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世昌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

    当我看到这门机关炮的时候，耳边仿佛响起了邓世昌最后的声音，那是当致远舰冲向日本军阵的时候，按照英国海军传统身着上蓝下白的军官制服的邓世昌登上飞桥，冒着炮火，手持军刀向官兵们大声呼喊：“吾辈从军为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势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之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

    邓世昌何许人也?

    尽管很多朋友对于电影《甲午风云》中邓世昌的形象记忆犹新，但是邓世昌是怎样成为一名中国海军军官的，他和致远舰又是怎样结下缘分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清楚。

    邓世昌，1849年10月4日生于广东番禺，原名邓永昌，字正卿。他是中国海军的早期将领，1894年9月17日在甲午战争中阵亡于大东沟海战。海战结束之后，他因为作战英勇，以身殉职而被清朝政府追封为太子少保，入嗣召忠祠，被誉为民族英雄和中国海军的军魂。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邓世昌所在的北洋水师其实是中国第一支成形的近代军队，而邓世昌便是这中国第一代近代职业军人的典范。

    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含义呢？去理解它，需要我们回到那个时代重新来体味这一代中国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邓世昌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往返于香港与上海之间，既从事茶叶生意，同时又为其他商人协助办理海关的出入关手续，因此家境殷实。假如不是战争的原因，或许邓世昌也会成为一个19世纪中国的“富二代”了。然而，这位邓正卿所出世的时代却是中国一个风高浪急的时代。

    1840年，也就是邓世昌出生前九年，英国炮舰入侵虎门，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出生以后十一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曾经辉煌一时的东方大帝国如日落西山摇摇欲坠。

    在今天的资料中可以充分看到那段时间中国的屈辱与腐败。然而如果我们真正走进这段历史，就会发现那时的中国人并没有甘于沉沦。

    解读邓世昌

    抛开电影和电视剧中的形象，邓世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也许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记载确切地有所了解。

    真实的邓世昌是一个业务熟练而又人情世故通达的高级军官。

    邓世昌在那批新式军官中，年龄最大，最小的是后来大清最后一代海军军门：萨镇冰。同时，邓世昌也是唯一有社会经验的。在加入马尾学堂成为军人之前，他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港商，他的人情练达超过了他所有的同学。

    他在北洋水师中，本来有着先天的不足：邓世昌籍贯广东，是北洋水师舰长中少有的非闽籍汉族军官。而北洋水师中福建人的排外，是连丁汝昌也头疼不已的事情。后来，直到抗战胜利，中国中央海军始终被冠为“闽系海军”，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但邓世昌的确出类拔萃，所以能够在闽系军官团外脱颖而出，丁汝昌对他倚若心腹，这可以从邓世昌的头衔看出来。

    甲午战争前夕，北洋水师的军官中，最高军官丁汝昌是海军中将（提督）；以下是刘、林两海军少将（总兵）；一般的舰长，都是海军上校（副将），比如济远的方伯谦、经远的林永升；军舰小的就更低些，比如超勇巡洋舰的舰长林履中，就是中校（参将）；还有少校（守备）的，比如平远巡洋舰舰长李和。而邓世昌则比一般舰长要高，他的职务应该是海军准将，享受海军中将待遇（提督衔中军副将记名总兵），和杨用霖持平，地位不亚于李鸿章青眼关照的刘步蟾和林泰曾。而邓的致远巡洋舰属于轻巡洋舰（快碰船），其实档次低于邱宝仁的来远和林永升的经远，它们都是重巡洋舰（炮塔舰），邓能够得到这样的头衔，显然不是由于统带军舰的重要，而是因为他作为中军副将，带有参军长或副官长性质的职务，和中枢更为接近。如果他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优秀技术，署理这个位置是很难想象的。

