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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6月24日 星期三

    萧红、端木与聂绀弩的“小竹棍儿之谜”

    古耜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6月24日   05 版)
    塞克、田间、聂绀弩、萧红、端木蕻良、丁玲(后排)合影,端木手持小竹棍儿

        在流传下来的与萧红相关的照片中,有一张是她和丁玲、塞克、田间、聂绀弩、端木蕻良等,坐在一处高台上的合影。对于这张1938年春天拍摄于西安的老照片,不少读者是熟悉的,不过大家常常忽略了其中的一个细节——占据照片显要位置的端木,手中握着一根小竹棍儿。这根小竹棍儿的主人原本是萧红,后来易手端木,这当中经历了一些曲折,也发生了一些故事,而这些曲折和故事又都联系着萧红的情感和婚姻生活,并负载了其精神与性格信息,因而很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研究。

     

        一

     

        对于这根小竹棍儿,聂绀弩作过这样的描述:“那是一根两尺多长、二十几节的软棍儿,只有小指头那么粗。她(指萧红——引者)说过,是在杭州买的,带着已经一两年了。”(《在西安》)查资料可知,萧红生前唯一的杭州之旅,发生在1936年春天,是应《作家》杂志主编孟十还之邀,和萧军一起到杭州游玩观光的。从那时到萧红对聂绀弩讲述小竹棍儿的来历,大致是两年,正符合萧红的时间表述。由此可见,萧红所言、聂绀弩所记均有事实依据。照此推算,这根小竹棍儿应当见识过萧红与萧军的沪上羁留,并陪伴了萧红孤独寂寞的东瀛之旅,因此,它算得上是主人的心爱之物。

     

        那么,小竹棍儿是怎样由萧红而易手端木的?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到一个迄今依旧见仁见智的话题——萧红和萧军、端木之间的情感纠葛与婚姻变化,所以,有关它的历史记叙和相关细节,竟然异说并存,莫衷一是。

     

        最先谈到小竹棍的,是聂绀弩1946年初写于重庆的散文《在西安》。这篇旨在追怀萧红的作品,讲述了1938年初春作者与萧红相聚于西安时的交往和友谊,因此也就很自然地写到了自己曾经参与其中的小竹棍易手过程。请看该文的两个长镜头。

     

        第一个长镜头:

     

        我们在马路上来回地走,随意地谈。她说的多,我说的少。最后,她说:

     

        “我有一件事拜托你!”

     

        随即举起手里的小竹棍儿给我看:“这,你以为好玩吗?”……“今天,D·M·(指端木蕻良,以下同——引者)要我送给他,我答应明天再讲。明天,我打算放在箱子里,却对他说是送给你了,如果他问起,你就承认有这回事,行么?”

     

        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她。我知道她是讨厌D·M·的,她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可是马上想到,这几天,D·M·似乎没有放松每一个接近她的机会,莫非他在向她进攻吗?我想起了萧军的嘱托。我说:

     

        “飞吧,萧红!记得爱罗先珂童话里几句话么:‘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她的答话,似乎没有完全懂得我的意思。当然,也许是我没有完全懂得她的意思。

     

        接下来的几天里,聂绀弩因为要随丁玲去延安,忙着联系需要搭乘的车子,所以未能与萧红再谈什么。就在临行的前一天傍晚,聂在马路上碰到萧红。已经吃过晚饭的萧红执意要请聂吃饭,进饭馆后,萧红不但点了聂平时喜欢吃的菜,而且还为他要了酒。于是,出现了第二个长镜头:

     

        吃饭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她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望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像窥伺她的久别了的兄弟姊妹是不是还是和旧时一样健饭似的……

     

        “要是我有事情对不住你,你肯原谅我么?”出了馆子后,她说。

     

        “你怎么会有事对不住我呢?”“我是说你肯么?”

     

        “没有你的事我不肯原谅的”“那小竹棍儿的事,D·M·没有问你吧?”

     

        “没有。”

     

        “刚才,我已经送给他了。”

     

        “怎么,送给他了!”我感到一个不好的预兆,“你没有说已先送我了么?”

     

        “说过,他坏,他晓得我说谎。”沉默了一会儿,我说:

     

        “那小棍儿只是一根小棍儿,它不象征着旁的什么吧?”

