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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4月15日 星期三

    德国悼念大作家京特·格拉斯

    读书报记者康慨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4月15日   04 版)

        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德国大作家、大知识分子、诗人、画家、《铁皮鼓》(DieBlechtrommel)的作者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京特·格拉斯(GünterGrass,近年多译君特)因肺部感染不治,4月13日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吕贝克的一家医院内去世,享年87岁。

        这消息来得突然。就在3月28日,他还曾前往汉堡的塔利亚剧院,出席并观看了卢克·佩尔策瓦尔导演的舞台剧《铁皮鼓》的首演,并登台与演员一起接受观众的欢呼。

        “他选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去死。”俄裔德国作家弗拉基米尔·卡米内尔告诉德国之声,“春天终于开始了,阳光明媚,一切都绿了——人不该死在这种时候。”

        社民党向格拉斯鞠躬

        联邦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和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当日分别致信,慰问格拉斯的风琴家遗孀乌特·格伦纳特。

        高克总统说,格拉斯的作品是“我国一面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子……在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里,在他的诗歌里,可以看到整整几代人巨大的希望、过错、恐惧和渴望”。十余年来饱受格拉斯攻击的默克尔总理则写道:“随着京特·格拉斯的去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失去了一位我也深为尊敬的艺术家。”

        社会民主党籍的外交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听闻格拉斯的死讯,感到“悲痛欲绝”。社民党主席和联邦副总理西格玛尔·加布里尔则表示,如果没有格拉斯对宽容的呼吁和他介入政治的决心,德国将更为悲惨。“社民党向京特·格拉斯鞠躬。”他说。

        该党前任总书记安德烈娅·纳勒斯也在推特上赞扬格拉斯是一位好辩的知识分子,而这一特点正在从今天的政治生活中消失。

        她没有说错。早在2005年,读书报在报道格拉斯为社民党站台助选的活动时便曾写道,在德国文坛,像他这样积极卷入政治游戏的作家,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少数的,如《明镜》周刊所言:“德国的作家们不是在忙于谈论政治,而是在谈论他们到底该不该谈论政治。”

        格拉斯曾在吕贝克和柏林之间交替居住过多年,吕贝克市为此特建的君特·格拉斯之家,实乃一座小型博物馆。吕贝克市长贝恩德·萨克泽亦为社民党员,他说,格拉斯的过世“是吕贝克的重大损失,也是德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重大损失”。

        改变文学史的酒馆朗读

        瑞典学院院士佩尔·韦斯贝里表示:“我们瑞典学院这些人把他视为20世纪的顶峰。他就是20世纪,最起码是托马斯·曼之后[的20世纪]。”

        1999年,瑞典学院授予格拉斯诺贝尔奖,理由是“他欢闹式的黑色寓言描绘出了被遗忘的历史面目”。

        英国大作家萨尔曼·鲁什迪本周一在推特上引用了英国广播公司宣告格拉斯去世的突发新闻后写道:“非常悲痛。一位真正的巨匠,鼓舞人心的人和朋友。他的鼓,小奥斯卡。”

        鼓和小奥斯卡都出自格拉斯最著名的小说《铁皮鼓》。4月13日,《明镜》再次栩栩如生地回忆了1958年诸圣节周末在阿尔卑斯山阿尔高地区发生的一幕:施瓦泽·阿德勒酒馆内空气污浊,烟雾弥漫,四七社的头头汉斯·韦尔纳·里希特在墙上挂的鹿角下摇响牛铃,提醒成群在座的战后德语文学精英们闭嘴,然后让一位上唇留着海象式胡子的面熟新秀开口朗诵。

        此前常来四七社蹭会的31岁文学青年手拿一大摞不那么“清白”的纸,用精神病人奥斯卡·马策拉特的口吻,大声朗读了《肥大的裙子》和《木筏底下》:“我的外祖母不仅穿一条裙子,她套穿着四条裙子。你不要以为她穿了一条裙子和三条衬裙;她穿着四条裙子,一条套一条,并且按照一定的顺序,每天里外倒换一次。昨天穿在最外面的,今天变成第二层,昨天在第二层的,今天到了第三层。昨天的第三层,今天贴身穿着。昨天贴着皮肤的那一条,今天可以让别人看到它的式样,或者说,看到它根本没有式样。”(胡其鼎译文)