    谈到邓世昌，还有一个让人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他和李鸿章究竟是怎样的关系？饰演邓世昌的著名演员李默然有一段逸闻。他的好友、在《甲午风云》中饰演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王秋颖病重，李默然赶到医院前去探视。在病房外有很长的一段落地窗式的长廊，李默然经过长廊快步走向王秋颖的病房，因为在走廊中有很多王秋颖的家属和好友，因此人们打招呼的声音传进了病房。在病床上的王秋颖用两个手指轻轻地敲了一下桌案，冒出了一句台词：何人二堂喧哗？李默然闻听，在门外对曰：标下邓世昌。原本《甲午风云》中的一段对白成为两个好友的最后诀别。

    那么历史上的李鸿章和邓世昌究竟是何种关系呢？邓世昌是如《甲午风云》中那样完全与李鸿章无关，甚至由于他的激进与爱国思想而受到李中堂大人的记恨吗？还是如冯小宁演绎的《北洋水师》之中，邓大人自幼便与李中堂交情莫逆呢？

    历史上这都不是真实的情况，邓世昌得以脱颖而出与他在1874年参与第一次保台之战时的表现有关。

    如前所述，邓世昌进入海军时，中国海军带有一点地域色彩。

    中国近代海军的将领多为闽人，这是因为海军最早也最完善的军官学校福建船政学堂坐落于福州，建立这所学堂的左宗棠或许是希望有下海习惯的福建人能更好地承担海军的职责。

    不幸的是湖南人左宗棠对福建并不了解。福建人的确有下海下南洋的传统，但主要是闽南人，而福州所在的闽北地区，大部分人习惯于考秀才做官的生活途径，也因为这个原因，福建船政学堂的学子们大多更像文人，而不大像军官。只是这些看上去文质彬彬的第一代中国海军军人并无愧于自己所受的教育，在此后几十年的铁血征战之中，他们大多以身殉职或用自己的一生为这个国家的海军建设做出了贡献，极少出现贪生怕死或叛国投敌者。

    然而，海军中过多的福建人多少引起了上峰的警醒，为此邓世昌、林国祥、李和、程璧光等一批广东学员被送进福州的海军学校，其作用大概也有一点今天“掺沙子”的含义。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遇难，派出海陆军在台湾的恒春登陆，试图占领台湾岛。面对如此危机，一向被视作腐败的清政府反应极快，仅仅一周之后便通过军机处下达上谕，称“台湾本是中国地方”，勒令日方退出，并着李鸿章与沈葆桢共同备战，处理这一危机。李鸿章闻讯迅速带大队淮军开赴福州，正在调集海军军舰准备出击的沈葆桢闻讯大喜，称自己的心情如同“穷人暴富”，于是一队队精悍的淮军官兵登上福建水师的战舰，被运过台湾海峡来到与日军对峙的前线。

    由于中国陆海军的压力，日军统帅西乡从道被迫撤军，初步完成近代化的中国陆海军，展现了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能力。

    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一名指挥琛航号运输舰的年轻军官因为表现优异被授予五品军功，此人便是邓世昌。他的优秀表现也吸引了当时在福州前线的李鸿章重要幕僚马建忠的注意。马建忠与邓世昌多次交谈，见他对军舰的管理井然有序，士兵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认为他是“水师不易之人才”，极力向李鸿章推介。邓世昌因此被调入北洋水师，先后担任镇南号炮舰管带、扬威号巡洋舰管带、致远号巡洋舰管带，这也使他开始走向了通往大东沟海战的不归之路。

    不过，也有说重用邓世昌为中军副将，或许上层有借此遏制闽籍将领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刘、林、邓、杨这四名优秀的中国第一批近代军官，全部在甲午战争中以身殉国。可见，在对军官的基本品质选择上，传统的教育和官僚体系，也自有它独到的地方。