     

        “你想到哪里去了?”她把头望着别处,“早告诉过你,我怎样讨厌谁?”

     

        对于小竹棍一事,同样属于当事者的端木,在1980年6曰25日接受美国汉学家、《萧红评传》作者葛浩文的采访时,表达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说法:

     

        萧红的学生送给她一根竹竿的鞭,因为我当时穿一条马裤,就说,你从哪里弄来一条马鞭,我穿马裤,拿马鞭不正合适吗?可以送我吗?当时聂(指聂绀弩——引者)说应该送他,不应该送我……我只是为了好玩罢了,也不会因得一个马鞭就多情起来。但那个聂是非常认真的,萧红觉得奇怪:你穿长衫,拿个马鞭像个什么?于是她说:这样吧,我把马鞭藏在屋里,你们谁找到就给谁。大家说好吧。然后萧红偷着告诉我马鞭藏在哪里,聂到现在也不知这场戏。我到屋里装着找东找西,其实早知道藏在哪儿了,当然聂找不到。可是他写文章,好像谁找到马鞭,萧红就属于谁的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这些,后来从萧军他们文章知道,他们和聂交代,好像聂与萧红结合在一起,萧红才会得到理想丈夫,这可见他们是这样一个计划。

     

        ——《我与萧红》

     

        关于小竹棍儿的事情,端木还曾告诉过秦牧。而据秦牧文章的简略转述,情况似乎又有出入:“他们(指萧红和端木——引者)未曾结婚的时候,对萧红表示好感的作家有好几位。萧红有一次买了一件用品(好像是手杖之类)回来,大家都争着要。萧红告诉大家,要把这件东西藏起来,让大家去找,谁找到就归谁。一面,又悄悄告诉端木藏物之处。结果,当然就给端木‘找’到了。从这么一件小故事,足可以见到萧红很早就对他有真挚感情。”(《漫记端木蕻良》)

     

        端木的第二任妻子钟耀群,在1998年初版的《端木与萧红》一书中,再度谈到了萧红、端木和小竹棍儿。但是其中那些只能来源于端木的情节和细节,又生出新的曲折与波澜:在塞克的倡导下,端木用树枝做了一根手杖或马鞭,萧红看见后,拿出自己珍藏的小竹棍儿与之比较,大家都认为萧红的藏品更漂亮。傍晚,萧红、端木同塞克、聂绀弩、田间等人一切散步,萧红在玩笑中用自己的小竹棍儿击断了端木的手杖或马鞭。这时,萧红得意地大笑:“怎么样?还是我的结实吧?”

     

        端木也笑着说:“好!我辛辛苦苦削成的棍儿被你打断了,你得赔我!”

     

        萧红说:“你不是说你的棍儿结实吗?”

     

        端木说:“这么着吧,把你那根小棍送我吧,就不要你赔了!”

     

        萧红还没回答,聂绀弩在旁冷冷地说:“萧红这根小竹棍儿,我早就向她要了。”

     

        萧红听了,不觉一愣,但马上说:“这么着吧,我把这小竹棍儿藏起来,明儿早上你们到我屋里找,谁找到就送给谁。”大家说好,一边笑着,一边向宿舍走去。

     

        第二天一早,萧红到端木屋里悄悄地对端木说:“我的小棍儿在门背后,就看你找不找得到了。”说完就笑着走出去了。

     

        吃罢早饭,聂绀弩叫着端木,一起到萧红屋里找棍儿。

     

        聂绀弩直奔萧红的皮箱,端木却用眼睛扫了一下门后,见墙犄角除了扫把外,什么也没有,心想没准萧红在“涮”他。但看到门后钉子上挂着萧红的外衣时,便沉不住气了。

     

        这时,聂绀弩翻完了萧红的箱子,又准备翻萧红的床。

     

        萧红笑着说:“别乱翻,不在床上。”

     

        而这时,端木却伸手在萧红的外衣下摸到了那根小棍儿,高兴地叫着说:“小棍儿在这儿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这以后,端木穿着夹克、马裤、马靴,头上戴着船形小帽,这小竹棍儿的马鞭,就几乎从未离过手。

     

        二

     

