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端木与聂绀弩的“小竹棍儿之谜”

    在流传下来的与萧红相关的照片中，有一张是她和丁玲、塞克、田间、聂绀弩、端木蕻良等，坐在一处高台上的合影。对于这张1938年春天拍摄于西安的老照片，不少读者是熟悉的，不过大家常常忽略了其中的一个细节——占据照片显要位置的端木，手中握着一根小竹棍儿。这根小竹棍儿的主人原本是萧红，后来易手端木，这当中经历了一些曲折，也发生了一些故事，而这些曲折和故事又都联系着萧红的情感和婚姻生活，并负载了其精神与性格信息，因而很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研究。

 

    一

 

    对于这根小竹棍儿，聂绀弩作过这样的描述：“那是一根两尺多长、二十几节的软棍儿，只有小指头那么粗。她（指萧红——引者）说过，是在杭州买的，带着已经一两年了。”（《在西安》）查资料可知，萧红生前唯一的杭州之旅，发生在1936年春天，是应《作家》杂志主编孟十还之邀，和萧军一起到杭州游玩观光的。从那时到萧红对聂绀弩讲述小竹棍儿的来历，大致是两年，正符合萧红的时间表述。由此可见，萧红所言、聂绀弩所记均有事实依据。照此推算，这根小竹棍儿应当见识过萧红与萧军的沪上羁留，并陪伴了萧红孤独寂寞的东瀛之旅，因此，它算得上是主人的心爱之物。

 

    那么，小竹棍儿是怎样由萧红而易手端木的？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到一个迄今依旧见仁见智的话题——萧红和萧军、端木之间的情感纠葛与婚姻变化，所以，有关它的历史记叙和相关细节，竟然异说并存，莫衷一是。

 

    最先谈到小竹棍的，是聂绀弩1946年初写于重庆的散文《在西安》。这篇旨在追怀萧红的作品，讲述了1938年初春作者与萧红相聚于西安时的交往和友谊，因此也就很自然地写到了自己曾经参与其中的小竹棍易手过程。请看该文的两个长镜头。

 

    第一个长镜头：

 

    我们在马路上来回地走，随意地谈。她说的多，我说的少。最后，她说：

 

    “我有一件事拜托你！”

 

    随即举起手里的小竹棍儿给我看：“这，你以为好玩吗？”……“今天，D·M·（指端木蕻良，以下同——引者）要我送给他，我答应明天再讲。明天，我打算放在箱子里，却对他说是送给你了，如果他问起，你就承认有这回事，行么？”

 

    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她。我知道她是讨厌D·M·的，她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可是马上想到，这几天，D·M·似乎没有放松每一个接近她的机会，莫非他在向她进攻吗？我想起了萧军的嘱托。我说：

 

    “飞吧，萧红！记得爱罗先珂童话里几句话么：‘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她的答话，似乎没有完全懂得我的意思。当然，也许是我没有完全懂得她的意思。

 

    接下来的几天里，聂绀弩因为要随丁玲去延安，忙着联系需要搭乘的车子，所以未能与萧红再谈什么。就在临行的前一天傍晚，聂在马路上碰到萧红。已经吃过晚饭的萧红执意要请聂吃饭，进饭馆后，萧红不但点了聂平时喜欢吃的菜，而且还为他要了酒。于是，出现了第二个长镜头：

 

    吃饭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她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望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像窥伺她的久别了的兄弟姊妹是不是还是和旧时一样健饭似的……

 

    “要是我有事情对不住你，你肯原谅我么？”出了馆子后，她说。

 

    “你怎么会有事对不住我呢？”“我是说你肯么？”

 

    “没有你的事我不肯原谅的”“那小竹棍儿的事，D·M·没有问你吧？”

 

    “没有。”

 

    “刚才，我已经送给他了。”

 

    “怎么，送给他了！”我感到一个不好的预兆，“你没有说已先送我了么？”

 

    “说过，他坏，他晓得我说谎。”沉默了一会儿，我说：

 

    “那小棍儿只是一根小棍儿，它不象征着旁的什么吧？”

 

    “你想到哪里去了？”她把头望着别处，“早告诉过你，我怎样讨厌谁？”

