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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学者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其实就是文化建设，其中包括语言的规范。这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选择。其逻辑结构在于语言文字是社会各个方面交流沟通的重要媒介，上通下达，统一语言文字，尤其是语言规范，便能够统一意志。因而，现代文明面对国家文化战略选择的重大问题，同样需要明确这样一个目标。
1905年，科举制度终结，新学兴起；至1912年，新的国家建立，颁布《大学令》，继而又有《大学规程》，中华民国政府把“文学”规定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和“语言学”三大科类。从“东京语”到“京城声口”，到民国总统袁世凯为官话字母作“护法”，语文教育成为国家国民教育的制度。现代语文教育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全社会被形成一种共识，即“语言是造成民族的一种自然力量”。这句话在现代学术研究中被频繁使用，那么，这是一句论断，还是一句提示呢？近读沈卫威《民国大学的文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他对这句话的阐述。此语出自《教部通令中小学校厉行国语教育——禁止采用文言教科书，实行部颁国语标准》，可见于《民国日报》1930年2月3日载文。民国政府文化政策的解释者称：“各国都有标准语通行全国。我国自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议决以北平语为标准以来，各小学并不注意实行，仍以方言教学。我国人心不齐，全国人数虽多，竟如一盘散沙，毫无团结力量。这虽然不全是因为言语隔膜缘故，可是言语隔膜，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为此，恳请中央令教育部通饬全国中小学校在最短期间，厉行国语教育”，“前大学院曾经通令所属各机关，提倡语体文，禁止小学采用文言文教科书。这是厉行国语教育的第一步。第二步的办法，应由各该厅、局，一面遵照前令，切实通令所属各小学，不得采用文言教科书，务必遵照部颁小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严厉推行；一面转饬所属高中师范科或师范学校，积极的教学标准国语，以期养成师资，这是很紧要的。望各该厅、局查照办理。”
“国语教育”中“不得采用文言教科书”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明治维新的启迪吗？是“我手写我口”的呼应吗？对于历史文化问题，一切都应该用事实说话。沈卫威的学术研究在这里继续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就是用历史说明文化，在史料中间勾陈和甄别，找到文化的脉络。应该说，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分野，并不是针锋相对，也不应该是你死我活，其主要在于顺应社会文化发展潮流。俗文学催生了新文学，唐宋白话从小说文本的意义上显示出语言发展的必然趋势。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失败，即文化失望弥漫于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人坚定地选择了新的语言方式。其实，这是文化发展的自我选择，与新文学的潮流并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是，文化既然是有生命的，就需要引导。所以，新文学的摇旗呐喊，就形成了新的语言潮流；文言文作为“死了的”文化，一时间成为文化公敌。新文学与新文化被简单定位于使用白话文，反对旧的文学和传统文化，北京的“五四运动”形成这一高潮的峰巅。而唯独南京，聚集着一批传统语文即“国学”的坚定分子，与北京对峙。如胡小石曾经这样总结当年的文学格局，说：“南京在文学史上可谓诗国。尤其在六朝以后建都之数百年中，国势虽属偏安，而其人士之文学思想，多倾向自由方面，能打破传统桎梏，而又富于创造能力，足称黄金时代，其影响后世至巨。”的确，南京的文学成就，醒目于其独特地势兴起的山水文学、文学教育、文学批评之独立和声律及宫体文学。王羲之家族在这里充当了文化领袖的角色，而且被不断发扬光大。胡小石也应该知晓这里“桃花渡”的传说，他引用《宋书·雷次宗传》的记载，以历史上的宋文帝元嘉十五年鸡笼山开四馆教学为此《学衡》文学格局源头。鸡笼山四馆有雷次宗的儒学，何尚之的玄学，何承天的史学，谢元的文学，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史哲。东南文脉的起承转合，跃然而出，由此也引发北京和南京两大阵营的恩恩怨怨，贯穿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之中。东南形胜，其文脉传承，绵延不绝，坚守着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文学形成不同的态势。胡小石称“此与唐代自开元起以诗取进士，有同等重要”。似乎这种格局才是中国文化的命脉。这在总体上就给人以“新”与“旧”两大阵营的印象。沈卫威在这两种文化形态的冲突中，细致梳理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革命者等不同文化结构与类型的具体形成与转变过程，更深刻挖掘《学衡》派文人的思想文化价值。与之前所不同的是，沈卫威更多了一些历史的穿透，扩展开来，他引申向李四光等人的心理变迁，进行文化透视，展现出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这是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是社会生活的研究，主要是思想文化的研究。他把历史文化的人物心理与时代精神研究相结合，展现与透视相结合，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新文学考据这一研究风格。许多问题被他展开，前后对比，相互对比，在对比中寻求精神脉络的蛛丝马迹。沈卫威着意勾勒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一群教授王瀣、吴宓、胡先骕、黄侃、汪东、吴梅、汪辟疆、胡小石、胡翔东、王易所留下的大量的旧体诗词曲，包括他们的《潜社诗刊》《潜社词刊》《潜社词续刊》《潜社曲刊》《潜社汇刊》《如社词钞》。这并不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与进步。尤其是沈卫威对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与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文化透视所做比较分析，指向中国传统文化重的翰林制度，知识分子的心结形成新的矛盾冲突，更发人深省。
今天，这一命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与时俱进，密切观察当前变化万端的文化发展，需要回答时代，其实也需要回答历史，回应未来的呼唤。我们躲避不了现实，同样回避不了历史；用历史透视现实，不仅能够看得更远，而且可以看得更清。现实与传统并不是截然分明的两个阶段，大的历史构成历史文化共同体，其中包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支持与鼓舞。我们不合时宜地割裂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其实是一种虚无主义；当然，现实中有许多时代，在阶段性中表现出时代的自我。《学衡》一派，其崛起与衰落，给我们许多启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离开了历史传统，或许我们就成了断线的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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