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怎样写文学史

    近代国学大师刘师培著作甚多，他去世后友人编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凡74种，1936年宁武南氏刻本），今有影印本（简称为《刘申叔遗书》，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集外著作尚多，被编为《刘申叔遗书补遗》（万仕国辑校，二册，广陵书社2008年版），刘师培全部著作的最新整理本《仪征刘申叔遗书》近年来也已出版（万仕国整理，凡15册，广陵书社2014年版）。

    刘师培的文学史著作以《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最为著名，又《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亦颇重要；此外尚有《中国文学讲义槪略》和《中国文学教科书》也各有精彩，但这后两本书所讲的并非今天所说的文学，《概略》讲的是经学——《尙书》《毛诗》《左传》等等固然也是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但刘师培是当作“经”来讲的；《教科书》则是文字音韵训诂的概论。

    一

    应蔡元培校长的聘请，刘师培于1917年到北京大学教书，在这里他开过四门功课，可惜在两年后的1919年11月20日，他就死于肺病了。《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原是刘师培为北京大学“国文门二年级”学生编写的讲义，他死后不久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发行，初印本版权页署“中华民国九年（1920）六月”，封面及书口皆题“中古文学史”，而正文第一页则题“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此书的出版显然带有纪念的意思，可惜这个初版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错字甚多，这当是因为作为遗著出版得相当匆忙，没有经过认真审校，也同刘师培的手稿难以辨认有关。此书后来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列为第七十四种即最后一种，错字有所减少。

    《刘申叔先生遗书》印行时，蔡元培为作《刘君申叔事略》，着重介绍刘师培在北大讲课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形，对他治学之勤敏也予以充分的肯定，文末感叹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据听过刘师培讲课的学生冯友兰说，刘师培老师“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5页）；但另据同事周作人说，刘师培学问很大，而写字很不讲究，甚至“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似的，而且不讲笔顺……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版，第480～481页）。另一位当年的学生杨亮功则回忆说，刘师培上课时两手空空，而竟源源本本，滔滔不绝，只是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转引自万仕国《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263页）这样的稿子排起字来就难免会错字多了。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最大特色，是花很大的力气辑录排比当年的评论资料，用古人的观察来叙述这一段文学史，并由此而得出一系列简明深刻的结论。例如关于建安文学，这里根据“史乘群书之文涉及文学变迁者”，得出如下的结论：

    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殆及建安，渐尚通脱，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徘词（见杨赐《蔡邕传》），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

    他总结得非常深刻到位，后来被广泛接受，特别是清峻、通脱这两条。

    关于南朝的文笔之辨，前人议论颇为纷纭，刘师培作了长篇辨析，细致地说明其区别之所在，但又补充指出道：

    当时世论，虽区分文笔，然笔不该文，文可该笔，故对言则笔与文对，散言则笔亦称文。据《陈书·虞寄传》载衡阳王出阁，文帝敕寄兼掌书记，谓“屈卿游藩，非止以文翰相烦，乃令以师表相事。”又《梁书·裴子野传》谓子野为喻魏文，武帝称曰：“其文甚壮。”是奏记檄移之属，当时亦得称文。故史书所记，于无韵之作，亦或统称“文章。”观于王俭《七志》于集部总称“文翰”。阮孝绪《七录》，则称“文集”。而昭明《文选》，其所选录，不限有韵之词。此皆文可该笔之证也。

    明白这样的惯例，则不至于产生疑惑和误解。刘师培对中古的材料极其熟悉，分析亦客观而深入。在另外一些地方，书中虽未尝提出如此明确的结论，而他本人的意见即已寓于其中。这部讲义曾经得到鲁迅极高的评价，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中说过：“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后来他又在1928年2月24日复台静农信中说过：“中国文学史略，大概未必编的了，也说不出大纲来。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此后曾多次重印，这些错字已陆续得到订正。