 

    对于小竹棍一事，同样属于当事者的端木，在1980年6曰25日接受美国汉学家、《萧红评传》作者葛浩文的采访时，表达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说法：

 

    萧红的学生送给她一根竹竿的鞭，因为我当时穿一条马裤，就说，你从哪里弄来一条马鞭，我穿马裤，拿马鞭不正合适吗？可以送我吗？当时聂（指聂绀弩——引者）说应该送他，不应该送我……我只是为了好玩罢了，也不会因得一个马鞭就多情起来。但那个聂是非常认真的，萧红觉得奇怪：你穿长衫，拿个马鞭像个什么？于是她说：这样吧，我把马鞭藏在屋里，你们谁找到就给谁。大家说好吧。然后萧红偷着告诉我马鞭藏在哪里，聂到现在也不知这场戏。我到屋里装着找东找西，其实早知道藏在哪儿了，当然聂找不到。可是他写文章，好像谁找到马鞭，萧红就属于谁的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这些，后来从萧军他们文章知道，他们和聂交代，好像聂与萧红结合在一起，萧红才会得到理想丈夫，这可见他们是这样一个计划。

 

    ——《我与萧红》

 

    关于小竹棍儿的事情，端木还曾告诉过秦牧。而据秦牧文章的简略转述，情况似乎又有出入：“他们（指萧红和端木——引者）未曾结婚的时候，对萧红表示好感的作家有好几位。萧红有一次买了一件用品（好像是手杖之类）回来，大家都争着要。萧红告诉大家，要把这件东西藏起来，让大家去找，谁找到就归谁。一面，又悄悄告诉端木藏物之处。结果，当然就给端木‘找’到了。从这么一件小故事，足可以见到萧红很早就对他有真挚感情。”（《漫记端木蕻良》）

 

    端木的第二任妻子钟耀群，在1998年初版的《端木与萧红》一书中，再度谈到了萧红、端木和小竹棍儿。但是其中那些只能来源于端木的情节和细节，又生出新的曲折与波澜：在塞克的倡导下，端木用树枝做了一根手杖或马鞭，萧红看见后，拿出自己珍藏的小竹棍儿与之比较，大家都认为萧红的藏品更漂亮。傍晚，萧红、端木同塞克、聂绀弩、田间等人一切散步，萧红在玩笑中用自己的小竹棍儿击断了端木的手杖或马鞭。这时，萧红得意地大笑：“怎么样？还是我的结实吧？”

 

    端木也笑着说：“好！我辛辛苦苦削成的棍儿被你打断了，你得赔我！”

 

    萧红说：“你不是说你的棍儿结实吗？”

 

    端木说：“这么着吧，把你那根小棍送我吧，就不要你赔了！”

 

    萧红还没回答，聂绀弩在旁冷冷地说：“萧红这根小竹棍儿，我早就向她要了。”

 

    萧红听了，不觉一愣，但马上说：“这么着吧，我把这小竹棍儿藏起来，明儿早上你们到我屋里找，谁找到就送给谁。”大家说好，一边笑着，一边向宿舍走去。

 

    第二天一早，萧红到端木屋里悄悄地对端木说：“我的小棍儿在门背后，就看你找不找得到了。”说完就笑着走出去了。

 

    吃罢早饭，聂绀弩叫着端木，一起到萧红屋里找棍儿。

 

    聂绀弩直奔萧红的皮箱，端木却用眼睛扫了一下门后，见墙犄角除了扫把外，什么也没有，心想没准萧红在“涮”他。但看到门后钉子上挂着萧红的外衣时，便沉不住气了。

 

    这时，聂绀弩翻完了萧红的箱子，又准备翻萧红的床。

 

    萧红笑着说：“别乱翻，不在床上。”

 

    而这时，端木却伸手在萧红的外衣下摸到了那根小棍儿，高兴地叫着说：“小棍儿在这儿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这以后，端木穿着夹克、马裤、马靴，头上戴着船形小帽，这小竹棍儿的马鞭，就几乎从未离过手。

 

    二

 