    真实的邓世昌同时又是一个勇敢而多少有些刻板的军官。他练兵有方，勤奋过人，以出海常在大洋上作演习而闻名，他带兵非常严格，甚至近乎苛刻。在大东沟海战前，他正在受到审查，理由就是治军太严，而“鞭打士兵致死”。他带船多年，事故率在北洋水师各舰长中最高：他担任镇字号炮舰舰长的时候，曾经在风浪中把军舰搁浅；担任扬威舰舰长的时候，有一次煤带得不足，造成军舰在海上漂流了许久；还有一次因为不熟悉水情，造成军舰螺旋桨叶片刮底受损。这些记录从今天看来，其实反映的是那一代中国人为了让自己更快地适应海洋付出的沉重代价。邓世昌的战友、清末最后一代海军提督萨镇冰回忆，自己也曾经两次因为实验新战术造成事故，因此影响了升迁。在今天的军队中，也是训练要求越高的部队事故越多。

    从治军角度，邓世昌以严格著称。在北洋水师的将领之中，邓世昌被认为是北洋诸将之中最为严厉的管带，这种严厉并不是指的他性格暴躁，而是指他对于海军军纪的严格要求。在1882年北洋水师超勇号和扬威号返回中国的过程中，在军舰上服务的参谋军官池仲祐注意到一个不良现象，就是军舰离开英国时间越久，海军官兵们的军容风纪越不加在意。

    这或许是因为在欧洲和印度洋海区遇到的其他船只往往会遵照海上礼节，先与中国军舰联络，双方通过升旗、鸣炮等一系列海上礼仪体验近代化的国际交流。但是随着进入亚洲海区，遇到的船只往往没有这种习惯，而思乡心切的水兵们便也对军纪不再重视。感到这种情形不能继续下去的池仲祐并没有找舰队的最高负责人督操提督丁汝昌，而是找到了扬威舰管带邓世昌，大概就是因为邓世昌对于军纪有着严格的要求。果然，听到汇报的邓世昌勃然大怒，立即在新加坡街头开始带领亲兵整肃各舰官兵的军纪，使战舰出现了焕然一新的景象。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个人性格的体现，而实际上这却反映了邓世昌与旧式军人的不同之处。

    邓世昌对于军纪极端重视，体现的是他作为第一代中国近代化职业军人的独特身份。所谓近代化职业军人是相对于旧式封建军人而言，旧式封建军队在治军方面更加重视与部下的统带关系，以获得部下的爱戴与忠诚为治军要务，对于军纪等反而不甚重视。与岳飞那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少数典型相反，很多中国将领遵循着李广式的治军风格，即只要军士敢战勇猛，便不计较其在军纪方面的瑕疵。故此作战时他们更多依靠官兵个人的武勇。

    而近代职业军人则极其重视军纪，这不仅仅体现在通过军纪约束士卒避免骚扰百姓，更体现在通过军纪使个体的军人能够组合成共同作战的集体，只有这样才能使近代化的军队发挥真正的作用，而不仅仅把他们建设成拿着近代化武器的中世纪军队。今天学生军训，站军姿被作为重要一课便是出于此因。

    邓世昌这一代军人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军队开始出现巨大变革。在清朝末年中国军人正经历着严酷的信仰危机，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传统的武道之中，军人仅仅忠诚于自己的上司，而不在意为何而战。这些军人在传统中国社会重文轻武的思想之下缺乏社会地位，要么自甘堕落，要么暴虐成性，因此有人讽刺在封建社会的军人中，只有拿着枪的屠夫，而没有真正的军人。

    邓世昌与此前的这些封建式军人有着极大的区别，在他的身上有着爱国与军人荣誉的统一，我们很难要求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军人如邓世昌具有今天的人民解放军的思想素质，这是不符合时代的苛刻要求。但是邓世昌们却有着独特的效忠体系，他们不再是忠于一个王朝，而是忠于一个国家，更忠于自己的职业。他们为自己是一名海军军人而感到自豪，并甘愿以身殉职，这便是当时世界所谓近代化职业军人的特点。