    二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是刘师培讲中古文学的一份记录稿，记录整理者是他当年的学生罗常培。此书于1945年11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为《现代学术丛书》之一。书前罗常培《弁言》有云：“曩年肄业北大，从仪征刘申叔师（师培）研治文学，不贤识小，辄记录口义，以备遗忘。间有缺漏，则从同学天津董子如（威）兄抄补。两年之所得，计有：一、群经诸子，二、中古文学史，三、《文心雕龙》及《文选》，四、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四种。日积月累，遂亦裒然成帙。惟二十年以来，奔走四方，未暇理董，复以兴趣别属，此调久已不弹。友人知有斯稿者，每从而索阅；二十五年秋，钱玄同师为南桂馨氏辑刻《左盦丛书》，亦拟以此入录，终以修订有待，未即付刊。非敢敝帚自珍，实恐示人以朴。及避地南来，此稿携置行箧，朋辈复频勖我订正问世。乃抽暇誊正，公诸世人，用以纪念刘、钱两先生及亡友董子如兄，且以质正于并时之治中国文学者。”因为此书是刘师培四种“口义”的记录稿，所以他将《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称为“左盦文论之四”；此外他又曾发表过刘师培关于《文心雕龙》的部分“口义”。

    记录本《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在下列四个方面给予读者很大的启发：

    首先，这里介绍了研究本阶段文学最基本的资料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刘师培说：“此书于隋以前文，裒集略备，除史传序赞外，百遗二三。且断代为书，览诵甚易。故凡治一代者固不可少此书，即专治未有专集之各家者，亦应以此书为本。”按严氏的体例，不收史书，而按萧统的意见，历史书的一部分应视为“文”，他说“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文选序》）刘师培要讲汉魏六朝专家文，自然也包括史书之赞论序述，而且他认为作为记叙文，这一时段出现的几部史书：《史记》《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后来合称“前四史”）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汉书》和《后汉书》都收录了不少前人的作品，但往往有所改动；刘师培指出从这些地方最容易看出班固、范晔本人为文的水平，关于这一阶段文学的基本分期，刘师培提出一个六分法：

    自两汉以迄唐初，文学断代，可分六期：

    一、两汉此期可重分为东西两期，东汉复可分为建安及建安以前两期。

    二、魏 此期可专治建安七子之文，亦可专治王弼、何晏之文。

    三、晋宋 此期可合为一，亦可分而为二。

    四、齐梁

    五、梁陈 梁武帝大同以前与齐同，大同以后与陈同，故可分隶两期。

    六、隋及初唐 初唐风格，与隋不异，故可合为一期。

    这里除个别提法略有疑义（例如建安七子在曹魏政权建立以前均已谢世，所以在魏这一期之下应当说“此期可专治竹林七贤之文，亦可专治王弼、何晏之文。”）之外，大体甚好；虽然刘师培基本按王朝分段，但也有不尽如此者，例如他特别提出梁之大同（535～545）前后文学方面有比较大的变化，即为见道之论，因为到这时候许多老一代作家以及昭明太子萧统都已经去世，梁武帝萧衍也老了，文坛以萧纲为盟主，大同以后与陈几乎全是宫体的天下，不再有先前那种比较多元、比较丰富的局面了；又刘师培将初唐与隋划归一段，也是非常深刻的观察，亡国之君隋炀帝和一代明主任唐太宗尽管为政风格完全不同，而写起诗来皆为宫体，陈朝的宫体遗老在隋及初唐活跃了很长时间，正是这些大人物主导了当时的诗坛。诗风的改变要到武则天以后，要到盛唐。但是按王朝为文学史分段具有顽强的惯性，所以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里将齐梁与陈划为两段，并没有标举梁之大同的分水岭意义。

