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战国“授田”制是我平生称意事

    虽然秦简中有“受（授）田”的铁证，但公开著文提出战国普遍实行授田制，心中总有点不踏实。我意识到这是个大问题，便去征询我的老师郑天挺先生的意见。郑先生是考证大家，看后即刻表示支持，认为我的文章有根有据，足可成立。

    1971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要讲授中国古代史，用什么作教材呢？难坏了任课教师。想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但无处购买。于是提出自己编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我（助教）被指定为召集人，我的老师教授们都成为我“领导”下的成员。我负责撰写战国秦汉部分。

    写作过程中，遇到土地制度这个大问题，我们面对的是“文革”前的学术积累，不管社会形态与分期如何不同，在土地制度上多数都认定战国是土地私有化时期，小农通过各种渠道成为小土地私有者。土地私有化是当时学术认识的主流。此外还有土地国有的观点，但国有土地是如何经营的，似还没有深入论说。土地国有论，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曾被当作修正主义进行过批判。面对这种学术大局，我如何选择和站队，是一个难题。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就战国的实际而言，说土地主要是私有，感到很难说得通。我倾向土地主要还是控制在诸侯手里，但又不是都由诸侯们直接控制，于是提出了一个土地“多级所有”概念，意在整合土地私有与国有两种理论。诸侯掌控的土地如何运营呢，这是个不大清楚的问题。经过反复分析所掌握的材料，我提出诸侯各国普遍实行着一种“受田”制。学术界过去论证井田或公社，曾承认有“受田”，但只限于西周，从来没有人把“受田”用于战国，认为随着井田制的崩溃或公社的瓦解，到战国已经没有“受田”制了。在写教材时，就自己所掌握的材料，我认为战国时期的土地主要属于诸侯，各诸侯国普遍实行授田的方式，把土地授与农民，于是我大胆地提出了战国普遍实行“授田制”。最初我是在1972年写教材中提出的，1973年铅印的《中国古代史稿》，文中有一段话：

    “封建国家通过‘受田’把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耕耘，农民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兵役。这些农民都被详细地登记在户籍里，并派有专门官吏管理，没有任何行动自由，如逃亡被捉住要施以严重的刑罚。这些编户民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农奴。”

    我的意思很清楚，“受田”是一种社会体系，关涉到赋税、徭役、兵役、户籍和行政管理、人身控制，我得出的结论是，受田制下的农民是农奴。

    写完教材之后，我一直留意战国授田制问题，不断地积累相关资料。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文物》1976年第7期公布了《云梦秦简释文二》，其中《田律》有“人倾刍、藁，以其受（授）田之数”的记录。看到秦简中“受（授）田”，我十分兴奋，给我此前提出的“受田”提供了铁证。随后我就着手撰写《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一文。

    为何把“授田”与“公民”联在一起呢？这要简单说一下我当时思考的问题。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我也开始反省往日的“阶级分析”被僵化的问题。于是，我在教研室提出重新研究古代的“阶级”问题。所谓“重新”，指的是视角从硬梆梆的阶级划分，转向研究社会固有的身份和等级问题。此提议获得同仁们的支持，我找到《南开大学学报》负责人刘健清，说明了我们的意向，立即得到他的支持，同意开辟了专栏。

    我的文章在1977年完成，虽然秦简中有“受（授）田”的铁证，但公开著文提出战国普遍实行授田制，心中总有点不踏实。我意识到这是个大问题，如果考证有误，那就“栽了”。我怕出漏子，便去征询我的老师郑天挺先生的意见。郑先生是考证大家，看后即刻表示支持，认为我的文章有根有据，足可成立，是关涉历史进程中一项大制度的文章，鼓励我不必自我怀疑，要有勇气提出新的见解。我的文章原本是论“公民”，对是否标出“授田制”多少有点犹豫，先生说，一定要标出“授田制”，这篇文章的意义应该在这里！老先生当时已近八旬，看到自己的学生有新的发现，很是高兴。1977年底，我的文章已送学报，文章刊登在《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二期，是专栏的开篇。

    据郝建平《战国授田制研究综述》一文，截至2003年，有几十篇论述战国“授田”制的著作、文章，可见“授田”制的确是一个影响其后历史的大制度，所以，有那么多的学者论证“授田”制。在当时的情况下，连续发表这么多的文章，当然不是对我文章的回应，而是对竹简的反应。当时人们还缺乏知识产权意识，写文章时，虽然关注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在行文中多半阙如，所以，那么多写文章的人，也没有提及我的文章。直到九十年代提出尊重学术史，才被郝建平首先关注，郝文中心问题之一，是考察谁首先提出了战国的“授田制”，根据他的追寻，首先论述战国“授田”制的是我的《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一文。其实应该更早，这不能怪郝建平，他没有看过我们1973年的铅印教材。近年，学者们留意学术史，袁林教授在《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一书中指出：“战国时期的基本土地制度是国家授田制，这一结论已被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所接受，成为研究战国历史的一个新的立足点。”注释说：“最早提出战国授田制这一概念并加以系统论述的是刘泽华《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见《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晁福林教授在《先秦社会形态研究》一书中说：“关于先秦土地制度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初期以来，专家们对于战国授田制曾经给予许多注意，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文中注释说：“有代表性的论著，如刘泽华《论战国“授田”制下的的“公民”》……”，把我的文章列于首篇。

    我在1973年铅印的内部教材中已论及战国“授田”制，早在197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秦简之前。我发现的是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制度，如果学术史的事实无误，这个发现，无疑是我学术生涯中最称意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