        比较分析聂绀弩和端木所讲述(包括秦牧和钟耀群所转述)的小竹棍儿的易手过程,应当承认,聂绀弩的说法更具有历史的现场感和情景的真实性。之所以这样说,不单是因为聂的讲述有力地呼应着萧红的生命留痕,如指出小竹棍儿是萧红去杭州旅游时所买;补叙临汾分手时,萧军曾委托“我”照顾萧红;明言萧红与端木结合前,即对其有不满、有批评等,都可以获得史实或史料的印证,让人很难同虚构、杜撰相联系;更重要的是,聂的讲述始终承载了一个生命在场、呼之欲出的萧红,承载了萧红立体多面、鲜活跳脱的精神与性格特征。譬如她的纯真与率性,她的无主与多变,以及她对女性世界的独特体验,即所谓“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还有她对自己和萧军婚姻生活痛苦而矛盾的坦诚告白:“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人们长期以来,从多方面获得的对萧红的认识和理解,进而也印证和强化了这种讲述本身的确切性与可信性。

     

        相比之下,端木有关小竹棍儿的说法则缺乏这种真实可信的效果和力量。这里,且不说同一个小竹棍儿的易手过程,在端木的自述以及秦牧、钟耀群的转述中,竟出现了那么多的情境差异和细节出入,这原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有虚有实、有增有减的小说家言。即使单就这种说法的基本内容而论,亦不乏显见的破绽。

     

        首先,在端木口中,小竹棍儿是一个学生送给萧红的。他和聂绀弩看到后,都喜欢也都想要,而萧红表面上一碗水端平,把小竹棍儿藏起来,让他俩来找,实际上却与端木暗通信息,很主动也很情愿地将小竹棍儿送给了他,以示亲近。这样的讲述,孤立起来看或许可以成立,只是一旦对照早已在世间传播的聂绀弩的回忆,即会觉得,它很像经过了端木有的放矢的调度与处心积虑的打磨,如消解了小竹棍儿原有的记忆储存和情感色彩,强调了萧红对自己的心有灵犀和情有独钟等,这反倒让事情变得有些造作和可疑。

     

        其次,端木认为萧红的小竹棍儿是一根“马鞭”,进而将这马鞭同自己所穿的马裤相联系、相配套,以此证明他向萧红索要马鞭天经地义,顺理成章,而穿长衫的聂绀弩也要马鞭则不伦不类,甚或“别有用心”。端木说这番话时显然忽略了一点:萧红手中的小竹棍儿,在秦牧和钟耀群笔下又被称作“手杖”,可见二者之间亦很相似。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推想,斯时的聂绀弩如果也将小竹棍儿视作手杖,那么,他所穿的长衫与所持的手杖岂不同样协调和搭配?他希望得到萧红的小竹棍儿也就同样理由充分,很是自然。这时,谁又能说小竹棍儿只属于端木呢?

     

        至于端木断言聂绀弩和萧军在萧红情感归宿问题上曾有“计划”、有合谋,即萧军希望萧红离开自己后,能和聂绀弩结合在一起,更是因为省略了太多的必要前提而近乎信口开河,匪夷所思。试想,小竹棍易手之时,萧红与萧军的情感虽已出现裂痕,但尚未最终分手,彼此之间都不无内心深处的某种留恋,以及重归于好的期待。在这种情况下,萧军请聂绀弩“照顾”萧红,只是基于朋友之间的信任和友谊,折射的是萧军对萧红依然存在的关爱,哪里会有角色替代、情感置换的意思?退一步说,即使萧军生出这样的想法,聂绀弩也不具备予以接受并付诸行动的起码条件——聂妻周颖,也是萧红和萧军因鲁迅而结识的朋友。抗战爆发后,她带着女儿在鄂中乡下躲避战火,屡遇艰险。因忙于抗战而不断奔波的聂绀弩,时时牵挂着她们的安危,怎会轻易产生与萧红结合的念头?诸如此类的问题,端木不作任何分析交代就发议论,下结论,是不严肃也不严谨的,因而也就让人难以接受。

     

        

     