        这是小说《铁皮鼓》的前两章,举座皆惊。里希特说,它“引起了一场旋风”。施瓦泽·阿德勒酒馆内立刻变得闹哄哄的,此时还没成为大出版人的西格弗里德·翁泽尔德极力怂恿里希特马上筹钱给海象胡子发四七社奖,作家们随即开始打电话,四处讨钱。当一文不名的京特站在柜台前痛饮家酿的水果白兰地时,里希特上前告诉他,大伙又给他筹到了五百德国马克。没过多久,五千马克的奖金统统有了着落(胡其鼎说三千马克)。

        战后德国文学的面貌从此改观。1959年,《铁皮鼓》出版,立刻轰动了联邦德国文学界,随即席卷世界,只有民主德国视之为“青春期的”玩意儿和“反动、颓废文学”的例证而拒绝出版,直到1987年才予以解禁。

        胡其鼎在上海译文2005年版《铁皮鼓》的译者序中说,1979年格拉斯访华之前,他已答应翻译此书,但又“巴不得有谁抢在前面译出此书免了我这份苦差。到一九八七年我才译完交稿。一九九零年四月出书……”

        奥斯卡·马策拉特之后

        特别不爱见人的奥地利大作家、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埃尔弗丽德·耶利内克4月13日通过电子邮件告诉奥新社,《铁皮鼓》对她产生过石破天惊般的影响。

        “我认为当时,甚至在看到小说头几页的时候,我就动了自己也能当作家的念头。”她说,“那个时候我认识到,写作不只是讲故事或写东西,而是可以自创规则,服从文本的需要。”

        《明镜》当天也刊文指出,文学史每隔几十年就要重写一次,1958年格拉斯的朗读事件正是这样的一个契机。它标志着战后第一代文学的结束和新一代——京特·格拉斯时代的开始。奥斯卡·马策拉特和歌德的浮士德、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MutterCour⁃age,脱胎于格里美尔斯豪森的《大骗子和游民库拉赤的详尽而又奇特的生平纪实》)一起,成了德国人民心目中最令人难忘的和最为人熟知的文学形象。这个身高只有九十四厘米(后来长到一百二十三厘米)的但泽病人,在文学史上,也在格拉斯漫长的文学生涯中投下了一道长长的身影,很多人认为,他再也没能写出比《铁皮鼓》更好的小说。

        在1995年8月21日的《明镜》封面上,有“文学教皇”(Literatur⁃papst)之称的大评论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一边吼叫着“我亲爱的京特·格拉斯”,一边把格拉斯描写两德统一的小说《旷野》(EinweitesFeld)撕成两半。内页则是他致格拉斯的公开信《不得不说》,从主题、材料、结构诸方面,将《旷野》贬得一无是处。

        “完全是胡说八道!”文学教皇训斥20世纪的顶峰。

        他告诉格拉斯:“在我看来,影响您在80及现今90年代创造力的,不是您的自高自大,而是您没有把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缺乏自信……我几乎明白,您如今更觉得自己是一名绘画天才而非小说作家。”

        赖希-拉尼茨基继续挖苦道:“虽然您是凭一部小说出的名,但您实际上是个讲些小故事的高手。这话我说过快30年了。我以前觉得遗憾的是,您的长篇小说(出色的中篇《猫与鼠》及《特尔各特聚会》除外)整体都不成功,您只是罗列场景或插曲。现在我遗憾的是,在《旷野》中连这些完整的小片段也已经无迹可寻……坦率地说吧,就是对您再有好感的读者也会失去耐性。”(胡春春译文,刊于1999年11月10日的读书报)

        德艺未能双馨

        4月13日,《纽约客》签约作者菲利普·古雷维奇在推特上写道:“京特·格拉斯——从道德角度反思德国纳粹历史的同时隐瞒了他本人纳粹历史的前党卫军变成的作家——死了。”

