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略古法生新奇

    王宇根教授的《万卷：黄庭坚与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Ten Thousand Scroll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Poetics of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NorthernSong,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1，中文本：三联书店2015年1月版），在印刷文化的视野下，以思辨性的讨论，对黄庭坚和北宋诗学，做出了新的观察。

    黄庭坚的创作与诗学，存在于北宋书籍刊刻流通逐渐兴起的环境中，以往的研究，虽然对宋代印刷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做过思考，但是以聚焦的方式来揭示山谷诗学与印刷文化的内在关联，则尚付阙如。《万卷》的观察视角，无疑受到近十几年广受关注的物质文化研究的影响，但具体着眼点则颇为独特。对书籍抄写、刊刻、流通等物质存在形态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近些年的代表性研究，多是从书籍复杂的版本形态入手，通过对不同版本形制、内容的比勘，以及对版本形态历史演变的调查，揭示文学作品抄写、刊刻、流通的复杂状态，反思文学创作与接受的复杂层面。北美学界颇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如蔡九迪、刘禾主编《中国的书写与物性》（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3，Writing and materialityinChinabyJudithZeitlin&LydiaH.Liu）、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倪健《发于言、载于纸：唐代诗歌的制作与流传》（哈佛大学出版社，2010，Manifest in Words,Writ⁃ten on Paper：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 by Christopher Nugent）等，都呈现出这样的思考侧重。

    但《万卷》并未依循这些通行做法。这从它选择北宋后期作为研究对象，就可见一斑。书籍的刻本印刷虽然在北宋逐渐兴盛，但目前传世的北宋刻本十分稀少，并不很适合做立足版本等物质形态的研究。然而，《万卷》“关注的主要对象不是印刷和印刷文化本身，而是印刷的使用和印刷文化的产生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来讲，是“对印刷的‘阐释学’回应，亦即文本数量和种类的急剧增加如何激烈地改变着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和消费，并因而间接地改变着作者的写作态度和写作方式”。（P5）《万卷》认为，黄庭坚及其同辈，正是被印刷文化所培养的第一代成熟读者，而观察印刷文化兴起的北宋，而非这种文化非常成熟的南宋，恰恰可以更便于观察印刷文化对士人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要揭示“印刷文化”之于文学的这种更为内在的影响，需要许多新的探索，而《万卷》则是通过对山谷诗学的深入把握来打开思考的空间。山谷诗学与黄庭坚这一诗学主体有深刻的联系，以往“印刷文化”视野下的文学讨论，对文学作品之“作者”的关注，是比较薄弱的。倪健（ChristopherNugent）在其著作中，就曾提到，他的研究接受了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不认为“作者”对作品的意义有最终和最高的决定权。（前引倪著p7）这的确可以深化我们对于文学生成与传播之复杂性的认识，但也会降低人们对“作者”研究的重视，如果由此对“作者”消解过甚，也会走向另一种片面；特别是对于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上的大家，完整而深入地理解其主体内涵，无疑非常重要，而黄庭坚的情形亦正是如此。在全书五章的篇幅中，《万卷》用三章分析黄庭坚诗学的形态，努力获得完整而内在的理解，勾画其神髓，这种“知人”的努力，无疑可以使“印刷文化”视野下的文学观察，更为丰满和深入。

    书中更吸引人的，则是在山谷诗学研究中所体现的思辨之力。作者无意于单纯描述黄庭坚诗歌的创作面貌，归纳其诗学思想的具体表述，而是着力思考黄庭坚的诗学认知。具体来看，全书的思辨性表现为“追问”和“辨析”。作者从“法”切入对山谷诗学的思考，并通过层层追问，揭示出“法”之于山谷诗学的核心意义。

    黄庭坚崇尚诗法，对此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以往关于山谷诗学的讨论，也基本是从创作论的角度，将“法”视为写作的方法、规则，对句法、篇法等问题做具体的梳理。《万卷》没有停留在创作论层面，而是继续追问，“法”究竟是什么？对于黄庭坚的诗学，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万卷》指出，“法”对于山谷诗学，不仅仅是创作论意义上的方法、规则，它更首先是诗的根源与本质。在黄庭坚看来，诗的创作不是来自“言志”的需要与“物感”的触动，而是“法”的产物。正确的“法”，决定了成功的写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万卷》认为，山谷诗学不再认为诗人掌握着绝对主动性和创造性，其角色更多地是法与规则的追随者。如果掌握了正确的“法”，任何诗人都可以自如地创作。这似乎又从新的角度，呼应了印刷文化研究对“作者”的独特认知，然而，“法”何以对诗有如此的意义，就要回到更根本的问题：“法”究竟是什么。