    第三，书中提出了研究中古文学的几条原则。

    例如，“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这是因为汉魏六朝去今已远，作品散佚严重，只有当时的人才能看得比较完全，“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更具体地说：“建安七子文学，魏文《典论》及吴质、杨德祖辈均曾论及，《三国志·王粲传》及裴松之注亦堪参考。至于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所见汉魏两晋之书就《隋（书·经籍）志》存目覆按，实较后人为多，其所评论迥异后代管窥蠡测之谈，自属允当可信。譬如《史记》全书今已不传而惟存《伯夷列传》一篇，后人若但据此篇以评论《史记》列传之体，岂如当年曾见全书者所论为确耶？”应当特别重视“当时人之批评”这一点，可视为研究古代文学的重大原则之一。刘师培又指出“研究文学不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一个作家难免会受到他出生与成长之地的影响，包括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熏陶，但这一点弄不好就会被夸大。文人流动性往往比较强，他后来很可能生活在别的地方而且不止一处，接受过更复杂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熏陶，何况中国统一的时间比较长，大的文化环境往往相差不大，于是作家的籍贯对他的影响这一条就不能作太高的估计。

    刘师培又很强调研究文学须注意学术思想对创作的影响，其说具见于“论各家文章与经子之关系”一节。在古代，学术与文学关系往往比较密切，那些横跨研究与创作两界的人物尤其是如此。刘师培出身经学世家，对诸子的研究也很深，所以他研究文学从来不单就文学论文学，而能打通四部。

    第四，这里讲明了文章学的许多规律和奥妙。《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一书的大量内容，与其说是评论作家作品，不如说是研究文章的写法，按现在的知识分类来说，属于文章学的范畴。现在我们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可以根本不会写文言文特别是骈体文，而这在一百年前乃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刘师培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总结了许多写文章的规律和奥妙，这只须看下列几个标题就很清楚了：《论谋篇之术》《论文章之转折与贯穿》《论文章之音节》《论文章宜调称》，如此等等。研究文学的著作中包括文章学的内容，是古代的一个传统，例如《文心雕龙》一书中就有大量的文章学成分，以致曾经有人特别强调其为文章学专书，不承认它是一部理论批评著作。古今知识分类的办法不同，如果缺乏通识，很可能就此缠夹不清。研究中古文学，应当包含一条文章学的思想路径。

    三

    《中国文学讲义槪略》一书也是刘师培在北大时的讲义，今存上海图书馆藏残本，今已收入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广陵书社2008年排印本），又有单行本（广陵书社2013年版，后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论文杂记》）。

    此书底本无版权页，版心标“中国文学槪略”，注明“文学门一、二年级”，下有“刘申叔编”（《目录》标为“刘申叔讲”）。据《目录》，其内容包括：《尙书》《毛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国语》《三礼经记》《诸子》《楚辞》《国策及周秦杂文》计七部分。上图藏本缺《诸子》《楚辞》及《国策及周秦杂文》三部分。

    据书前说明，这一部分内容的讲授时间计90小时，而其内容大体相当于罗常培所说的四种“口义”之一的群经诸子；只是由于诸子部分亡佚，于是只剩下群经，具体地说，包括《尙书》《毛诗》《左传》（附带地讲到《国语》）和三《礼》。只有《易经》没有讲到。

    关于各部经典，刘师培的讲课大抵分两个层次，先讲概况，然后讲具体作品，例如《尚书》，先讲《尙书》槪要，然后选取《尧典》《甘誓》《盘庚（下）》《高宗肜日》《大诰》《文侯之命》等六篇，加以诠释讲解，帮助学生读通原文，做到训故昭明；至于更深入更专业的问题，例如典制不同、文字互异之类，建议学生参考经学史上的著作，在这里无从深入解决。现在讲文学史也大抵采用先概说后作品选这样的顺序，这个模式正是从他那里来的。