        类似的无礼评价在格拉斯众多的批评者中并不罕见。

        1927年10月16日,京特·格拉斯生于当年的国联自由市但泽(今日波兰的格但斯克),父亲是纳粹党员。他在“希特勒万岁”的雄壮口号声中长大,先加入希特勒少年队,再入希特勒青年团,十几岁就急着投军报国,为第三帝国称雄世界的千秋基业浴血奋战,结果在德国战败前不到一年,被征入了党卫队。

        他将这段历史隐瞒了六十余年,直到2006年才在自传《剥洋葱》(BeimHautenderZwiebel)中予以坦白,并在文坛和政坛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不过,书中对为纳粹效命的叙述着实不多,虽有忏悔,却远未到声泪俱下的程度;虽有反省,也是一带而过,远不如他对自己前半生性饥渴的分析来得详细而刻苦。但他描写纳粹信仰破灭的过程,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党卫军历史成为格拉斯人生最后九年里抹不掉的污点,不仅严重伤害了他德艺双馨的声誉,甚至大大影响了他在政治领域内的话事能力。

        2012年4月4日,格拉斯在《南德日报》发表诗作《必须要说》(Wasgesagtwerdenmuss),指责以色列秘密发展核武器,引发以色列和德国政界强烈不满,以色列宣布格拉斯为不受欢迎的人,德国社民党也宣布和这位老同志划清界限。

        “京特·格拉斯扭曲了现实。”另一位德国大作家和2009年诺贝尔奖得主赫塔·米勒公开站出来批评他,“在我看来,他在很久以前就失去了道德信誉,因为他将自己效命党卫队的历史隐藏了几十年。”

        去世前两年,格拉斯还用政治诗等武器,向默克尔的希腊政策开炮,称其紧缩计划无异于“饮鸩止渴”,而希腊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他在诗中将昔日的欧洲文明古国希腊称为一个“被判了穷刑的国家”,“欠了钱,光着屁股被人游街示众。”

        2013年大选期间,格拉斯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助选,不讨巧地拿在任总理默克尔在东德时期的历史作为标靶,抨击她做少女时加入过东德的共青团组织——自由德国青年团,结果遭到舆论一致反击。

        “她在自青团期间学会了顺从和机会主义。在[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手下,她学会了怎样弄权。”格拉斯说。

        保守派阵营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怎样回击格拉斯。“那么多人中间,偏偏是京特·格拉斯,一个对自己的党卫军历史保持沉默好几十年的人,如今来批评安格拉·默克尔东德时期的过去?”与默克尔同属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议员埃里卡·施泰因巴赫说。

        格拉斯是社民党长期和坚定的支持者,但并不是一贯如此。事实上,他对该党在两德统一、济贫院、兵役制和对以色列外交政策方面屡屡发表过火的、有时甚至突破党的政策底线的公开批评。

        因此,为了避免与历史问题缠身、且在内政和外交上口无遮拦的格拉斯扯上关系,社民党一度决定,自2013年6月下旬起,不再与格拉斯同台。

        新作6月上市

        格拉斯的出版商格哈德·施泰德尔本周一在哥廷根宣布,去世前几天,格拉斯还在修改新作。书稿现已完成,只待付印。

        施泰德尔说,新作定名《冯内·恩德利希凯特》(VonneEndlichkait,音译,但不确定是不是人名),系一部将散文和诗歌结合在一起的实验作品。

        此书将于今年6月上市。格拉斯本来计划6月12日到哥廷根开一个新书朗读会,现在看来要开成他的追思会了。

        施泰德尔说,格拉斯不仅是作者,还是一位“热情的图书制作人”;不仅对作品的文字稿负责,还一向牵挂装帧设计,并保持着作家和出版人之间的老式传统: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一起去喝白兰地。

        格拉斯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2010年的《格林兄弟的词语:示爱》(Grimms Woerter:Eine Li⁃ebeserklaerung),这也是他继回忆录《剥洋葱》和小说《盒式相机》(DieBox)之后出版的第三部自传性作品。

        尽管诺贝尔奖为他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进账,但他在晚年告诉《明镜》,诺贝尔奖的重要性远远不如出道前在施瓦泽·阿德勒酒馆内得到的那个小奖。

        “1958年的四七社文学奖对我意义更大,因为那个时候我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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