    《万卷》从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角度出发，对“法”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做了探寻与梳理，认为山谷诗学中的“法”，具有三个层面：其一，在最核心也最技术的层面，是指支配诗句创作的特殊创作技法，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句法”；其二，法不仅仅意味着特殊的创作技法，更是可以被普遍运用的方式方法，这一层面接近西方意义上的“方法”概念；其三，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法”意味着“指导原则，一般的实践之法，真实的终极实在”。在这个意义上，“法”与理学所说的“道”、“理”等概念，在意义上出现了重合（P37）。

    这三者，将“法”从创作方法的意义，推进到世界终极实在的层面，而《万卷》进一步指出，与同样关乎终极实在的“道”与“理”不同的是，山谷之“法”更强调实践，在内涵上更强调“模式”(model)与“标准”(standard)的含义。“法”强调对事物的塑造与成就，史华兹（BenjaminSchwartz）就指出，中国古代法家谈论“法”作为范式(model)与标准(standard)，常常是将其视为塑造行为的一套模式(pat⁃tern)。（Benjamin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China. Cambridge,Mass: 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P321）在法家看来，“法”是依照合法的模式，对人的“重塑”。《万卷》认为，山谷诗学追求遵循法度以成就佳作，与“法”的依法塑造之义颇为吻合。因此，“法”不仅决定了诗的根源，也决定了诗的创作方式，创作目的以及创作结果。

    追问至此，《万卷》已经就“法”的内涵，以及“法”之于山谷诗学的意义，提出了很有启发性的看法；然而它进一步追问，在山谷诗学中，“法”何以拥有了与“道”、“理”相一致的终极性含义？由此，《万卷》聚焦于北宋印刷文化与山谷诗学的内在关联，指出印刷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士人的阅读与思考方式，宋代士人对终极的“道”与“理”的追寻与探索，与其书本经验、理性知识的显著增强，以及由此带来的思考方式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传统的研究也关注到宋代书籍刊刻对士人的影响，但主要着眼于书籍流通便利对士大夫知识素养的提升。《万卷》则更进一步指出，书本的易得，改变的不仅是素养，更是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一点，十分类似当前的数字化浪潮，文献数字化后所具有的流动性与开放性，极大地改变了人与世界的认知图景。在刻本印刷流通逐渐兴盛的北宋，这种冲击同样巨大。《万卷》多次在书中提到当前的数字化潮流对自己思考北宋印刷文化的影响，这显然不是简单的以今类古。

    在对山谷之“法”的终极意义进行追问的同时，《万卷》还以“辨析”之力，对“法”之于山谷诗学的核心意义做出揭示。中国古典的思想形态，往往不是以新旧彻底断裂和否定的方式来展开，而是具有兼容合和的特点，研究者倘若不能深刻辨析其理论侧重与用心，就会变成一种面面俱到的乏味论述。《万卷》对山谷诗学的覃思，就是要辨析其与成说习见的差异。例如，苏轼追求自然，而黄庭坚也讲“不烦绳削而自合”。但《万卷》认为，苏轼对自然的追求，更多地表现出基于传统趣味对新潮流的抵制，而黄庭坚则是要在深于“法度”的基础上实现自然。对于黄庭坚来讲，“法”本身并无问题，失败的创作来自对“法”不正确的运用。作为诗之根本与终极存在的“法”，在山谷诗学中不会被否定，因此它所追求的“不烦绳削而自合”，就显然不是对传统自然观的简单重复。黄庭坚强调诗歌才华的养成，这也不是对孟子、韩愈养气说为代表的传统认识的重复，而同样渗透了对“法”的思考，需要依靠广泛而深入的书本阅读来实现，这也更进一步凸显了在印刷文化背景下理解山谷诗学的重要意义。

    阅读全书，犹如食橄榄，虽不流畅，但颇有回味。书中不满足于描述而做出的终极追问，细入毫发的辨析，聚焦差异而绝不含混笼统的思考，都很见思辨之力。作者强调“法”的意义，以至于在山谷诗学的所有层面，几乎皆着“法”之色彩，这或有片面之处，黄庭坚对情性、自然、寄托等问题的看法，是否还有更丰富的内涵？北宋印刷文化所带来的书本经验与理性认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士人的思想世界，这些都可以再做分析。只是，新的思考，同样更需要深刻的思辨与领悟。

    与一种仿佛穷尽对象所有真理的研究不同的是，《万卷》更像一位在行进中的思想者，或许是作者对黄山谷身心沉浸已久，其艰苦运思之处，真有山谷“用工深刻”的神韵。在这里，作者的具体观点是否可以“论定”，似乎已然退居其次，而他覃研与精思的追求，更久久令人回味。