写诗的能手。乾隆写了几万首诗，李白诗曰：“百年三万六千日”，这位皇帝没有活到百岁，平均每天一首以上。每一首都中规中矩，没有格律上的错误，但是，和日本人历代诗人写的汉语诗一样，没有错误就是最大的错误，显得平庸。唐太宗是英明的，他写的《帝京篇》还是齐梁宫体，公式化的东西。写了那么多，还不如一介武夫赵匡胤，留传下来一首咏日诗：“欲出不出红辣辣，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捧出大金盘，赴尽残星逐退月。”端的是扫平群凶，荡涤宇内，帝王气象，溢满天宇。李后主写诗写得亡了国，可是当了俘虏后，诗写得更伟大了。伟大的拿破仑皇帝当了两回俘虏，一句诗也写不出来。俄国革命家列宁也会欣赏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但是，他不能不承认，自己写不出一行诗来。可是毛泽东自述，他的许多诗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甚至后来蜕变为汉奸的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被捕，居然“口占”，也就是不用纸笔、推敲，就“占”出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句。

    我们儒家文化有杀身成仁的传统，我们诗家文化有杀身成诗的传统。有不少因为写诗而被砍了脑袋的。苏东坡因为所谓乌台诗案，差一点没了命。而文天祥从容就义，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独特的是，漫不经心的即景写实，“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雍正皇帝怀疑他讽刺满人不懂汉文，诗人就丢了脑袋。当然，诗也有写出来没有事，死后被发现了：“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引起皇帝的震怒，就把尸体挖出来，这叫做“戮尸”。

    我们的英雄，革命家走上刑场大义凛然，就出口为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诗人殷夫就也是这样丢了才二十多岁的生命，但是，留下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堪称不朽的生命之碑。我们是诗的民族，不但是以诗为生命，而且是以生命为诗。为诗，不要命。不要命，要诗。这种传统不但植根于文化人中，而且普及于桑间濮上。客家女子乃有“生爱恋来死爱恋,唔怕官司到衙前。杀头好比风吹帽，坐牢好比游花园。”上海工人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工农红军有“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这才是中国诗话中的神品。用得上杜甫对李白诗的评价：“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中国人遗传基因中的豪气和才气，仅此一斑，足供窥豹。

    中国诗歌的功能实在太博大了。中国人要造反也很干脆，就来一首诗。小时候母亲告诉我，一次黄河民工要造反了，宣称挖到一个石头人，有三个眼睛。就来了一首诗：“石头人子三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在中国写诗造反的，毕竟是少数，更为普遍的是写诗翻身，唐朝科举以诗取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如果学了中国科举制度的英国文官考试，也要求写诗，可能把英国绅士的脸吓得碧绿。要求知识分子个个都会写诗，是中国最兴旺的朝代。从那以后，在文学界，不但诗人写诗，散文家也写诗，最精彩的是，小说被目为“稗官野史”，也就是卑微得像杂草，不登大雅之堂，但是从唐宋传奇，到四大名著，都用大量的诗来提高作品的档次。曹雪芹甚至在《红楼梦》里，把所有的诗词歌赋铭诔，还有民间曲子，都展示了一番：看你还敢不敢小觑我小说家的才华。

    中国小说与诗的联姻成为一绝，最绝的是《金瓶梅》，居然用大量诗词正面描写性行为。薄伽丘的《十日谈》写到性事，就胆怯了，用含蓄的幽默感搪塞过去，什么让教士把自己的“魔鬼”送到女郎的“地狱”里去呀，什么对一个愿意变成驴追随丈夫远行的女士，教士用自己的器官给她装个驴“尾巴”啦。用幽默写性事，我们也有的，冯梦龙的《笑府》就有不少涉及性事而且不乏幽默感的。但幽默是诗的反面，诗化是我们的强项。伟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就用诗的语言正面写：“露滴牡丹开。”

    中国不但诗人会写诗，就是诗歌理论家也是诗人。以诗论诗，是很普遍的，李白、杜甫、苏轼都有不在少数的论诗的诗。元好问还把他的诗评论的诗系列化。在这方面，中国诗人是很值得生命的投入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最值得自豪的是，我们还出现了以诗的形式写的诗论，不是绝无仅有，而是出现了两部诗体的《诗品》。品评诗歌，成了我们民族的心灵的珍贵财富。我们的诗论甚至还进入了全民日常语言，“推敲”成为基本词汇，作为品评诗歌的一个命题，从宋朝韩愈争论到朱光潜，一千多年，至今还没有结束。每一个时代的诗论家，都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经典诗歌的祭坛，悠然“见”南山，还是悠然“望”南山，哪一个更好，连中学生都有自己的主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