        我一直认为,研究萧红,特别是研究她藏在小竹棍儿里的心灵和情感密码,聂绀弩的《在西安》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价值。这种价值之所以重要到无可比拟的程度,除了前面所说的史料的可靠与史实的可信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这就是:聂绀弩在讲述萧红和小竹棍儿的相关情况时,融入了自己细致的观察体验和独特的内心告白,以此构成了作家对萧红的别一种审视、理解和评价。尽管这一切因为涉及到异性朋友的私人空间和情感世界,而显得含蓄、简约和多有留白,但只要我们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作合理的发掘、认真的分析和必要的补充,仍可感受到萧红在特定情境中的心绪流动,以及作家与萧红的对话与潜对话。这里,值得我们仔细体味的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在西安》写道,当年在西安街头,作家与萧红虽是漫步同行,近在咫尺,但彼此之间仍有交流不畅或不便明言的地方,即所谓“她的答话,似乎没有完全懂得我的意思。当然,也许是我没有完全懂得她的意思。”这双向的“没有完全懂得”到底包含着怎样潜台词?从聂绀弩提供的叙事线索,即他自己的角度看,恐怕主要是两点:一是他不清楚萧红在试图拒绝端木索要小竹棍儿的请求时,为什么要以此物已送自己为借口?二是他不知道那根小竹棍是否“象征着旁的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后来的聂绀弩不曾再度涉及,替他做出解释的应当是送萧红走完生命最后一段路程的骆宾基,他的《萧红小传》第23节专门讲述《一根有所象征的小竹棍》。其中在忠实摘录聂绀弩《在西安》相关文字的基础上,于“没有完全懂得”处接下来写道:

     

        是的,他并没有懂得她的意思。她自己明白是行临一个危险的边缘了。离开萧军,她心魂上闪出一个大的空旷。要排出那空旷上所侵入的她曾凭借过的另一个力量,她是无力了。他要寻获第三个友爱来作为依恃,来填补那感情领域出现的空旷……二十几岁的萧红,是无力独自支持的……她又没有一个亲眷,“若是那时候能回呼兰我的家乡去多好啊!”她曾经向C君这样说。她思考了好久,在准备着向绀弩作这一赤诚的委托了,就是说,投入一个长者的庇护里。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给这社会损害得多么曲折而复杂了呀!她思考着,诉说着,终于她只能这样的提出,而又这样淡然地结束了。就是说,绀弩答应了承认那小竹棍儿是送他了。她没有敲开人与人之间的更真挚的友爱的门户。而这是唯一能填补心魂上被闪出来的那一个大空旷的。

     

        按照骆宾基的理解,萧红的小竹棍儿是象征着依恃和力量的。萧红让聂绀弩承认接受了自己赠送的小竹棍儿,实际上是她为寻求心理依恃和精神力量所进行的投石问路,即希望作为长者的聂绀弩能提供更多的灵魂庇护与人生支撑。遗憾的是,聂绀弩没有意识到(即没有懂得)萧红的意思,因此也缺乏更为明确和积极的回应,以致使萧红不得不把这种寻求再度和婚姻爱情嫁接起来,于是,她走向了自己并不完全看好的端木。应当承认,骆宾基基本厘清了小竹棍儿的内在意蕴,也大致弄懂了聂绀弩未能完全懂得的萧红的心思。

     

        第二、阅读《在西安》,不难发现,其字里行间始终贯穿和回旋着一种的“飞”的声音或一个“飞”的意象。诸如:

     

        “飞吧,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自在,谁也捉不住你。你不是人间笼子里的食客,而且,你已经飞过了……今天,你还要飞,要飞得更高,更远……”

     

        “飞吧,萧红!记得爱罗先珂童话里几句话么:‘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的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

     