    比较分析聂绀弩和端木所讲述（包括秦牧和钟耀群所转述）的小竹棍儿的易手过程，应当承认，聂绀弩的说法更具有历史的现场感和情景的真实性。之所以这样说，不单是因为聂的讲述有力地呼应着萧红的生命留痕，如指出小竹棍儿是萧红去杭州旅游时所买；补叙临汾分手时，萧军曾委托“我”照顾萧红；明言萧红与端木结合前，即对其有不满、有批评等，都可以获得史实或史料的印证，让人很难同虚构、杜撰相联系；更重要的是，聂的讲述始终承载了一个生命在场、呼之欲出的萧红，承载了萧红立体多面、鲜活跳脱的精神与性格特征。譬如她的纯真与率性，她的无主与多变，以及她对女性世界的独特体验，即所谓“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还有她对自己和萧军婚姻生活痛苦而矛盾的坦诚告白：“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人们长期以来，从多方面获得的对萧红的认识和理解，进而也印证和强化了这种讲述本身的确切性与可信性。

 

    相比之下，端木有关小竹棍儿的说法则缺乏这种真实可信的效果和力量。这里，且不说同一个小竹棍儿的易手过程，在端木的自述以及秦牧、钟耀群的转述中，竟出现了那么多的情境差异和细节出入，这原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有虚有实、有增有减的小说家言。即使单就这种说法的基本内容而论，亦不乏显见的破绽。

 

    首先，在端木口中，小竹棍儿是一个学生送给萧红的。他和聂绀弩看到后，都喜欢也都想要，而萧红表面上一碗水端平，把小竹棍儿藏起来，让他俩来找，实际上却与端木暗通信息，很主动也很情愿地将小竹棍儿送给了他，以示亲近。这样的讲述，孤立起来看或许可以成立，只是一旦对照早已在世间传播的聂绀弩的回忆，即会觉得，它很像经过了端木有的放矢的调度与处心积虑的打磨，如消解了小竹棍儿原有的记忆储存和情感色彩，强调了萧红对自己的心有灵犀和情有独钟等，这反倒让事情变得有些造作和可疑。

 

    其次，端木认为萧红的小竹棍儿是一根“马鞭”，进而将这马鞭同自己所穿的马裤相联系、相配套，以此证明他向萧红索要马鞭天经地义，顺理成章，而穿长衫的聂绀弩也要马鞭则不伦不类，甚或“别有用心”。端木说这番话时显然忽略了一点：萧红手中的小竹棍儿，在秦牧和钟耀群笔下又被称作“手杖”，可见二者之间亦很相似。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推想，斯时的聂绀弩如果也将小竹棍儿视作手杖，那么，他所穿的长衫与所持的手杖岂不同样协调和搭配？他希望得到萧红的小竹棍儿也就同样理由充分，很是自然。这时，谁又能说小竹棍儿只属于端木呢？

 

    至于端木断言聂绀弩和萧军在萧红情感归宿问题上曾有“计划”、有合谋，即萧军希望萧红离开自己后，能和聂绀弩结合在一起，更是因为省略了太多的必要前提而近乎信口开河，匪夷所思。试想，小竹棍易手之时，萧红与萧军的情感虽已出现裂痕，但尚未最终分手，彼此之间都不无内心深处的某种留恋，以及重归于好的期待。在这种情况下，萧军请聂绀弩“照顾”萧红，只是基于朋友之间的信任和友谊，折射的是萧军对萧红依然存在的关爱，哪里会有角色替代、情感置换的意思？退一步说，即使萧军生出这样的想法，聂绀弩也不具备予以接受并付诸行动的起码条件——聂妻周颖，也是萧红和萧军因鲁迅而结识的朋友。抗战爆发后，她带着女儿在鄂中乡下躲避战火，屡遇艰险。因忙于抗战而不断奔波的聂绀弩，时时牵挂着她们的安危，怎会轻易产生与萧红结合的念头？诸如此类的问题，端木不作任何分析交代就发议论，下结论，是不严肃也不严谨的，因而也就让人难以接受。

 

    三

 

