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烽：我最欣慰的是茶界对我的认可

    有的作家像牛虻一样，勇敢地批判这个世界。我的天性是建设性的，势必会选择茶这一类的文化。

    15年前，王旭烽“茶人三部曲”中的《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被称为文坛杀出的一匹“黑马”。那时，王旭烽在接受读书报采访时就明确表示：从《茶人三部曲》开始，将以杭州为题材作为自己今后文学创作的定位。

    如果说当年写作《茶人三部曲》，如同一个历史的绣球责无旁贷地抛在她的身上，那么15年后的今天，那个“绣球”是否依然须臾未曾远离？

    “作为一名小说家，一位茶文化的传播交流工作者，我目前所做的一切，正是用茶文化这样一个符号，去进行精神与美的劳作，去创造茶的世界，不管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5月25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讲台上，王旭烽自豪而凝重的表达，让人充满敬意。

    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不久，王旭烽调任浙江农林大学，目前在这所全球唯一的茶文化学院担任院长。除了正常教学，她的创作涵盖戏曲、随笔、小说等，王旭烽已然成为浙江的一张文化名片，甚至成为“茶文化使者”向全世界传播她的茶文化理念。最近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茶语者》便是一本有关茶的主题散文集，分“茶之史”“茶之事”“茶之人”“茶之器”四部分，系统地阐述茶的发现，栽培，加工，营销，品饮、传播种种，使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得以在书本上集中呈现；纪实文学《一片叶子》即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而《茶的故事》更偏向于以随笔方式写成的关于茶的科普读物，关于茶的文字表达，王旭烽有着小说、散文随笔和科普读物的区别，但却具有共通的茶文化思考引领着她的文学表达。

    读书报：您的茶文化随笔很多，《茶语者》有何特点？对您来说，有格外的意义吗？

    王旭烽：《茶语者》是在八十万字的关于茶的各种非虚构文字中选择出来的，相对而言，知识性更强，随笔性更强一些。中国茶文化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茶人是中国茶文化精神的文化载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载体。这本书从多角度展示了中国的茶文化与中国茶人的精神。

    读书报：茅盾文学奖之后，您作为浙江省作协常务副主席，为什么选择了离开？

    王旭烽：离开作协是在2006年5月，因为文学的原因。我写了《走读西湖》，被邀请去浙江农林大学讲课时，校领导告诉我，他们最近正在申报全球唯一的茶文化学院，我讲了些茶文化的常识。半个月之后，他们打电话问我能否去担任学科带头人。我一点儿没有犹豫——我希望能有机会再静下来写小说。

    读书报：那么去了之后是否如愿以偿？

    王旭烽：我和我的同仁们，用了八年时间，把这门学科做起来了。茶文化学常常被以为是农学，其实是文化学，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如果不努力的话，这个学科建立不起来。后来三个学院合并为农林大学，学校的新老书记同时来找我，希望我担任院长。此后就没时间写小说了。所以这几年间，除了《爱情西湖》之外，我没写小说，写的多是纪实文学，还有大量茶文化的随笔，《爱茶者说》《品饮中国》《茶语者》类似茶文化随笔三部曲。

    读书报：茅盾文学奖给您带来了什么？

    王旭烽：我最欣慰的是茶界对我的认可。《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出来时，就有很多茶界的学者评价说基本没有专业知识上的错误。中央电视台陆续推出了系列纪录片，第一部是《话说茶文化》，第二部是《茶，一片树叶的故事》，获得中国首届茶界“鼎承奖”、在国际纪录片评选中获人文类纪录片大奖等，在茶界影响特别大。我作为茶文化的学者，在圈内是被认可的。

    读书报：当年采访的时候，您提到自己受《日瓦格医生》影响特别大？

    王旭烽：我深受《日瓦格医生》的影响，不但受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影响，也受到小说中主人公的影响。我不需要为了谋生写作，而是因为热爱才写作。我有专业的知识，假如我不是作家，我可以做一个茶馆，可以做茶的培训师，或者可以当中学哪怕小学的茶文化的老师，甚至也可以开茶器店。因为我的小说中茶的知识都是真实的，我在大段的文字描写里写了大量的茶文化知识。正因为此，很多茶馆把《茶人三部曲》作为进入茶文化修养的读本。

    读书报：也有评论认为这是《茶人三部曲》的不足。

    王旭烽：第一部出版时，有评论给我提意见，认为我的小说有些掉书袋。我在写作时想过这个问题：你选择什么缺点作为小说的缺点？我选择了掉书袋。在小说中我必须要有块状的散文式的叙述。《日瓦格医生》是一部40万字的作品，但是充满诗意。作者完全超越了生活，在大段的对话里阐述他的观点和思想。正因为这样，这部小说在1958年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些所谓的“掉书袋”，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更多的茶文化知识。《茶人三部曲》在茶界阅读的人非常多，每年不停地加印，我关于茶文化的随笔很多，但是每次去演讲，签名最多的还是《茶人三部曲》。