    在中国这样的老大帝国之中，邓世昌们的出现无疑是给中国的国防力量注入了—股新鲜血液。

    邓世昌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

    由于邓世昌和他的致远舰在海战之后阖船沉入了黄海的海底，因此这艘军舰留在世界上的遗物屈指可数。

    在国内最可靠的致远舰遗物现存于旅顺，在大连市白玉山东路有一座巨大的圆顶公墓，上面刻写着三个大字“万忠墓”。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陷北洋水师重要基地旅顺，由于曾在土城子等地遭到清军的顽强阻击，恼羞成怒的日军在旅顺城区进行了四天三夜的疯狂屠杀，两万名居民幸存者只有36人。

    1896年11月，直隶后部道员顾元勋接收旅顺的时候，将遇难同胞安葬于此并亲书万忠墓匾额。今天的万忠墓已经是一座带有两千平方米展室的纪念馆，在这座公墓之中，可以看到从速射炮到风筒的大量北洋水师遗物，都是历年收集和打捞所得。其中有两个木棉制的救生圈特别引人注目，这两个救生圈上都带有清代的黄龙标志，其中一个救生圈有着“经远决船”的标记，而另一个上则标为“致远快船”。这个标有“致远快船”标记的救生圈便是目前在我国保存的最可靠的致远舰遗物。

    在万忠墓的说明标牌上没有讲明这一救生圈的来历，但是北洋水师致远舰沉没之后，曾有幸存的水兵回忆当时落水后本已昏迷，只是因为发辫缠绕在救生圈之上才侥幸得以生还。因此推测这一救生圈可能是致远舰沉没之后幸存的水兵所携带归来的。

    而在世界范围之内还有一处存有致远舰遗物的地方，便是日本的横须贺三笠公园。

    2009年，笔者到横须贺参观的时候，曾专程到三笠公园寻访致远舰的遗物。在一万余吨的三笠号战舰船舷侧面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战争纪念品，从炮弹到被击穿的装甲不一而足。就在这些战争纪念品中间，有一门高约1.5米，带有10个射孔的老式机关炮，这便是当年致远号上曾经使用过的“格林手动机关炮”。据说这门炮来自于致远舰的桅盘之中。

    1894年9月17日，致远舰在激战中不幸沉没，但是由于沉没的水域并不很深，所以当低潮的时候其桅盘仍能暴露在水面之上，推测是前来打扫战场的日本海军官兵从致远舰的桅盘之中取走了这具保存完整的武器。

    “格林炮”并不是真的火炮，格林炮又被称作加特林机关枪，口径11.43毫米，以今天20毫米以上的武器算作是炮，20毫米以下的武器算作是枪而言，它只能被称之为“格林枪”。但这种武器在当时确实属于杀敌利器，它是用摇把摇动10个枪管围绕中间的轴心转动实现轮番射击，日方保存的这门格林炮还带有缺口的准星式瞄准装置。

    根据现在掌握的图纸，在致远舰的后部桅盘中装有两门这样型号的小口径速射武器，而这门火炮在致远舰冲向日本舰队的最后航程之中，又是一抹被历史所记载的亮色。

    在致远舰发起这次冲锋的时候，战场上还有一支观战的舰队，这就是英国的皇家远东舰队，他们通过观察中日两军的海战对今后海军的发展做出了新的判断。远东舰队司令裴利曼认为尽管中国海军拥有两艘巨大的战舰，但由于航速不及日本舰队，所以难以发挥足够的作用；而以速度和火力见长的日本舰队则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下层官兵对战略层面的内容关心不多，倒是更真切地记录下了两军交锋的情景。一名英军的下级军官记载他看到的致远舰最后航程，他表示致远舰在冲向日本舰队的时候舰身已经倾斜，从它的舰身两侧排水口中不断排出白色的泡沫，使舰体两边仿佛挂上了白色的幔帐。这艘战舰舰身倾斜，却以最高的时速勇往直前，它的火炮已经停止射击，只有桅盘中的机关炮——也很可能就是我们在横须贺看到的这门机关炮仍然在猛烈地朝敌人开火。致远舰是在距离日本舰队约一公里处走完了自己的航程。据那位英国海军军官的记载，随着与日本舰队的距离逐渐缩短，致远舰中弹也越来越多，舰体倾斜益甚，最终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使得战场沉寂下来。致远号的体内发生剧烈爆炸，军舰的船头先行下沉，舰尾高高竖立到空中，但螺旋桨仍然在不停地旋转。不到十分钟，这艘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建造的巡洋舰就彻底消失在了大海之中。