        这一连串有关“飞”的声音和意象,孤立看来,是聂绀弩以兄长和朋友的口吻,激励萧红在文学和生活的道路上勇敢进取,不断腾跃,但是,如果将其置之于萧红婚姻与情感陷入危机,正面临困惑与抉择的特殊时刻,一种弦外之音、文外之旨随即浮现——此时的聂绀弩,实际上是在提醒并规劝萧红:切勿在痛苦的泥淖里陷得太深,也无须在爱情的丛林里再做匆忙的选择,更不要让婚姻和性别成为囚笼与羁绊,作为有成就和有实力的女作家,你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文学创作,你应当以更为丰硕的艺术实绩来抒写生命的自由、高远与辉煌。显然,聂绀弩的提醒和规劝是睿智的、正确的:如果说在哈尔滨的萧红,因为经济的窘困尚不得不依靠男性的呵护和救助,那么在西安的萧红已经是名声远播的左翼女作家,这时,她完全有能力跨越性别的藩篱,摆脱经济的困扰,独立自主地面对社会与人生。然而,对于聂绀弩的提醒和规劝,萧红尽管抱以会心的点头和感激的微笑,但却没有化作实际行动,而是很快投向了新恋人端木的怀抱。用骆宾基的话说:萧红“终于没有守卫住她的那廿几节富有弹性的小竹棍。”毋庸讳言,这给萧红后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四

     

        读萧红的作品,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其字里行间渗透的鲜明而充沛的女性立场、女性体验和女性意识,甚至可以据此而断言,萧红就是一位坚定而自觉的女性主义作家。然而,这样一位观念成熟的女性主义作家,在实际生活中,为什么那样缺乏现代女性所应有的果敢自强、独立不羁的精神?为什么须臾离不开男性的陪伴、支持与护佑?要寻找其中的答案,我们应当从萧红的生平经历和她所处的历史条件两方面入手。

     

        如所周知,就整体而言,萧红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是黯淡的、抑郁的、不幸福的。来自父亲以及家庭的冷漠、粗暴和管制,使萧红尽尝生存的窘迫与自由的艰难,同时也让她懂得了当时社会秩序中男权的强大与威严——他们几乎掌握了全部的社会关系与生活资源,因此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和决定了女性的行为和命运。在这种情况下,萧红生成于“五四”氛围中的女性意识和女权思想,便只能作为一种观念、一种倾向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而在实际的人生方面,她却不得不因为沉重的负载和挤压,一次又一次地投降男权、皈依男权,直至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未必自觉的男性憧憬乃至男性依赖。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萧红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何以会有那一系列仿佛是令人费解的选择:她为什么在退婚之后重新与汪恩甲同居?她为什么一再忍受萧军的家庭暴力与情感出轨?当然也包括她为什么不听从聂绀弩的提醒和规劝,姑且跳出感情的漩涡,集中精力从事创作;相反,几乎是在和萧军分手的同时,就匆匆忙忙地把心爱的小竹棍儿交给了端木。

     

        在萧红的精神与性格悲剧里,历史和时代的因素同样值得仔细打量和深入分辨。对于萧红那一代女性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奠定了她们要做现代新女性的理念。然而,由于时代和视野的限制,她们对现代新女性的认识和理解是模糊而肤浅的,其实践性追求则更多表现为对传统女性的否定与批判,甚至表现为对一切女性特征的怀疑与颠覆。也就是说,在她们眼里,越是不像传统女性的女性,就越像新女性,就越值得肯定和赞赏。而这时,一向同女性构成对立与互补的男性,特别是具备现代品质与风范的男性,便悖论式地成为新女性崇拜乃至模仿的对象。萧红似乎也不例外。从她1930年赴北京读书之前摄于哈尔滨的照片看,她身着西装,剪了短发,完全是一副男性打扮。即使在校园生活中,她也像男孩子一样跑步、划船、打篮球,并喜欢和有思想的男孩子做朋友,甚至和他们一切参加不无危险的爱国学生运动。用萧红后来的话说:“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1936年8月31日,萧红致萧军)要知道,这种自觉或不自觉地崇拜与模仿,对于处于婚恋状态的女性来说,常常可以转化为潜意识里的从属与依赖。在这方面,萧红分明未能脱俗。事实上,在她对萧军的感情里,就始终包含了一种被拯救者对拯救者的从属,一种被保护者对保护者的依赖,在萧军面前,她永远是一个弱者。惟其如此,她与萧军甫一分手,就立即走向端木,也就未尝不透显着其内心对失去归属和依赖的惧怕,以及重新找回这种归属和依赖的焦虑。换句话说,是她需要男性支撑的习惯使然。从这一意义讲,那一根小竹棍儿里蕴含的精神悲剧,便不仅仅属于萧红,同时也属于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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