    读书报：您最有开创性的是茶文化的传播与梳理，写了几十万字的茶学专著，其中《饮茶说茶》还被韩国作为茶文化的大学教材。

    王旭烽：中国茶文化的话语系统应该自成体系，我希望好好梳理茶文化的话语系统，编写了茶文化教材《茶文化通史》（上卷是编年，下卷是叙事）。很多茶文化的内容大家都知道，重要的是用什么办法传递知识。

    读书报：《茶人三部曲》之后，读者可能还是对您的小说创作有所期待。

    王旭烽：这是接下去我要完成一件事——把《茶人三部曲》一直没有完成的部分完成。有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茶人三部曲》的第三部没有序言，三部中也缺少一个历史阶段。因为“三部曲”写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第三部应该写共和国成立之后的17年，但这一段我没有写。这部分我构思了很多年，打算最近动笔，书名叫《望江南》。

    读书报：当时写《茶人三部曲》时，为什么没有写？

    王旭烽：我事先写过，大概有两万字左右，但是雏形出来后，这一部分没能在国内发表。后来这些内容在台湾版的《茶人三部曲》中作为第三部的序言发表。我想总有一天，会完成《茶人三部曲》全部故事，那时就是《茶人四部曲》了。

    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我积累了很多故事，也有很多新的体会。在写《走读西湖》时，我了解到有关西湖刘庄的故事。毛泽东主席生前曾53次亲临浙江，他就是在杭州刘庄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毛泽东在杭州刘庄的下榻处，据考证就是原来刘庄老庄主刘学询的书房和卧室。1972年，周恩来、基辛格就是在刘庄八角楼签署了举世瞩目的《中美联合公报》。以刘庄为背景的《雷锋夕照》写完后，我才知道刘学询的儿子刘启言还健在。他1950年参军离开刘庄，其后转业赴柴达木勘探石油，60年代退职回到祖籍广东斗门平沙农场。刘启言看了《雷锋夕照》后给我写信，他认可我作品中他的形象。

    当年民族的实业家，散落在里弄街巷，变成了平民，我想以他们为主要人物，集中起来写作。现在唯一不足的是没有时间。

    读书报：这么多年来，您写茶人茶事，写茶文化随笔，那么您的作品中对于茶文化的传播、以及传达给读者的理念有什么变化吗？

    王旭烽：有的作家像牛虻一样，勇敢地批判这个世界。我的天性是建设性的，势必会选择茶这一类的文化。一开始我没想到为自身之外的人传递什么，我只是想把自己修补好。但是逐渐地我有余力把和谐的观念传播开来，用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直接从农耕文明进入生态文明。我有这种愿望，把这种观念表达出去。我的《茶人三部曲》一直是主张改良，主人公杭天醉及他的后人，一代代用渐进的方法，维护人类的生存。因为人类的欲望不被遏制就会越来越强烈，茶是拉住欲望的强有力的东西。从春秋到两晋，茶文化叫俭，不是勤俭，而是内敛。“俭”这个词是在贵族里产生的。两晋时出现了儒家道家，出现了“俭”的风气，就是为了抵抗奢侈。中国文化有一个理念，有相应的力量，冲出去的力量有多强，抓住他的力量有多强。就像一滴水，有两种力量，一是拼命往下落，一是被外面的张力裹住的力量。我想表现中华民族饱满的、被裹住的力量。

    读书报：您的创作多以杭州为背景，地域对自己的创作是否形成很大的影响？在《爱情西湖》里，您将西湖称为“一个有终极意义的人文之地”。

    王旭烽：我的全部著作都以西湖景观和历史作为背景。曾经有很多机会离开杭州。之所以留在这里，归根结底是因为西湖的文化，这是非常完整的中国文化中的雅文化。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首先是看山是山，之后是看山不是山，再回到看山是山。还是生活的艺术化，不是需要时刻提醒人家：我在艺术。任何事情的最高的境界是忘我，生活的艺术化也是这样。

    如果没有西湖，没有杭州，不可能有我这样的作家。所以我一直遗憾，写《茶人三部曲》时，我很想建构虚构的纸上的杭州，但是后来就直接进了学院，没能再继续虚构。

    读书报：在您的创作中，看上去的确是非虚构作品更多一些。《爱情西湖》也是吗？

    王旭烽：《爱情西湖》由十个有内在联系的中篇爱情故事组成，故事发生时间有的在古代，有的在现代，但发生的地点都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书里的十个故事的写作方法不尽相同，比如《雷锋夕照》很先锋，《曲院风荷》用了白描手法，风格很像《三言两拍》。当我写第十部《三潭印月》时，我突然想明白了月亮是什么。我用了六年的时间，才悟出满月是温暖的金黄色的泪珠。

    读书报：您怎么评价自己？

    王旭烽：我真正调到大学是2007年的4月，整整八年，我把这个时期称为我的“山居时代”。整整八年我都在劳动，而且所有劳动都不是无用功。如果我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我会觉得这八年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