    我一直认为，研究萧红，特别是研究她藏在小竹棍儿里的心灵和情感密码，聂绀弩的《在西安》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价值。这种价值之所以重要到无可比拟的程度，除了前面所说的史料的可靠与史实的可信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这就是：聂绀弩在讲述萧红和小竹棍儿的相关情况时，融入了自己细致的观察体验和独特的内心告白，以此构成了作家对萧红的别一种审视、理解和评价。尽管这一切因为涉及到异性朋友的私人空间和情感世界，而显得含蓄、简约和多有留白，但只要我们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作合理的发掘、认真的分析和必要的补充，仍可感受到萧红在特定情境中的心绪流动，以及作家与萧红的对话与潜对话。这里，值得我们仔细体味的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在西安》写道，当年在西安街头，作家与萧红虽是漫步同行，近在咫尺，但彼此之间仍有交流不畅或不便明言的地方，即所谓“她的答话，似乎没有完全懂得我的意思。当然，也许是我没有完全懂得她的意思。”这双向的“没有完全懂得”到底包含着怎样潜台词？从聂绀弩提供的叙事线索，即他自己的角度看，恐怕主要是两点：一是他不清楚萧红在试图拒绝端木索要小竹棍儿的请求时，为什么要以此物已送自己为借口？二是他不知道那根小竹棍是否“象征着旁的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后来的聂绀弩不曾再度涉及，替他做出解释的应当是送萧红走完生命最后一段路程的骆宾基，他的《萧红小传》第23节专门讲述《一根有所象征的小竹棍》。其中在忠实摘录聂绀弩《在西安》相关文字的基础上，于“没有完全懂得”处接下来写道：

 

    是的，他并没有懂得她的意思。她自己明白是行临一个危险的边缘了。离开萧军，她心魂上闪出一个大的空旷。要排出那空旷上所侵入的她曾凭借过的另一个力量，她是无力了。他要寻获第三个友爱来作为依恃，来填补那感情领域出现的空旷……二十几岁的萧红，是无力独自支持的……她又没有一个亲眷，“若是那时候能回呼兰我的家乡去多好啊！”她曾经向C君这样说。她思考了好久，在准备着向绀弩作这一赤诚的委托了，就是说，投入一个长者的庇护里。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给这社会损害得多么曲折而复杂了呀！她思考着，诉说着，终于她只能这样的提出，而又这样淡然地结束了。就是说，绀弩答应了承认那小竹棍儿是送他了。她没有敲开人与人之间的更真挚的友爱的门户。而这是唯一能填补心魂上被闪出来的那一个大空旷的。

 

    按照骆宾基的理解，萧红的小竹棍儿是象征着依恃和力量的。萧红让聂绀弩承认接受了自己赠送的小竹棍儿，实际上是她为寻求心理依恃和精神力量所进行的投石问路，即希望作为长者的聂绀弩能提供更多的灵魂庇护与人生支撑。遗憾的是，聂绀弩没有意识到（即没有懂得）萧红的意思，因此也缺乏更为明确和积极的回应，以致使萧红不得不把这种寻求再度和婚姻爱情嫁接起来，于是，她走向了自己并不完全看好的端木。应当承认，骆宾基基本厘清了小竹棍儿的内在意蕴，也大致弄懂了聂绀弩未能完全懂得的萧红的心思。

 

    第二、阅读《在西安》，不难发现，其字里行间始终贯穿和回旋着一种的“飞”的声音或一个“飞”的意象。诸如：

 

    “飞吧，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自在，谁也捉不住你。你不是人间笼子里的食客，而且，你已经飞过了……今天，你还要飞，要飞得更高，更远……”

 

    “飞吧，萧红！记得爱罗先珂童话里几句话么：‘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的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

 