    英军的这段描述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它使我们知道在这场决定命运的大海战之中邓世昌不是一个孤独的英雄，他和他的战友们都无愧于中国第一代职业海军军人的称号。

    所谓白色的泡沫在军舰两侧排水口中喷出，说明军舰里的损管队员正在使用抽水机拼命排水，以使自己的战机得到撞击敌舰的机会。

    战舰上的火炮已经停止了射击，电影《甲午风云》的描述应该是炮弹已经打光，而我们今天推断致远号和它的姊妹舰靖远号拥有的炮弹数量相差不多，靖远号直到下午五点半战斗结束时仍在开炮作战，说明致远号在下午三点半时不应该处于弹药全部打光的状态。据推测这可能是由于军舰已经倾斜达到30度，使各舰火炮失去了调整射击角度的可能，这才使致远舰的各炮不得不沉寂下来。而桅顶上对日军仍然猛烈射击的机关炮应该是与邓世昌同样见证了致远舰的最后时刻，假如在横须贺看到的这门机关炮，便是当时对日方进行最后战斗的武器，那么冥冥之中把它保留在这个世界上或许颇有深意，它正象征着致远舰和邓世昌至死不屈的精神。

    当我看到这门机关炮的时候，耳边仿佛响起了邓世昌最后的声音，那是当致远舰冲向日本军阵的时候，按照英国海军传统身着上蓝下白的军官制服的邓世昌登上飞桥，冒着炮火，手持军刀向官兵们大声呼喊：“吾辈从军为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势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之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

    当然在寻访这门机关炮的时候，无论是笔者还是当时一同前往的北洋水师研究学者们，没有人能够想到正是这样的一门格林机关炮在今后北洋水师战舰的探摸过程中会起到怎样的作用。仅仅存世一门机关炮和一个救生圈，与北洋水师其他战舰相比，致远舰留存下来的遗物似乎过于稀少，然而尽管文物部门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致远舰的遗物始终没有增加。唯一的收获是在那名参战的美国海军军官马吉芬家中保存了一些寄自致远舰的信件，而邓家的后人也表示在1966年之前曾在家中见到两具邓世昌使用过的单筒望远镜。

    所存物品愈少，其实背后潜藏的希望就越大，因为这似乎表明致远舰上的大多数物品并没有落入日本方面手中，也不曾出现在国内市场，它很有可能仍沉睡在黄海的海底中。

    而对于我这个参与者而言，邓世昌给这个世界遗留下来最珍贵的或许并非他的战舰遗物或者望远镜，而是他的优秀子孙们。邓世昌本人有三儿五女，其长子邓浩洪任职于广东水师，1947年去世；三子邓浩乾是遗腹子，不曾见过邓世昌本人，他成年后在民国海军部供职；其次女邓秀蝉嫁给了邓世昌的同窗好友南洋海军超武舰管带叶富之子。他的后代里面有担任工程师的，也有担任剧作家的，特别是他在广州的孙辈之中竟然有五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其中的四侄孙邓权民出自中央陆军步兵学校教导总队，与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参加了抗日战争。邓权民说，他最开心的时刻便是在广东博罗县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

    在邓世昌的生前，曾有人认为他不近人情，因为他在从军之后二十年的时间之中只回过家乡三次，尤其是1884年他父亲去世之际邓世昌依然没有回家。尽管为国公而忘私令人敬仰，但自己父亲弥留之际都不回家看看，难免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

