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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书籍也有生命的话，一本老书必然有一段漂流人生。大约五年前，笔者在浙江省图的周末书市上偶然淘到一本1940年出版于抗战大后方广西柳州的旧书，作者李季。该书封面上竖印书名《2000年中日关系发展史》，其中“2000”和“中日”横列且为红色，其余为黑色。版权页的信息有：李季著，二千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第二册，实价国币二元七角，发行者学用社，广西柳州四大路，代售处各省各大书局，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出版。
最为奇特的是该书封面及背面有五个不同学校的藏书印，一是国立英士大学两种蓝色藏书印，封面上的较大且为椭圆形的“国立英士大学图书馆藏书”，书内页的较小且为圆形的“国立英士大学法学院藏书”；二是“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图书馆藏书”，该印较大，为红色圆形；三是“浙江省文教厅浙江大学合办师范专科学校教务处图书室”，该藏书印为蓝色椭圆形，封面与书内页的藏书印都椭圆形；四是“浙江师范学院图书馆藏书”，浅蓝色圆形印，中间为篆体大字“藏书”二字，在第五三页处的印较为清晰；五是“杭州大学经济系图书资料室”，红色长方形印。根据历史时间加以推测，最早的一个藏书印有可能是国立英士大学。1938年11月，浙江省国民政府为了照顾沿海沦陷地的青年学子有书可读，筹建了一个名为“省立浙江战时大学”的学校，继而在次年5月改名“浙江省立英士大学”。1939年10月，该大学在浙江丽水正式开学，拥有工、医、农三学院。三年后，英士大学为避站火由丽水南迁至温州泰顺。1943年3月，英士大学接纳东南联合大学，升格为国立英士大学，同时新增法学院。1945年11月，国立英士大学北迁至永嘉，后又转址金华，直至1949年8月被金华军管会解散。该书可能在此时期随着校产集中到省会杭州。
第二个藏书印的“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在1940年10月10日创办于贵州湄潭，初名“国立浙江大学实验中学”，同年冬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1942年春改名“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1945年秋又恢复“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校名，并于次年迁至杭州，1951年与私立蕙兰中学合并为杭州第二中学。二者相比较，可知笔者手里的《二千年中日关系发展史》首藏于1943年的国立英士大学，然后在1949年被收藏入“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因为此时该校的藏书印是革命年代的红色印记，书中出现十三次之多。第三个藏书印的“浙江省文教厅浙江大学合办师范专科学校”，即1951年夏浙江省文教厅与浙江大学合办浙江师范专科学校，恰好同年“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被合并撤销，这本书又被收藏于浙江师范专科学校。该校在1952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与其他学校合并成为浙江师范学院。那么，这本书又被收藏于第四个藏书印所涉这个“浙江师范学院图书馆”。1958年，这个浙江师范学院又与新建立的杭州大学合并，这本书又被收藏于杭州大学，即第五个藏书印所示“杭州大学经济系图书资料室”。那么，最后可能是在1998年9月杭州大学被合并撤销之后，这本书就被当做废纸流落于旧书市场。
该书的独特之处，除了是一本辗转漂流的抗战时期的老书外，还在于作者撰写该书对于抗战的意义。该书第一册出版于1938年11月，由广西柳州四大路的学用社发行，广州盐运四路二巷九号亚东图书馆负责总经销。作者李季在《2000年中日关系发展史》之前，已出版《辽宁民众自卫军起义救国详记》（辽宁民众自卫军驻平办事处出版，1932年），《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神州国光社，1932年）。作者并非历史学家，却为何在抗战时期梳理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发展史？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第一册长达二十九页的“序言”中表达得非常具体。身处抗战大时代，李季坦言自己因中年体弱，只能以笔代枪，而不能投笔从戎。作者撰书回顾先秦至唐代的中日关系发展史，以破除国人对日本的轻视与无知。他表示：“我在军事上虽已不能做一个前哨的小兵，但在思想上和学术上始终愿作一个披荆斩棘的小卒。”（第十一页）他的写作意图是鞭策国人自立自强，不要向日本侵略者屈服。他认为“根本防御的方法，是在思想上和学术上先整顿我们的阵容，巩固我们的壁垒，使我们的智识青年知己知彼，不为他人的虚声所恫吓，而失去自信心，以致一见人，膝头就软下来，摇摇欲拜了。”（第十五页）同时，在“绪论”中，作者提到“孙武说得对：‘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全面抗战的今日，将二千年来的中日关系史的发展叙述出来，以供国内外人士的参考，也许不是一桩徒劳无功的事。”从而，作者作为学者通过撰写此书参与抗战大业之中。
由此可见，这本服务于抗战大业的图书，在其漂流过程中不但见证浙江学校教育的变迁历史；而且在其辗转过程中促进青年学子更多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渊源，树立思想上和学术上的自强自立，筑造一道抗战的壁垒。正如发行者学用社的启示所言，该书是一个“大时代中伟大的产儿”，添补了抗战事业精神方面的生产不足，同时作者的万言长序更是中华民族在思想上和学术上的一篇独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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