    这一连串有关“飞”的声音和意象，孤立看来，是聂绀弩以兄长和朋友的口吻，激励萧红在文学和生活的道路上勇敢进取，不断腾跃，但是，如果将其置之于萧红婚姻与情感陷入危机，正面临困惑与抉择的特殊时刻，一种弦外之音、文外之旨随即浮现——此时的聂绀弩，实际上是在提醒并规劝萧红：切勿在痛苦的泥淖里陷得太深，也无须在爱情的丛林里再做匆忙的选择，更不要让婚姻和性别成为囚笼与羁绊，作为有成就和有实力的女作家，你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文学创作，你应当以更为丰硕的艺术实绩来抒写生命的自由、高远与辉煌。显然，聂绀弩的提醒和规劝是睿智的、正确的：如果说在哈尔滨的萧红，因为经济的窘困尚不得不依靠男性的呵护和救助，那么在西安的萧红已经是名声远播的左翼女作家，这时，她完全有能力跨越性别的藩篱，摆脱经济的困扰，独立自主地面对社会与人生。然而，对于聂绀弩的提醒和规劝，萧红尽管抱以会心的点头和感激的微笑，但却没有化作实际行动，而是很快投向了新恋人端木的怀抱。用骆宾基的话说：萧红“终于没有守卫住她的那廿几节富有弹性的小竹棍。”毋庸讳言，这给萧红后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四

 

    读萧红的作品，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其字里行间渗透的鲜明而充沛的女性立场、女性体验和女性意识，甚至可以据此而断言，萧红就是一位坚定而自觉的女性主义作家。然而，这样一位观念成熟的女性主义作家，在实际生活中，为什么那样缺乏现代女性所应有的果敢自强、独立不羁的精神？为什么须臾离不开男性的陪伴、支持与护佑？要寻找其中的答案，我们应当从萧红的生平经历和她所处的历史条件两方面入手。

 

    如所周知，就整体而言，萧红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是黯淡的、抑郁的、不幸福的。来自父亲以及家庭的冷漠、粗暴和管制，使萧红尽尝生存的窘迫与自由的艰难，同时也让她懂得了当时社会秩序中男权的强大与威严——他们几乎掌握了全部的社会关系与生活资源，因此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和决定了女性的行为和命运。在这种情况下，萧红生成于“五四”氛围中的女性意识和女权思想，便只能作为一种观念、一种倾向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而在实际的人生方面，她却不得不因为沉重的负载和挤压，一次又一次地投降男权、皈依男权，直至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未必自觉的男性憧憬乃至男性依赖。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萧红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何以会有那一系列仿佛是令人费解的选择：她为什么在退婚之后重新与汪恩甲同居？她为什么一再忍受萧军的家庭暴力与情感出轨？当然也包括她为什么不听从聂绀弩的提醒和规劝，姑且跳出感情的漩涡，集中精力从事创作；相反，几乎是在和萧军分手的同时，就匆匆忙忙地把心爱的小竹棍儿交给了端木。

 

    在萧红的精神与性格悲剧里，历史和时代的因素同样值得仔细打量和深入分辨。对于萧红那一代女性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奠定了她们要做现代新女性的理念。然而，由于时代和视野的限制，她们对现代新女性的认识和理解是模糊而肤浅的，其实践性追求则更多表现为对传统女性的否定与批判，甚至表现为对一切女性特征的怀疑与颠覆。也就是说，在她们眼里，越是不像传统女性的女性，就越像新女性，就越值得肯定和赞赏。而这时，一向同女性构成对立与互补的男性，特别是具备现代品质与风范的男性，便悖论式地成为新女性崇拜乃至模仿的对象。萧红似乎也不例外。从她1930年赴北京读书之前摄于哈尔滨的照片看，她身着西装，剪了短发，完全是一副男性打扮。即使在校园生活中，她也像男孩子一样跑步、划船、打篮球，并喜欢和有思想的男孩子做朋友，甚至和他们一切参加不无危险的爱国学生运动。用萧红后来的话说：“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1936年8月31日，萧红致萧军）要知道，这种自觉或不自觉地崇拜与模仿，对于处于婚恋状态的女性来说，常常可以转化为潜意识里的从属与依赖。在这方面，萧红分明未能脱俗。事实上，在她对萧军的感情里，就始终包含了一种被拯救者对拯救者的从属，一种被保护者对保护者的依赖，在萧军面前，她永远是一个弱者。惟其如此，她与萧军甫一分手，就立即走向端木，也就未尝不透显着其内心对失去归属和依赖的惧怕，以及重新找回这种归属和依赖的焦虑。换句话说，是她需要男性支撑的习惯使然。从这一意义讲，那一根小竹棍儿里蕴含的精神悲剧，便不仅仅属于萧红，同时也属于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