    在搜索邓世昌的相关资料时，笔者找到了致远舰官兵的一段回忆。他们描述1884年邓世昌从上海奉调率舰北上前往朝鲜平定日军参与的甲申事变。水兵看到他们的舰长每天把自己锁在房间之中一遍一遍地在书桌上书写着什么，但每当写完便将其撕碎，好奇的水兵有一次将邓世昌写过的文字拼接起来，却赫然发现所有的纸上都写着仅仅两个字——“不孝”。

    原来，此时正是邓世昌的父亲病重时刻，但肩负国家重任，邓世昌无法回家探望。也许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男儿忠孝不能两全的真实反映。

    而邓世昌与他的亲人们那种水乳交融的感情在采访其后代时还能够感觉到一二。这件事倒是与一件对邓世昌不利的传闻有关。在网络时代关于邓世昌率舰冲击敌舰不幸战死的经过被详细地披露于公众面前，于是有人便直接指出，邓世昌居然在军舰上养狗，这明明是军纪涣散的表现，怎么会被称为民族英雄呢？

    说这话的人显然是不懂海军传统。海军历来不禁宠物上船，军舰上豢养宠物是19世纪各国海军的传统——风帆时代船上养猫防止老鼠咬坏船材，铁甲时代舰上宠物更是五花八门，德国军舰上甚至养过狗熊和小猪，这也是为了舒缓远洋航行中的寂寞和焦躁，据说颇有作用。《北洋水师章程》中当然也找不到相关禁令条文。今天刘公岛上最多的动物就是猫，此即历年海军船猫所遗后裔，不乏当年北洋水师的作品。邓世昌带犬上船，实在是再正常不过，指责何来？

    不过，如今就算为邓大人辩驳，又有谁会去听呢？始作俑者亦无须负责，反正邓大人不能来与他理论。浮躁的时代，责人唯恐不深，很多人更愿意听到“秘闻”，这恐怕就不仅仅是邓世昌的悲哀了。

    一次，遇到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先生，他说：“邓大人船上养狗自不稀奇，还有养更奇特动物的，你可知道？——甲午海战中日本海军旗舰松岛号上养的，你猜是什么？”

    “是什么动物？难道养上一头驴？不然何称奇特呢？”

    “他们啊，养了一头大黄牛，而且在黄海海战中被北洋水师给击毙了。”

    啊？真是令人瞠目结舌，日军居然在军舰上养牛，这可真是需要一点想象力的。

    笑是笑了，过后想想，这不会是忽悠大家吧？

    结果，真的在日本的资料中找到了记载——海战到下午两点三十分，中国自制的巡洋舰平远号逼近松岛，用260毫米主炮直接命中其左舷，击中医疗室和主炮之间，当场击毙战位上井手少尉等四名日军——甲板上关在笼子里的大黄牛也被当场炮毙!

    根据日军说明才知道，日军饲养大黄牛不仅仅是当吉祥物，还出于一旦断粮可以吃牛肉的考虑……

    看来，海军在军舰上养宠物还真是言之有据。

    笑过之后，想到了另外一段邓世昌与太阳犬的记忆。邓的女儿认为父亲邓世昌只是严肃而并非没有感情。他平时住在舰上，不在当地置房，但给妻女还有赁屋，并没有到“有家不回”“无家可归”的地步。她常常倚门而望，期待看到父亲归来，而如果远远在威海卫的雾气中看到一人一狗相携而来，那便是父亲回来了——邓世昌每次回家总是带着他的大狗，一人一犬，感情甚笃。

    忽然觉得，邓的女儿那段倚门而望的回忆竟然颇带温馨。

    这却是以前看关于邓世昌的文字少有的感觉。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本文摘自《寻找邓世昌——北洋水师名舰追踪纪实》，萨苏著，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同心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