    仪征刘氏是研究《左传》的著名世家，刘师培本人对《左传》也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这一部分概论多有高见，其中猛攻杜预，维护汉儒贾（贾逵）、服（服虔），完全是一派古文学家的派头。这些内容，大可以同他在《经学教科书》里的论述结合起来读，他在那里写道：“治《左氏》者，自顾炎武作《杜解集正》（按当作《左传杜解补正》），朱鹤龄《读左日钞》本之。而惠栋（《左传补注》）、沈彤（《春秋左传小疏》）、洪亮吉（《左传诂》）、马宗槤（《左传补注》）、梁履绳（《左传补释》）咸纠正杜注，引申贾、服之绪言，以李贻德《贾服古注辑述》为最备。至先曾祖父孟瞻公作《左传旧注正义》，始集众说之大成。”（第一册第三十三课《近儒之〈春秋〉学》）举出自家祖先刘文淇（字孟瞻，1788～1854）来相当自豪，这是有根据的，刘氏家族子孙几代人相继从事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代表了清代《左传》学的最高成就（参见顾农《刘师培和他的〈经学教科书〉》，《中华读书报》2010年5月12日《文化周刊·出版史》）；刘师培的家学渊源也确实深厚之至。

    四

    《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作为刘师培遗书之第七十一种列入《刘申叔先生遗书》；这份教科书原拟安排十册，内容几乎包括文字学、词类学、语法学、写作学、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作品选。刘师培写道：这部新编教科书“先明小学之大纲，次分析字类，次讨论句法、章法、篇法，次总论古今文体，次选文。”（《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序例》）那时的知识分类同现在不同，“文学”一词包容甚广。其实就是到鲁迅写《汉文学史纲要》的时候（1926年），也还是从文字学写起，同现在的办法很不一样。

    刘师培的这部教科书现在只能看到第一册，凡三十六课，内容“以诠明小学为宗旨”也就是一部文字音韵训诂概要，他在序例中指出“自篆文易为隶书，然后字失其形，故此编于字形之变迁，记载特详细。”到文末又写道：

    此编于古今音读训诂之学，各分条例，有为近儒所已言者，有为近儒所未言者，非惟为国文入手之阶梯，且为读周汉古书者之门径。昔休宁戴氏（戴震）有言：“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于小学文字者也。”又曰：“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我心自然之义理乃因之以明。”嘉定钱氏（钱大昕）有言：“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盖不通小学不能读古书，不读古书奚能工文？故此编所列为读古书之门径，实则工文词之基础也。若以深文奥义目之，岂其然哉？

    刘师培坚信乾嘉汉学所主张的由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入手，真正读懂儒家经典的治学道路是唯一可行的正确道路，其文学教科书也自然从这里写起。尽管他的这本教科书同他的《经学教科书》一样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仍然能够给予今天的读者有益的启示。

    当然，现在学科分类比那时细化多了，文字、音韵、训诂一类学问另行处理，文学史著作就不谈这些了。但这些知识仍为研究文学史所必备。

    自清代乾嘉以来，扬州学术相当繁荣，道光以后继续向前发展，形成一大流派，史称扬州学派。该派讲究求实创新，兼顾宏观微观，且能吸收海外新知，在学术史上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刘师培为该派重要传人，李详（1859～1931）《药裹慵谈》卷三《论扬州学派》历述该派源流，文章的后半写道：“光绪以来，唯仪征刘氏，尚守先人矩蒦，其余五县两州，未能有奋自树立，毅然以前辈为师者，盖骛于功令文字，冀其速化，为书院院长者，率多巧宦隳官，据为窟穴，本无学术，不知提倡，谬种流传，递扇无已，禄利之途广，苟简之习成，凌夷衰微，遂有今日不绝如线之势……追念扬州学派，昔为人所颂者，今且一蹶不振，前贤可伤，后者难继，余综其始末陈之，未尝不为之长太息也。”然则刘师培可谓扬州学派之后劲，而李详则力求其复兴者也。

    刘师培创新意识很强，他的著作包括教科书、讲义在内，多有“有为近儒所未言者”。他留下来的丰富遗产，有待进一步学习和思考，作为今天发展创新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